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认为“语皆非智”，讲的是能言善辩者并不一定有智慧，智者之语往往能点中要害，而做到“一言以为智”。即智在于内，而溢于外。文分“辩才”、“善言”两点。
●用口才赢得自己的成功机会，可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你是否找到有效赢得对手的一种资本。
【原典。
冯子曰：智非语也，语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穷，期期者有庸，丈夫者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异焉。两舌相战，理者必伸；两理相资，辩者先售。子房以之师，仲连以之高，庄生以之旷达，仪、衍以之富贵，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圣。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口舌之权，顾不重欤？谈言微中，足以解纷。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谓也。
【解译。
会说话是成功的资本——因为说话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实战中，有些人，并非实力不济，恰恰是因为不会说话，结果把可能办成的事办得一团糟，甚至办不成。
【冯氏智慧。
侨童有辞，郑国赖焉。聊城一矢，名高鲁连。排难解纷，辩哉仙仙。百尔君子，毋易繇言。集《辩才》。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高明的辩士往往不是随意而出语，而是盯住要害，不停地用嘴巴攻击。
冯氏案例：言辞的力量强于大炮
无论你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说话高手。这是你必须记住的一点，否则你难以打开人生胜局。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司马懿等”曹爽擅政，懿谋诛之，惧事泄，乃诈称疾笃。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懿。懿使两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进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曰：“外间谓公旧风发动耳，何意乃尔！”懿微举声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胜曰：“当忝荆州，非并州。”懿故乱其词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语。”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复虑。”于是爽遂不设备。寻诛爽。
安仁义、朱延寿，皆吴王杨行密将也。延寿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颇骄恣，且谋叛。行密思除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行则故触柱而仆。朱夫人挟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明，此天废我也。诸儿皆不足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朱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即出朱夫人，而执斩仁义。
孙坚举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见。坚曰：“吾方举兵而遂见阻，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祝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牛酒诣坚营。坚卧见，亡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咨。”咨大惧，欲去，兵阵四围，不得出，有顷，主簿入白：“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按军法。”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栗，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糗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可谓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正德五年，安化王反，游击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从贼，兴武营守备保勋为之外应。李文正曰：“钺必不从贼，勋以贼姻家，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皆惧，不复归正矣！”乃举勋为参将，就用他为妙，钺为副戎，责以讨贼，勋感激自奋。钺称病卧，阴约游兵壮士，候勋兵至河上，乃从中发为内应。俄得勋信，即嗾人谓贼党何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东岸兵，勿使渡河。锦果出，而留贼周昂守城，钺又称病亟，昂来问病，钺犹坚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苍头卒起捶杀昂，斩首。钺起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一呼，诸游兵将士皆集，遂夺城门擒。
“鲁仲连”秦围赵邯郸，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欲与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适在赵，闻之，见平原君胜，胜为介绍而见之于辛垣衍。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魏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魏，则吾乃魏人也。先生何能使魏助之耶？”鲁连曰：“魏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奈何？”鲁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到，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斩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
