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地如实地看待自身文明谈何容易。为使评说合理、定论得当，常见有三种明显的方法，那就是旅行、历史和人类学，而我所要论说的不外也受此三者的启发；但是，此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像貌似那样地十分有助于客观的评论。旅行家一览无遗地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例如，马可·波罗从未留心过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历史学家以己之明，究历史之因，随意组织历史事件，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之于帝国主义、基督教、虐疾、离婚和外来的移民——这里，离婚和移民在美国分别为牧师和政治家们所津津乐道。人类学家以他那个时代的偏见来选择和诠释事实，而我们这些闭门不出的人，能了解多少原始人的状况呢？卢梭主义者说原始人豪侠勇为，帝国主义者说他们残酷无情，满脑子基督教教义的人类学家说他们恪守夫道，而离婚法改革的鼓吹者却说他们荡检逾闲。詹姆斯·弗雷泽爵士说他们总是宰割他们的上帝，而另一些人则说他们总是忙于祭祀仪式。总之，原始人乐善好施，人类学家的理论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尽管旅行、历史和人类学存在种种缺陷，但仍不失为最佳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加以充分地利用。
首先，什么是文明？我认为，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远虑。这自然是人类有别于兽类、成人有别于孩童的主要区别。但是，由于远虑具有层次，我们就能够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所表现出的远虑层次来确定其文明程度的差异。此外，远虑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衡量。我并不认为一个社会的平均远虑程度与利益程度成反比，尽管有人拥戴这一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任何行为中的远虑程度可以根据三个因素加以衡量：眼前的痛苦。有人享受未来的欢乐，因而集体远虑就变得比较容易。未来的欢乐，以及两者的间隔长度。这就是说，眼前的痛苦除以未来的欢乐、而后再乘以两者的间隔时间所得到的便是远虑。个人的远虑有别于集体的远虑。在一个贵族政治或富豪统治的国家，有人蒙受眼前的痛苦，有人享受未来的欢乐，因而集体远虑就变得比较容易。在这个意义上，工业主义所有典型的劳作都显示出高度的集体远虑：那些建造铁路、码头、轮船的人们所秉承的旨意只有在数年以后才能够得以回报。
不容置疑，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与古埃及人在尸体防腐中所展现的远虑媲美。古埃及人之所以对尸体进行香油防腐处理，其原委不外乎他们希冀千万年以后死者能够重显生灵。这使我想起了文明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建立在迷信基础之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明，尽管它也许可以为真正文明的发展带来不可缺少的精神习性。譬如，清教徒将欢乐延缓至来世的习俗，无疑促进了工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资本积累。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由知识和远虑融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起始于农业和反刍动物的驯养。直至近期，在农民和牧民间一直存在着鲜明的差距，我们在《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三十一至三十四行中了解到，以色列人之所以非得栖居在歌珊而不落户在埃及本士，完全是由于埃及人反对畜牧业的缘故：“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在M·哈克的游记中，人们看到中国人对蒙古游牧民持同样的态度。总之，农业一直代表高度的文明，并且同宗教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长老的羊和牛对犹太教以及以后的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便是一则宣扬牧人比耕夫品行更为高尚的例子。不过直到近代，文明主要还是体现在农业上面。
至此，我们还未曾讨论过西方文明与诸如印度、中国、日本和墨西哥等地区文明的差异。事实上，在科学兴起之前，并不像兴起之后差异那么大。科学和工业主义是当今西方文明的显著标志，但我还是想先谈一谈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文明。
假如我们回溯一下西方文明的起源，不难发现，西方文明从埃及和巴比伦那里接受过来的东西。在主体上已成为所有其他文明的共同特点，而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西方与众不同的特色始于希腊人，他们创立了演绎推理方法和几何学。至于他们的其他一些功绩，不是黯然失色，便是在中世纪销声匿迹。在文学艺术领域他们或许曾经一领风骚，但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相比，并无什么迥然相异的地方。在实验科学中，希腊产生了一些精英，特别是阿基米德，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建立一个学派或一种传统。希腊对文明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是演绎推理和纯数学。
然而，希腊人是政治上的无能者，要不是罗马人务政有方，他们对文明的贡献早已付之东流。罗马人发现如何借助行政和法律机构来运转罗马帝国政府。在以往的各个帝国中，任何事情的存亡都取决于君主的威望和魄力，但在罗马帝国，帝王可能受害于执政官卫兵之手，帝国可能被拍卖转手，而政府机构对此无意多加问津和干涉——其反响之小，犹如现在大选中所表现的那样。罗马人开创了献身非个人国家的美德，似乎意在抵制对统治者个人的效忠。希腊人确实高谈爱国主义，但是，他们的政府官员腐败堕落，几乎所有人在他们当政的某一时期都接受了波斯帝国的贿赂。效忠国家的罗马意识已在西方成为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基本原则。
