根岸智代
序言
胡适（1891―1962），曾于1933年3月发表了题为《日本人该醒醒了》的论文。在当时的日本自由主义者中，有人主张道：要解决“中日问题”，则日本必须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胡适对该主张产生了共鸣，正是本文的动机。
胡适在论文中这样写到，“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倒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问题的解决只有越离越远的”。同时还写到，“这都是日本的人民与政府不可不觉悟的事实”。“日本的真爱国者，日本的政治者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也就是说，他该篇论文的主张在于：日本应该停止对中国的侵略。
论文发表后的1933年5月，中日缔结塘沽停战协议。该协议的签订表面上给华北带来了暂时性的“和平”。1935年7月17日，胡适接受了室伏高信的访问。室伏高信向胡适提议，建议他写一篇以“告于日本国民”为题目的文章。胡适接受了这个提案，但因其当时非常忙碌，接受提案后3个月仍未开始动笔。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这种文章实用性尚抱有疑问。但胡适最终在同年11月公开发表了题为“敬告日本国民”的文章。该文章的日文版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之上。室伏高信后来发表了“答胡适之书”，二人的论争及与之相关的议论一直持续到1936年3月。而在之后的1936年8月召开的第6次IPR（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玉斯美脱会议上，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的胡适又与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展开了另一场论争。
以上简单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适与日本知识分子间的论争。本文将聚焦于这些论争，来考察其中的意义。一般来说，论争是现实社会的反映。而论争本身并不能推动现实社会的改变。但是，论争能让当事者及受到论争触动的人更加深刻并正确地认识现实。后面将会叙述到，室伏高信和芳泽谦吉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但从结论上来说，纵观直至今日的中日关系史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反驳只是政治上的狡辩。这种政治上的狡辩导致当时的中日关系在政治上进入了异常的紧张状态。这一切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本文将对胡适所参与的“中日关系”论争进行分析，来考察抗日战争前夕中日两国间政治紧张的内幕。
一、胡适与室伏高信1935年到1936年的论争
1935年胡适与室伏高信的论争，始于1935年11月24日刊登于《独立评论》第178号上的胡适《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胡适在文中写到“我十分诚挚的恳求日本国民不要再谈‘中日亲善’这四个字了”。同时还提出了三点希望：1、在谈“中日亲善”之前先解决“中日仇恨”问题。2、勿要轻视了四亿人的民族仇恨心理。3、日本国民须珍惜本国曾经的伟大业绩与将来的前途。还使用了“悬崖勒马”一词，从中日关系的危机状态出发，表明了要求日本即时停止侵略的主张。文中还写到“如果这个四亿人口的国家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终有不顾一切，咬牙作困斗的一天。”提示了中国方面也有忍耐的极限。并表明了当中国无路可走之时，将会决意抗战到底。
室伏高信在1935年12月8日的《独立评论》第180号上发表《答胡适之书》。提出了以下观点。1、日本的对华政策“确实不够充分”，但中国对日本的理解也是不够充分的。2、中国虽一直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对抗日本，但中国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英国而不是日本。室伏高信在文中指出“贵国与日本之间，非恢复到相互信赖，相互援助不可，这是我信而不疑的”。还表示他非常理解胡适“不希望日本国民妄谈‘中日亲善’”的心情。针对胡适“悬崖勒马”的忠告他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一点，也是以充分的敬意，听你的忠告”。而针对“有为日本不堪深忧”的忠告，他则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日本人有视邻人的忠言为神宣的精神准备与训练及度量。”并表示理解称“日本现在已到了应深自慎戒的时候了。”但室伏高信还写到“虽然对于贵国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贵国加以认识”。以此谴责中国领导人怠慢了对排日运动的镇压。而因在西化过程中，日本与中国一样存在针对传统文化的偶像破坏运动，他便写到“贵国有过排儒运动，这是我们很知道的”。以此强调同是东方人的立场。在文章的最后，室伏高信还把英国提出来说“中国的敌人，是日本还是英国？应该是日本还是英国”并提出建议说：“日本与中国，日本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握起手来，努力拥护东方的自由，东方的遗产与东方的文化，进而将世界史的舞台，迁到我们东方的世界上来吧”！
