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只要健康并有足够的食物，便会快乐。我们觉得人类也应如此，但事实不然，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如果你本人是不快乐的，你也许会承认你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请问你的朋友中有几个和你一样。当你对朋友做过一番考察后，你可以去学学察言观色的艺术，你不妨去感受一下你平日所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英国诗人布莱克写道：
我所看到的每张脸上都有一个印记，那是弱点和苦恼的印记。 虽然不快乐的形式各异，但是它和你形影不离。假定你在上班时间站在热闹的大街上，或于周末站在马路旁，或在夜总会中，请把你的自我从脑子里抛开，让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依次占据你的思想。你将发现，在这些不同的人当中，谁都有自己的烦恼。在上班的那些人身上，你将看到焦虑、过度专心、消化不良、只对争斗感兴趣、不能玩耍，全不觉得有同事的存在。在周末的马路上，你将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有的很有钱，他们全都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欢乐。大家都采用同样的速度，即坐着慢到无可再慢的汽车鱼贯而行。开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四周的风景是不可能的，因为稍一旁视就会闯祸，车中所有乘客的唯一愿望是超过其他车辆，但这又由于拥挤而办不到。如果那些有机会不自己驾车的人把思绪移到别处去，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便会占据他们的心，并使他们露出微微懊恼的神情。若有一车黑人表现出真正的快乐，这种举止立刻就会引起他人的愤怒，并且最终会由于某种“事故”落入警察之手。或者你再去观察一下夜总会里的那些人。大家来时都打定主意要寻欢作乐，仿佛是在口腔医院大惊小怪似的。饮酒和亲昵被认为是快乐的途径，所以人们开怀畅饮，并尽力不去注意伙伴们的作呕之举。饮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哭泣，叹惜自己在品德方面怎样不配得到母亲的疼爱。酒精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使那种罪恶感得以释放，而这在神志正常时则是为理性所抑制的。 这些不同种类的不快乐，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缘故，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的缘故，当然，个人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关于改变社会制度以增加快乐的问题，我以前已写有专著。关于消灭战争、终止经济剥削和废除残忍与恐怖的教育，都不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谈的问题。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制度，对于我们的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制度目前并无找到的可能，因为人们现在很不快乐，以致感到相互残杀还不及无穷尽地熬日子来得可怕。如果机器生产的好处能对那些最为需要的人多少有所助益，那么避免贫困的延续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富人本身也在烦恼，那么使每个人都富起来又有何用？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是那些本身就受制于残忍与恐怖的人又能提供什么别的教育？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此时此地的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这个怀旧的社会里，怎样做才能使他们自己得到快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注意力将集中在那些并无外部痛苦的人身上。我将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吃和住，并且身体健康到可以从事一般的体力活动。我将不考虑大的灾难，如子女全部夭折和蒙受公众耻辱。关于这类事情有不少话可说，并且也很重要，但却有别于我所要讨论的事情。我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张根治日常烦恼的药方，那烦恼是文明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而且由于并无明显的外因，以致显得无法避免，所以就更令人感到难以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绝大部分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道德和错误的生活习惯的缘故，是它们破坏了人们对于一般事物的天然兴致与口味，而一切快乐，无论是人类的或兽类的，都得以这些事物为依据。这些都是在个人权限以内的事情，因此我想提供一个改变的办法，凭着这个办法，凡有一般运气的人也许都能得到快乐。简短的自述也许能成为我所主张的哲理的最好介绍。我不是天生快乐的人。我儿时最喜爱的圣歌是：“讨厌的世界满载着我的罪恶。”5岁那年，我曾想，如果我能活到70岁，至此我才熬过了一生的十四分之一，于是我感到眼前那漫长的苦闷生活几乎不可能熬过。在青少年时代，我憎恨人生，经常想到自杀，然而多懂得一些数学的欲望阻止了我。与此相反，我现在热爱生活，也许可以说，我对生活的热爱正与日俱增。这部分是由于我已发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并且逐渐得到了不少，部分是由于我已成功地抛弃了某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比如获得某种无可置疑的知识的欲望。然而这主要还是由于我越发少想着自己。像其他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曾惯于反省自己的罪过、愚昧和缺点。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毛病不再介意，我开始愈加注意外界的事物：世界的状况、各种知识，以及我所喜欢的个人。诚然，对外界的关注也有带来痛苦的可能：世界也许会爆发战争，某方面的知识也许难以获得，朋友也许会死亡。但是这类痛苦不像那类源于厌恶自己的痛苦那样，会破坏人生的本质。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引起某种活动，并且只要那兴趣不减，这种活动便能完全抑制住苦闷。相反，对自己的关注决不会导致任何进步的活动。它也许会使你写日记，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或者去做修道士。但是一个修道士只有当修道院里的事情使他忘掉自己时才会愉快。他以为源于宗教的这种愉快，其实靠着清洁工的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不得不当一名清洁工。对于那些过于自我专注以致无可救药者，外部的戒律是通往快乐的唯一途径。