作为现代社会以前的西方文明，其完整的发展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是政府同以后辗转成为基督教的宗教间的特殊关系。基督教的起源完全是非政治化的，因为它在罗马帝国的产生和发展只是作为对那些失去民族和个人自由的人们的一种慰藉，并且它继承了犹太教对世界上统治者的道德谴责态度。在君士坦丁以前的岁月里，基督教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教徒侍奉基督教的虔诚之心远甚于对国家的一片忠心。罗马衰亡以后，教会以一种独特的综合方法保持了那些证明在犹太、希腊和罗马文明中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它从犹太教的道德激情中衍生出了基督教的伦理戒律；从希腊人对演绎推理的热爱孕育出了神学；从罗马帝国主义和法理学的典范中诞生了教会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教会法。
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组成高度文明的这些要素在中世纪就已有之，但是，长期以来，这些要素多少未能一展其宏图。事实上，西方文明在当时并非属最佳之列：穆斯林和中国都高明于西方。西方为什么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蓬勃向上，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这个时代习惯从经济上为每事每物寻找根源，但是，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解释方法流于过分简单化。例如，单从经济角度就不能完整地解释西班牙衰退的原因，因为西班牙衰退主要在于它的偏狭和愚昧。经济原因也不能解释科学的兴起。一般总有这么一条规律，任何文明如果不同其他高于自己的文明保持交融，就必然导致自身的衰亡。人类历史上罕见有出现自发兴盛的时期的地区。当埃及和巴比伦发明书写、开发农业之时，那里确实出现了自发的发展；希腊亦有200年左右的自发历史；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亦出现了自发。但是，我认为，在一般的社会条件下，这些时期和地区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之与其他没有发展的时期和地区形成显著的差异了。不容回避，我自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任何繁荣兴旺的伟大时代的出现，都是靠了少数个人的杰出才能。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些条件的存在时常不以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出现什么进步和发展。倘若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早年夭折，那么，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同16世纪以后的世界就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差别。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匪浅的教益，那就是，我们不能认为发展是必然的。假如没有一代精英继往开来，我们无疑会陷入到拜占廷时代的沉睡中去。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应归功于中世纪，那就是代议制政府。这种体制之所以富有重大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首次使由公民自己来选择一个庞大的帝国政府成为可能。而这一体制确立之处，那里就产生一种高度的政治安定。然而，近代历史表明，代议制政府并非是适用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的灵丹。实在说来，它的成功似乎主要限于操英语的国家以及法国。
不过，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而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已经成为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地区文明的显赫标志。这主要归因于爱国主义。尽管爱国主义根植于犹太人的排外主义和罗马的效忠帝国思想，它毕竟脱颖而出，始于英国抵抗西班牙舰队，并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找到了它最初的文学表述。自从宗教兵燹纷争结束以后，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基石的政治凝聚一直在西方稳步增长，并且当前仍在蓬勃向上。在这一方面，日本已被证明是一个最聪明、伶俐的学生。旧日本王室蠢蠢、汹汹于天下的封建贵族，其猖獗之势无异于玫瑰战争时期板荡英国的贵族老爷们。但是，凭借基督教传教士一起船运到日本的火器和火药，幕府奠定了国内和平，并自1968年起，日本政府通过教育和神道的手段，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异形同质、一样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国家。
现代世界中社会的凝聚，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艺术的变化。自从人类发明了火药以来，所有战争艺术的变化都趋向加强政府的力量。这种程式显然永无止境，但是，一个新的因素使这一程式复杂化了。由于武装力量的军需供应越来越依赖于人丁，政府也就越来越有必要去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一个宣传技术问题。可以认为，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这一领域中获得迅速的发展。