以上引用室伏高信的文章中，有称赞、有共鸣、有辩解、有建议、同时也有谴责。近年研究者袁咏虹和罗福惠，对室伏的主张进行了如下分析：显然，室伏高信在反对西化，维护东方文化的大旗下，消解了日中两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界线，所以不仅是西化派的胡适，就是中国的东方文化派人士恐怕也难以苟同室伏的观点和态度。而笔者也同意室伏试图通过列举“东方文化”的共通性来隐藏现实政治上的矛盾这一分析。
胡适随后在12月8日的《独立评论》第180号上发表《答室伏高信》进行反驳。胡称“可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也许在那拥护东方遗产的大旗下做出一些自相残害的丑态来，贻笑于全世界”。以此批判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胡适针对之前室伏高信的主张提出了如下反驳：1、“以夷制夷”是各个国家常在采取的方针，中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国家结成友好关系抑或敌对关系。2、1927年汉口协议签订后，中国“仇英的心理渐渐转过了”。3、在强国乘着本国的弱势进行攻击并埋下仇恨的种子这种状态下，政府根本无法引导民众去产生什么真正的友情。
袁咏虹与罗福惠分析道：对胡适来说，“当时中国的敌人应该是日本还是英国，就不用明言了”，“通观胡适的这封复信，虽语气很委婉，但全文基本上是对室伏来信的反驳”。
室伏高信于1936年2月发表了《再答胡适之书》。室伏在对胡适和陶希圣提出的“真实的言语”表示感谢的同时，还提到“好像有些地方对于我的旨趣还有误解”，并作出了以下辩解：1、日中关系虽然恶化，但并非让人绝望的。2、日本天皇应该不会允许日本发动战争。3、在日本国民是追求和平的国民这一前提下，他们将拥有不屈服于军部，反对发动战争的力量。在当时那样的状态下，室伏高信仍旧坚持日本的行动并非侵略，认为只要中国的政治家将中日关系理解为西欧帝国主义的产物，中日关系便能得到改善。他说“贵国民与日本国民携手而立于世界舞台上的时候一定要来的”。仍旧强调中国的敌人并不是日本。胡适对该文章没有做出回应，因为他已经对室伏的辩解感到厌烦。他在北京基督教团体“北平兄弟会”1936年2月17日举行的“内部谈话会”上，提出了以下的严厉见解：“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伟大到足以承担对日和谈的重任，没有一个政治家的才能伟大到足以与日本进行堪称体面的和谈。我不认为日本有足以胜任与中国进行能为中国人接受并给我们带来十到十五年和平的和谈的政治人物”，“天皇拥有宪法赋予的可以改变政策的特权，但我不相信目前的形势能保证该项特权的使用，因为一直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可能性，那也许会招致（对天皇的）反叛”。这既是非常冷静的对日政治分析，也是对室伏高信主张的全面否定。
以这次论争的舞台――《独立评论》（1932年5月25日创刊）为代表的中国言论界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承认国家的自立必须以“抵抗”作为“政治基本纲领”。这个发展的过程将在以下史料进行考察。
二、“胡适与室伏论争”的政治反响――1935年末到1936年4月
1935年12月22日，在日本留学中的向愚在《独立评论》第182号上发表了《读室伏高信答胡适之书》。他对胡适的意见做出了如下评价“立刻感觉到胡先生所说的话是中国四万万民众想说的话，是四万万的中国民众的心理的反映”。同时还写到“笔者抱了期待的态度去读他”。对室伏高信的文章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对室伏高信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于他肯撇弃优越感，平心静气的考量中日两个民族的将来”，“他对于胡先生所指摘出来的日本的错误充分的承认，对于胡先生的忠言表示接纳，所以他深信‘中国和日本之间，非恢复到互相理解，互相信赖，互相援助的地步不可’”。
向愚在日本经常亲身体验针对中国人的“侮辱”。上文中引用的是他对室伏表示的些许同感，但实际上，对于无法虚心听取胡适意见的室伏，向愚是非常失望的。因此他对室伏提出了以下四点批判：1、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仇恨”想法的是日本。
2、日本分明已有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却仍用“中日亲善”来蛊惑民众。
3、日本阻止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4、日本主张英国才是中国的敌人，并试图以此来抹消自己的侵略行径。向愚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只要一日处在被侮辱的现实当中，“中国的领导者们缓和及启导民众实现中日友好”就是不可能之事。
1936年1月5日，陶希圣在《独立评论》第184号上发表《国际均整与中国的生命》。他提到“这三十六年间，中国没有利用国际均势，更谈不到‘以夷制夷’”。以此否定了室伏高信的见解。并论称，正因为从国际上解决中日问题存在困难，中国才兴起了试图由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民族运动。同时还支持了胡适的发言。
周毓英也于1936年1月5日在《中外问题》上谈到：室伏高信的见解与日本军部相同，认为必须由日本来作出实现和平的努力。该刊物还登载了名为《胡适之之新头衔》的文章，其中写到“胡适之应室伏高信之请，写一给日本国民的公开信，登载日本中日评论杂志，其间最足以使人深省的一句话，即请日本人以后勿再对中国谈亲善。今番北平学生请愿，某日本报称胡实为总指挥”。这篇报道所表达的意思是，北平的学生们都在称赞胡适。
四日后，王醒魂在《独立评论》第187号上发表《我对于二次大战的观察》。文中写到“中国在战争期内，不能旁观，必须以行动取得独立的光荣。在战争期前，不能坐待，必须集合全国国力，以作有效的准备”。以此呼吁民族统一，政府统一。