鲁连曰：“魏之比于秦若仆耶。”激之。辛垣衍曰：“然。”鲁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魏王！”重激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何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并脯鄂侯。文王闻而叹息，拘于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市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避舍，纳管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钥，不果纳。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能事养，为齐强横故。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魏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未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魏之宫，魏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矣。”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苏轼曰：仲连辩过仪、秦，气凌髡、衍，排难解纷，功成而逃赏，战国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连挫帝秦之说，而秦将为之却军，此《淮南》之所谓庙战也。
“狄仁杰”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子母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太后乃寤。
议论到十分醒快处，虽欲不从而不可得。庐陵反正，虽因鹦鹉折翼及双陆不胜之梦，实姑侄子母之说有以动之。凡恋生前，未有不计死后者。
时王方庆居相位，以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天后问曰：“君在相位，子何远乎？”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犹在远，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谓善讽矣。然慈主可以情动，明主当以理格，则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进张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杨善”土木之变，上皇在虏岁余，乃屡责奉迎，未知诚伪，欲遣使探问，而难其人。左都御史杨善，慨然请往。尊官难得如此，其胸中已有主张矣。虏将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来迎，且探其意，相见云：“我亦中国人，被虏于此。”因问向日土木之围，南兵何故不战而溃。善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被尔家陡然冲突，如何不走？虽然尔家幸而得胜，未见为福，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纳谏如流。有人献策云：‘虏人敢入中国者，只凭好马扒山过岭，越关而来。若今一带守边者，俱做铁顶橛子，上留一空，安尖头锥子，但系人马所过山岭，遍下锥橛，来者无不中伤。’即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今大铜铳止用一个石炮，所以打的人少，若装鸡蛋大石头一斗打去，迸开数丈阔，人马触之即死。’亦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广西、四川等处射虎弩弓，毒药最快，若傅箭头，一着皮肉，人马立毙。’又从其计，已取药来。天下选三十万有力能射者演习，曾将罪人试验。又一人献策云：‘如今放火枪者，虽有三四层，他见放了又装药，便放马来冲，若做大样两头铳，装铁弹子数个，擦上毒药，排于四层，候马来齐发，俱打穿肚。’曾试验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献计者，皆升官加赏。天下有智谋者闻之，莫不皆来，所操练军马又精锐，可惜无用矣。”收得妙！虏人曰：“如何无用？”善曰：“若两家讲和了，何用？”虏人闻言，潜往报知。
次日，善至营见也先，问：“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段匹，一匹剪为两匹，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都是揄扬其美。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故。先次官人家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也先曰：“者。”胡语“者”，然词也。又说：“买锅一节，此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匹。使臣去买，只与一匹，以此争斗，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又说：“剪开段匹，是回回人所为，跟随使人者。他将一匹剪将两匹，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者，都御史说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说坏。”
善因见其意已和，乃曰：“官人为北方大将帅，掌领军马，却听小人言语，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来杀掳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杀，有想父母妻子脱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岂不闻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杀，是下人自杀。”善曰：“今日两家和好如初，可早出号令，收回军马，免得上天发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问皇帝回去还做否？善曰：“天位已定，谁再更换？”也先曰：“尧舜当初如何来？”善曰：“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正与一般。”有平章昂克，问：“汝来取皇帝，将何财物来？”善曰：“若将财物来，后人说官人爱钱了，若空手迎去，见得官人有仁义，能顺天道，自古无此好男子。我监修史书，备细写上，著万代人称赞。”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写的好者。”次日，见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设宴，与上皇送行。