欧洲以往400年的历史是一部兴盛与衰亡并存的历史，以天主教教会为代表的旧综合思想的衰亡，和虽欠成熟丰满，但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科学之上的新综合思想的兴盛。不能认为科学文明移植于没有我们这般先例的地区能够具有我们这样的特征。科学移植于基督教和民主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于移植于膜拜祖先和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所产生的效果。我们赞美基督教尊重每一个人，然而这是一种科学对它完全保持中立的感情。科学自身并不向我们提供任何道德观念，而且难以确定哪些观念将取代我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传统嬗衍缓慢，我们的道德观念在主体上依然停留在前工业社会的水准。但是，不能期望这种情况将继续延续下去。人们将逐渐产生与自然习惯交融一致的思想，他们的理想也不会同他们的工业技术格格不入。生活方式的变化速度已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最近150年中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先前4000年走过的路程。倘若彼得大帝有缘和汉穆拉比交谈一番，他们肯定心心相印，异常投机，但是，他们俩都无法理解一个现代金融巨头或工业巨头。说来也怪，现代社会中各种新思想几乎都来自科学技术领域。科学只是在近来通过打破迷信伦理信仰的桎梏、解放善行，才开始促进新的道德观念的发展。凡是传统规范强行人们蒙难的地方（例如，禁止堕胎），一个比较善良的伦理观念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其结果，那些允许知识影响他们伦理道德观念的人们就被无知的信奉者们视为邪恶不端。然而，像我们这样如此依赖科学的文明能否在将来成功地禁止极大地增加人类幸福的各种知识形式，尚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既像个人神圣观那样纯属个体性质，又适应现代世界中那些举足轻重的社团小得多的群体。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最值得注目的影响之一是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把众人的活动组织到大群体之中。这样，一个人的活动就时常对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与之合作或冲突，和对他来说其间关系十分生疏的那些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诸如家庭那样的小群体，其重要性正在日渐消失，只有一个大群体，即民族或国家，才能得到传统道德观的考虑。其结果，我们时代有影响力的宗教只要不纯粹是传统的，必然含有爱国主义。平民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爱国主义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感到这种道德规约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因而背叛对他们来说自然是离经叛道的了。
看来，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自由主义这整个时期中颇有代表性的个人自由运动，很可能因工业主义而引起的高度组织化而导致中断。社会对个体施加的压力可能以一种新的面貌而变得异常强大，犹如在野蛮社团之中。而各民族可能愈加以集体成就为荣而弃个人业绩而不顾。这早已在美国成为现实：人们为摩天大楼、铁路车站、桥梁而沾沾自喜，却不为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感到自豪。苏联政府同样如此看问题。尽管两国都仍然存在争当个人英雄的欲望：在苏联，个人显赫当属列宁；在美国，理归运动员、拳击手和电影明星。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英雄们不外乎死者或小人之辈，眼下各项正经的事自然不与杰出个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集体努力是否比个人努力更能创造富有价值的事物，而这种文明是否具有最高的质量，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是颇有趣味的。我认为这些问题一时是难以得出答复的。在艺术和学术领域，集体合作有可能比以往个人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科学领域，早已见有研究工作与实验结合起来，而不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趋势，而且假如这种趋势能够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它很可能有益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因为它将促进合作。但是，倘若任何重要的工作，不管其属哪一种类，都纳入集体合作的轨道，那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个人的作用：他不再能够像长期以来天才人物所表现的那样自信不疑。基督教伦理道德观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在相反的意义上只是讨论了通常是假想中的种种问题。一般认为，由于基督教崇尚利他主义和邻里友好，它就是反个人主义的。然而，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错觉。基督教追求个体灵魂，强调个人拯救。一个人为他的邻里做些事，他之所以得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那是他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本能上是一个较大群体中的一部分。基督教在本源上，甚至在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家庭性的，并由此而趋向使个体能比自然造就的它更充满自足自立。昔日，家庭的作用在于抵制这种个人主义，如今家庭日趋衰亡，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们的本能拥有扼止能力。家庭的所失，正是民族的所得，殊不见民族所追寻的正是在工业世界中难以找到插针之地的生物本能。然而，从安定的观点考察，民族是一个过分狭小的单位。人们可以希冀自己的生物本能将适用于全人类，但这在心理学上是难以行得通的，除非整个人类受到某种严酷的外在危险的威胁，例如新的疾病或全球性饥馑。由于这类灾难毕竟罕见，我看不出有什么导致全球性的心理恐慌，除非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民族集团征服整个世界。这在发展的自然过程中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也许在以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中，就像眼下这般模样，科学和工业技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比所有传统因素汇集之后的作用强盛得多。