如上所述，以“救国”“抗战”为实现国家自立的基本方针这一共通意识，已经在中国言论界逐步成型了。就在此时，日本爆发2？26事件。对此1936年3月8日《独立评论》第191号预测，事件后日本政治将被军人支配，并评论说要想沿袭冈田启介内阁的政策想必是件难事。
胡适本人也这样说道：“如果日本的人民经过这回大教训之后还没有能力制裁少壮军人的干政，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日本国民必要走上自焚的绝路。”但是，他之所以在话中带上认为军部以外的势力有能够制裁军部的可能性这一见解，其中也包含了对室伏高信照顾。胡适在之后的第192号的编集后记中写到2？26事件时这样说：“在日本国民遭遇了上月底的惨剧之后，我们更抱着同情的希望，希望室伏先生的预言能早日实现”。对中国言论界而言，2？26事件以后，指向“救国”的思想变得更加明确了。
1936年1月，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上发表《对华三原则》。此后，胡适对《对华三原则》表示批判，并在4月19日的《独立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其内容归纳为以下七点。
1、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和非战区域。
2、承认“何应钦协定”无效。
3、放弃1901年辛丑条约及平津铁路地段驻兵的权利，撤出关内屯驻的日本军队。
4、承认察东协定无效，撤出察哈尔境内的“满洲国”军队。
5、禁止在华北各省和福建省内的自治活动。
6、取消领事裁判权。
7、统一外交。沈惟泰也在5月31日的《独立评论》第203号上批判日本擅自将中国不承认的《对华三原则》当作既承认事项。
然而言论界除了对日本的批判外，还存在对胡适对日政策的批判言论。张秋山在4月18日的《永生》杂志上发表关于胡适《对华三原则批判》的文章，认为如今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胡适所提出的7个条件的。同样在该杂志上方直批判道，胡适的说法并非代表了中国民众和学者的意见，而是一种过时的说法。方直还主张，今后不该停留在胡适所讨论的那个次元当中，而应该把运动指向“武装自卫战争”。徐日洪在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中指出胡适的7个条件中“竟无一条涉及我们那被侵占了的东四省（被并入满洲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并批判道“东北四省事件的解决，可说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徐日洪的理论中明确表示“东北问题”在中国政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当时胡适对这一言论采取了不予明言的立场。
如上所述，在与室伏的论争中，多数意见是支持胡适的。但针对胡适所发表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则存在着批判的论调。当时中国言论界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救国”为方针的基本纲领，因此，为了对抗“满洲事变”以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将“武装自卫战争”纳入考虑范畴的政治观点的出现已经不可避免。
三、玉斯美脱会议上的“中日论争”
1936年8月15日，第6次太平洋国际会议在美国玉斯美脱国立公园内拉开帷幕，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该次会议。他在8月24日的中国问题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之再建”的演说。胡适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三个局面上的再建设，即：第一、国民统一的经济基础构筑。第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第三、更加适应新世界的文化生活的再建。最后他还说道：“我们的再建是在国际化的基础上推进的”，“但日本却再三妨碍这项事业。我们曾经寄予期待，认为能够给予我们同情的理解与友情援助的日本，却是对中国再建事业的最大障碍”。胡适指出，日本利用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和热河入侵制造出战争状态，藉此妨碍再建事业的进行。并批判其在“1934年天羽英二声明”中对中国与他国的合作进行恐吓，认为日本反对一切可使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政府。
胡适在玉斯美脱会议开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到：“现时的一切动作都是为战争做准备。即将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将会比1914年那场大战更为惨烈”，（1936年8月15日，NorthChinaDaily报道）。该报纸在题为“远东战争无法避免――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看法悲观”的报道中公开了上文中胡适的见解。胡适在中国问题部会中也作出如下主张，即“中国要放弃一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拱手待毙吗，当然不是。我们将会继续建设家园秩序的工作。并且，在万不得已时，为生存而战”。强调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将做好应战的觉悟。早在玉斯美脱会议召开之前，中国言论界就已形成了以“救国”为基本方针的共通意识。其中的对日论调给胡适在玉斯美脱会议上的发言带来了很多影响。1936年2月2？26事件爆发后，胡适就感觉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且与室伏高信的论争及其后来自杂志读者的批判与提议，都要求胡适修正自己的思想轨道。而在当时，“救国”和“武装自卫战争”已经不仅仅是言论界的基本纲领，更发展成为了民众阶级的基本纲领（Publicagenda）。在中国国内，以1935年末的12？9运动为开端，“抗日救国”运动开始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盛行，聪明的胡适更是切身感受到了这股历史的湍流。