杨善之遣，止是探问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计，被善一席好话，说得也先又明白，又欢喜，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奇哉！晋之怀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钦，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几赵之厮养卒乎。然机有可乘者三：耳、余辈皆欲归王，一也；继使者十辈之后，二也；分争之际，易以利害动，三也。虏狃于晋、宋之故事，方以为奇货可居。而中朝诸臣，一则恐受虏之欺，二则恐拂嗣立者之意，相顾推诿，而莫敢任。善义激于心，慨然请往，不费尺帛半镪，单辞完璧，此又岂厮养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时误陷，与晋、宋之积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刘女真残暴无忌之比，其强势亦远不逮，所以杨善之言易入。使在晋、宋往时，虽百杨善，无所置喙矣。然尔时印累累，绶若若，而慨然请往，独一都御史也，即无善之口舌，独无善之心肝乎？△冯氏辩才之释用（一）
敢于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智囊》强调一个“意外制胜法”，是因为一般都说时势造就英雄，在关系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关键时刻，总会发现一些两难或多难的选择，不同的选择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组合，自然就会收到不同的效果。而非常时刻做出大胆而又出人意料的选择，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操纵胜局。
房玄龄在事关李世民命运的关键抉择时刻，提出了大胆而冒险的对策，除了体现他的胆识之外，也收到了良好的操纵效果。排除了阻碍李世民称王的势力，为“贞观之治”创造基础。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第三子玄霸（早年夭亡），第四子元吉。在李渊的几个儿子中，以次子李世民最为出众，智略过人。自起兵之后，李世民便南征北战，不断平定割据势力，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威望甚高。
在李渊起兵之时，因为李世民有首谋之功，李渊便对李世民许愿说：“若事成，则天下皆你所致，当以你为太子。”在当时情况下，李世民还不敢有此等奢望，就坚辞不受。随着李世民逐渐功高盖世，他的内心便产生了夺太子之位的野心。
李建成因为是李渊的长子，经常在李渊的左右。辅佐其处理军国大事。按传统的宗法制度，李渊建唐之后，封李建成为太子。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对于李世民的威望非常惶恐，加之李渊曾经说过要让李世民为太子的话，兄弟二人便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争斗之中，齐王李元吉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他曾对建成说：“当为兄手刃秦王。”这样一来，在唐王朝内部便形成了以太子建成为首的太子派，和以秦王世民为首的秦王派两大集团。
最初的形势，对太子建成非常有利，因为宰相裴寂、封伦支持太子，裴寂又是李渊的宠臣。秦王世民为了改变自己的不利局面，也取得了宰相陈叔达和萧的支持。同时，李世民还利用自己在外作战的机会，不断地结纳山东豪杰之士。
武德七年（624年）以后，唐王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唐王朝的统治地位也已相当稳定。于是，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变得日益表面化。由以前的明争暗斗，变成了直接陷害。
有一天，秦王世民正在府中阅读兵书，忽然卫士报告说：“太子派人投书。”秦王拆开一看，原来是太子邀请自己赴宴。秦王府的随从都劝李世民要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前往。秦王世民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过矛盾，但还不至于发展到谋害同胞的地步，于是便不由分说地来到东宫。
太子建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兄弟几人坐定以后，太子便与齐王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战功。酒过三巡，忽然，秦王世民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知道情况不妙，便挣扎着想站立起来，但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齐王元吉见李世民倒下，惊慌地问太子建成：“这怎么办？”太子建成把眼睛一瞪，目露凶光，说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便是。”
李世民被送回秦王府，被灌了许多解毒之药，方才保住一条性命。太子建成见秦王世民没有死，还不肯善罢甘休，又一次设计陷害。太子建成劝说高祖李渊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世民前往陪驾。李世民接到父皇的命令，只好一同前往。
在打猎场上，太子建成暗里让人给秦王准备了一匹性子极烈的马，李世民没有察觉，便纵马操弓，去追赶一头鹿。突然，那匹烈马的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李世民抛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
面对太子建成一次又一次的陷害，秦王府中臣僚都非常忧惧，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官至行台考功郎中的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今太子与大王嫌隙已生，日夜欲谋害大王，一旦发生事变，不仅大王性命危险，连江山社稷也不堪设想。莫若劝大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生死存亡之机，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国家安危，大王性命，危在旦夕，不容半点疑虑。”
长孙无忌答道：“我心怀此事久矣，只不过不敢开口而已。今经你之口说出，正合我意，我这就与大王商议。”