然而不能认为这些新玩艺儿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达到它的顶峰：现在的交通工具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但是，他们并没有快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人类发展中最近一次可以与工业主义发展相媲美的事件是农业的发明。农业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在这个地球上得到了普遍推广应用，并且伴随它的扩展，出现了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征服这个世界的贵族阶层。正如我们的狩猎规则所表明，他们典型的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仍然滞留在狩猎阶段中。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思想观念将在落后的国家和人类的落后地区和阶层中生存许多时代。
但是，这种思想观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显著标志，也不是西方文明在东方正在孕育出的后代们的特点。在美国，人们甚至发现农业中含有半工业的思想成份，因为美国没有本土农耕作业。在苏联和中国，政府拥有工业思想观念，但是，得去取悦为数极大的无知农民。然而，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记住，一个不会读写的群体比像人们在西欧或美国所看到的群体更容易随政府的行动而加以转变。通过普及文化和开展正常的宣传，国家能够带领后代去鄙视长辈。其程度可以使美国最时髦的青少年为之震惊，由此可以在一代人中产生脱胎换骨的思想变化。这一过程在苏联已全面展开；在中国尚处于萌发阶段。这两个国家也许因此可以指望产生一种摆脱那些捆绑西方发展的传统因素、货真价实的工业思想。
西方文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正在以一种许多人缅怀昔日的岁月，痛感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陌生、可怕的世界中。但是，目前的情况只是在使所有这些因素更加明朗化。无论怎么说，这些因素从罗马时期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始终是欧洲有别于印度和中国的标志。欧洲的鼎盛时代与东方的鼎盛时代的区别表现在活力、偏狭和抽象能力上。在文学艺术领域，希腊可以说居高临下了，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对于活力和偏狭我已说得足够多了。但于偏狭，有必要再说上几句，因为欧洲这个特征一直比许多人所理解的要顽固得多。
确实，希腊人比他们的后继者们较少地沉溺于这一恶习。然而他们毕竟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而柏拉图，尽管仰慕苏格拉底，竟然主张国家应从事他自己也认为虚伪的宗教活动。而且，谁对它置疑，格杀勿论。儒家、道家和佛门是不会认可这种希特勒式的教义的。柏拉图绅士式的温雅并非是欧洲人的典型特征；欧洲向来好战狡黠，谈不上温良恭俭让。西方文明的这一显著特征在普卢塔克对用阿基米德发明的机械装置保卫叙拉古的描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迫害的一个来源，即民主嫉妒，在希腊堪为甚嚣尘上。阿里斯台底斯因其公正之盛名而遭受放逐。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不是一个民主派人士，他哓哓疾呼：“以弗所的所有壮男阔女还是绞死自己为好，把城邦留给嘴上没毛的丁男们吧，殊不见他们驱逐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赫莫德拉斯，说什么，‘我们中间不容许存在最好的人；如有此等人物，让他到其他地方的人中间去行善吧。’”我们时代中许多令人痛惜的特点在希腊人那里早有存在。他们有良好的个体，但我们也有；由此，就像现在这样，一个相当数量的精英个体遭受放逐、囚禁或处死。希腊文明确实在一点上真正凌驾于我们的文明之上，那就是警察的无能，它使得相当一部分清白无罪的人能够得以逃之夭夭。
从君士坦丁到基督教，首次给欧洲有别于亚洲的那些迫害冲动提供了酣畅的发泄机会。在过去的150年中，自由主义确实有过短暂的止步不前，但是，现在这些白人正在回复到基督教教徒从犹太人那里接过来的神学偏狭中去。犹太人首创了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只有一种宗教可谓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图谋整个世界信奉这一宗教，因而他们仅仅迫害犹太人自己。基督教教徒以一种特有的新发现继承了犹太人的信仰，他们加进了罗马人谋求统治全球的欲望和希腊人膜拜玄奥幽渺的风尚。这种掺合产生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闻、迫害最为凶狠的宗教。在日本和中国，佛教为人心平气和地接受，并且被允许与神道和儒教并驾齐驱；在穆斯林世界，只要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纳贡，就不会遭到任何骚扰；但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处死已是即或是正统观念上最小的偏狭的日常处罚了。
对于那些不喜欢法西斯主义偏狭的人，我没有什么非议，除非他们认为偏狭背离了欧洲的传统。我们当中那些在政府的正统观念残酷迫害下感到窒息的人本可以在欧洲以往大多数时期中生活得比在现代苏联或德国更好。倘若神灵保佑，把我们转送到昔日的天府中去，我们是否会发现斯巴达是那些现代国家的一种进步？我们是否会像喜欢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生活在不信巫术即置于死地的社会之中？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早期的新英格兰，抑或崇拜皮萨罗对印加帝国的处置？我们是否会欣赏在一个世纪内使10万女巫遭受火刑的文艺复兴德国？我们是否会喜欢波士顿头号牧师把马萨诸塞的地震归罪于避雷针的亵渎这样一个18世纪的美国？在19世纪，我们是否会在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以人类对低级动物拥有某种职责是一种邪念为由，而拒绝为防止对动物施虐协会做一两件小事时去同情他？不管欧洲何等聪颖，我总有那么一种感触，它一直是非常可怕的，除了1948年到1914之间这个短暂的时间，不幸的是，眼下欧洲人正在回复到原来的时髦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