8月24日胡适在玉斯美脱会议上发表的“中国之再建”引起了日本代表团的轩然大波，日本方面立刻组织紧急会议，要求召开特别总会。最后，芳泽谦吉在8月25日仓促发表演说。日本方面提出主张，说盖因中国施行对日妨害，才致使中日关系落入如此紧张局势。芳泽提出的“对日妨害”有以下几点：1、中国政府上调对日本商品征收的关税。2、违反1905年12月22日的议定书，铺设南满洲铁路并行线。3、在满洲持续进行排日运动。芳泽称：“虽则日本之行动不能算是完全正确，但中国的行动亦不能全部称为正当”，“中国一向抱着攻击日本的态度，此种态度让日本难以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芳泽采取谴责中国政策的同时承认日本部分过失的姿势，成功诱使美国、英国等英文媒体发出了“中日双方或相互让步”的报道。但芳泽无法把中国言论界也瞒骗过去。1936年8月26日的《大公报》刊登了如下报道：“中日问题究将如何解决？其键则握诸日本，吾人以为日本最聪明之做法，为放弃九一八以来之武力主义，而从和平的政治经济方面入手”。
郭斌佳是中国国内正确把握了玉斯美脱会议内容的评论家之一，他在1936年10月的《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本届太平洋学会议程之讨检》。郭对与胡适进行论争的芳泽谦吉的发言做出了以下严厉的批判，“乃日代表芳泽等，在本届会议席上，犹欲掩饰其非，以遮蔽世人之耳目”。
他针对芳泽“中国不应批判日本”的发言，进行了以下的反驳：1、中国人民应感谢日本并未阻止南京政府的统一乃滑稽之谈。2、华侨事实上在日本并未受到优待。3、因人口膨胀致使日本不得不向中国发展一说与事实相违。郭认为胡适“日本阻止中国民族复兴，不容中国统一，试图控制中国，中国决定奋斗以求独立”。之说是正当的，对此表示支持，同时还反驳道“芳泽谓中国如欲建设，必与各国合作，而尤须以与日合作为初步”，“但合作有真假之分，有善意与恶意之别。日本倘无真的与善意与合作，吾人何敢赞成对日合作”？他还对胡适“不愿日本干涉”，“日本宣传合作，但中国无法了解其真意”，的观点表示了支持。
郭斌佳还提出“日本要求中国反省，同时日本也应该清算过去一切的一切。”“但照现时事实而言，日本必继续的阻挡中国之复兴”。因此，中国“惟有走上自卫之路。为民族之生存，最后之奋斗”。表示了对“武装自卫战争”论的支持。
胡适在玉斯美脱会议后巡回美国各地，发表表明中国立场的演讲后归国。胡适归国后，于1936年12月3日在上海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陈述了日本势力扩大的状况，强调了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日本参与太平洋区域和平机构建设的必要性，“以维持整个太平洋之集体安全，苟不然，则世界大战之爆发将不可避免”。这在现在看来着实是非常有见地的。并且，他还藉此表明了中国不会听信芳泽谦吉发言的立场。
结束语
本文针对胡适政治行动的轨迹和对日认识的发展为中心展开考察，并仔细分析了他在与室伏高信和芳泽谦吉的论争过程中对日认识的深化。还介绍了当时中国言论界是如何应对胡适与室伏论争、胡适与芳泽论争的。例如，《独立评论》的执笔者和投稿者（也就是当时的知识青年）在胡适与室伏论争开始后，马上开始批判室伏的理论，支持胡适。此外，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围绕1936年2？26事件的爆发和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对华三原则”（1936年1月）展开了热烈的议论。在“对华三原则”问题上还尝试了对胡适进行反驳。这成为了新论争的出发点。既有人赞同胡适的“调整中日的先决条件”论，也有人批判胡适的对日政策是“非现实的”。在议论深化的过程中，围绕“救国”和“武装自卫战争”的议论逐步成为言论界的思潮。
本文的问题点在于，考察仅止于论争及其周边的言论。而“救国”的主张是由现实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1935年末的12？9运动是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带领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则是“抗日武装抵抗”论的先驱性主张。在东北地区，9？18事变后武装抗日斗争不断持续。1936年秋，国共两党开始了缔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涉。同年11月的绥远抗战实践了“抗日武装抵抗”论。进行“武装抵抗”的计划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为起点正式启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论争只是现实的反映，而非由论争中得出“救国”和“武装自卫战争”这些方针。论争只是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反映。因此，一开始必须明确的是，论争和发言与当时的社会运动有着怎样的内部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有待他日再作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