自我专注的种类五花八门，“犯罪狂”“自恋狂”和“自大狂”是最普遍的三种类型。我所说的“犯罪狂”，指的并不是那种有犯罪行为的人：罪恶是人人有的，也可以说是无人没有的，要根据我们对社会的定义而论。我所指的乃是那种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总是招致他自己的厌恶，如果他信教，还会将其视之为上帝的厌恶。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应该有的样子来想象自己，然而这却和他所了解的实际的他不断发生冲突。即使他在有意识的思想里早已把在母亲膝上学到的格言抛弃，他的犯罪感仍可能深埋在他的潜意识里，只在喝醉或熟睡时浮现。然而一切东西也许都可以产生这种感觉。实际上，他心里依然承认他儿时学到的一切禁律。诅咒是罪恶的；喝酒是罪恶的；生意上的精明是罪恶的；性行为尤其是罪恶的。当然，他并不放弃这类欢愉，但这些事情对他并无快乐可言，因为他觉得它们会使他堕落。他全身心所渴望的一种快乐，是母亲满意时所给予的爱抚，他始终不会忘记儿时的这种经历。既然此种快乐不可复得，他便感到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能不犯罪，他就决计痛痛快快地犯罪。当他落人情网时，他总是寻求慈母式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因为由于心中存留着母亲的形象，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都感受不到敬意。失望之际，他变得残忍，接着又忏悔自己的残忍，重新去绕那幻想的罪恶和真正的悔恨的怪圈。这就是那许许多多表面无情的浪子的心态。使他们误入迷途的是对于某个无法得到的对象的虔诚（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以及早期所受的荒谬的道德教育。从早期信仰和早期情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这些母亲“道德”的牺牲者迈向快乐的第一步。“自恋狂”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通犯罪意识的反面，其特点是惯于自我欣赏和希望受人欣赏。当然，在一定程度内，这是正常的，用不着叹惜，它只是在过度时才会造成大的危害。许多女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人，爱的感受力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人爱她时，她便不再需要他了。男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为数不多罢了。自负到了这个程度，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感觉不到真正的兴趣，因此在爱情方面也无真正的满足可言。至于其他方面的兴趣，那情形就更糟了。例如，“自恋狂”在大画家所受到的尊敬的激励下，也许会去做一个艺术系的学生，但是由于绘画对他不过是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技巧也就从来引不起他的兴趣，并且除了与他本人有关的，别的题材都不会被他看到。结果是失败和沮丧，期待的是恭维，得到的却是嘲笑。那些总把自己描写成书中英雄的小说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事业上的重大成就，全凭你对与事业有关的东西怀有真正的兴趣。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惨遭失败，其原因都在于他的自我陶醉逐渐取代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取代了他历来主张的办法。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值得赞美，并且别人也不会去赞美他。因此，一心想要世人赞美他的人，未必能实现他的目的。即便能够实现目的，他也不会完全快乐，因为人的本能不可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恰如那种受犯罪意识支配的人，“自恋狂”也在人为地限制自己。原始人也许会因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颇感自豪，但他同时也会感受到狩猎的乐趣。虚荣得过了头，便会毁掉各种活动本身的乐趣，不免会使你无精打采和百无聊赖。其根源往往是缺乏自信，医治的办法是增加自尊。但是自尊唯有通过客观兴趣所引导的卓有成效的活动才能获得。“自大狂”不同于“自恋狂”，他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魅力，他希望令人畏惧而不是令人爱戴。许多疯子和多数历史伟人都属于这一类。和虚荣心一样，权力欲是正常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组成，在此范围内理应得到承认，只是当它过分强烈或与不适当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它才变得可悲。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欲或使人不快，或使人愚蠢，或使人既不快且愚蠢。一个自视为王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快乐的，但他的快乐决不是心智健全者所羡慕的那一种。亚历山大大帝具有疯子的心理，但他的才能使他实现了疯子的幻想。然而，他并不能实现他自己的幻想，因为他越成功，他的幻想也就越离奇。当他显然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决意说自己是上帝了。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对女性的冷漠、他想做上帝的欲望，都表明他并不快乐。以牺牲人性中其他一切成分为代价来培植一个成分，或者将整个世界视为炫耀一个人的自我的原料，决不会得到最终的满足。“自大狂”，无论是病态的或名义上健全的，通常是过度屈辱的产物。拿破仑上学时在那些富有的贵族同学面前感到一种自愧不如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靠奖学金读书的穷学生。当他后来允许流亡者回国时，昔日同学向他顶礼膜拜的情形使他得到满足。何等的快乐！但这早年的屈辱也使他渴望从沙皇那里得到同样的满足，结果他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那种完全受制于权力欲的人生迟早要遇到无法排除的障碍。惟有通过某种形式的疯狂，才能避免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某人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将那些敢于向他指出这种情形的人投入监狱或处以极刑。政治上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抑制就是这样共同起作用的。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分析上的抑制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约束在适当范围内的权力或可极大地增加快乐，但若把它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它便会造成危害，不是在外表，就是在内心。 显而易见，不快乐的心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年轻时失去某种正常满足的人，他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其他满足都重要，从而使他的一生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过分强调这种满足的实现恰同那些与之相关的活动相反。然而，这种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今日已极为普遍。一个人所受的打击可能沉重之极，以致他不再寻求满足，而只图消遣和遗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享受狂”。这就是说，他企图通过麻醉自己来使生活变得能够忍受。例如，酗酒是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消极的，是不快乐的短暂停止。“自恋狂”和“自大狂”都相信快乐是可能的，虽然他们的寻乐方法或许有误，但是那种寻求麻醉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除了希望遗忘，再无别的希望。遇到这种情形，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他相信快乐是值得争取的。不快者像失眠者一样，往往以此为自豪。也许他们的自豪恰如失去了尾巴的狐狸的自豪，倘若如此，医治的办法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尾巴。我相信，若能发现一条快乐之路，很少有人会故意选择不快乐。我不否认会有这种人，但他们的数量无足轻重。因此，我将假定本书的读者都是宁取快乐而舍弃不快乐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但这种尝试总是无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