长孙无忌到秦王府把房玄龄的意思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便密召房玄龄至府中谋事。房玄龄见到秦王后，对他说：“大王功高盖世，本当承继大业。今日扰危之事，正是天助大王，愿大王勿疑惧。”与杜如晦等人共劝李世民诛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
太子建成两次阴谋失败之后，恨恨不已，便和齐王元吉一起在李渊面前诬陷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密奏说：“请父皇诛杀秦王！”
李渊说：“秦王有定天下之功，又没有什么罪状，以何辞杀之？”
元吉说：“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只应尽快诛杀，何患无辞！”
李渊没有答应齐王元吉的请求。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见李渊不同意他们的请求，便开始削弱秦王府的势力。首先，他们施行收买计策，欲使秦王府的得力干将能为己所用。太子建成曾密送金银器一车给尉迟敬德，但遭到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夸奖尉迟敬德说：“公心如山岳，虽程金至斗，知公必不为之所动。相赠便受，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可暗察其阴谋，未尝不是良策。今拒之，必致祸。”果如李世民所言，齐王元吉密遣壮士去刺杀尉迟敬德，但没有成功。后来，齐王元吉诬陷尉迟敬德，将其下狱治罪并准备杀害，经李世民恳求李渊方才获免。整治了尉迟敬德，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对程知节（即程咬金）又肆意诬陷，将其贬为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将尽矣，身何能久安！知节愿冒死不离京城，愿大王早定大计。”
通过一系列卑鄙的手段，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目的基本实现，李世民身边的战将所剩无几，太子与齐王心中窃喜。一天，太子建成对齐王元吉说：“秦王府中智略之士，可惮者只有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将其逐出朝廷，大事可成矣。”于是，太子建成便在唐高祖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使他们罢官归第。
秦王李世民眼看着日益势蹙，便密遣长孙无忌召房玄龄等。这时，房玄龄与杜如晦从自己贬官归第的身份考虑，觉着不便于再参与朝廷之事，便对长孙无忌说：“皇上圣旨我不敢违抗，如若复事于秦王，是抗旨不遵，必坐死，恕不敢奉教于秦王。”
李世民闻知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欲叛我也！”即解下身上佩刀授予尉迟敬德，并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取其头！”
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一起规劝房玄龄、杜如晦说：“大王之计已决，公等宜速入府共谋，我辈四人，齐心协力，不愁大事不成。”
房玄龄本无叛李世民之心，只是从一个忠臣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应违抗圣旨而已。他见秦王着急万分，不由得动心，觉得应为之分忧，便答应前往。
尉迟敬德说：“我等四人，不便同行于道，请公等改服而行。”于是，房玄龄、杜如晦身着道士服装，秘密来到秦王府。
房玄龄、杜如晦来到秦王府，一见到李世民便叩首谢罪，李世民并不在意，安慰他们说：“我知公等忠于大唐，然今事急，不得已而为之，公等勿多疑，速速谋划安国家之计。”
房玄龄开口说道：“大王，我以前曾建议诛杀太子、齐王，今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俗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王速下决心。”
杜如晦点头表示赞同。
秦王世民说：“不知有多少人这样劝我，难道一定要通过流血解决此事吗？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尉迟敬德不耐烦地说：“现在和大王心贴心的人只剩下我们几个，齐王在皇上面前耍阴谋，说我能打仗，要我随他一同出征。有朝一日我带兵离开大王，那将大祸临头，请大王快下决心。”
正说话间，有个卫士进来报告，说东宫官员王日至求见。王日至见过秦王之后，对他说：“太子与齐王商议，最近齐王要出征，他们想借给齐王饯行之际，于席间杀大王。”李世民听罢，怒火充满胸膛，说：“真没有想到，一母同胞，手段竟如此毒辣！”
长孙无忌说：“王日至乃深明大义之人，他说的消息当千真万确。”
秦王世民慨然叹道：“我总希望王日至讲的不会变成事实。”
房玄龄见李世民还犹豫不决，便说：“大王，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现在大祸已临头，不能对太子抱任何幻想了。太子一旦发起祸端，大王还有什么办法应付呢？那时悔之晚矣。”
尉迟敬德愤慨地说：“假若大王不愿采取行动，我情愿去为盗匪，免得被太子杀头。”
在房玄龄等人的规劝之下，李世民最后下定决心，感叹地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违背大家的意愿。”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根据房玄龄等人的计谋，在玄武门附近设下伏兵，袭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数日之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说：“自今以后，国家事无大小皆听太子处决，然后上奏即可。”这样，李世民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李渊只是个空架子。
第二年正月，唐高祖李渊正式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唐太宗，自他继承唐朝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大臣们共论兴亡之事，时时警诫自己，使唐王朝进入了“贞观之治”这一有名的历史时期。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大思路决定大出路，如同《智囊》所言“意外制胜法”一样，均突出一个“路”字！△冯氏辩才之释用（二）
绝不能失去自己的立场《智囊》非常重视“己智”和“己胆”，即做人办事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勇气。提出不同的意见需要有勇气，特别是有关性命之事。换句话说，要想谋成事情，必须要有胆略。
魏征被李世民起用之后，对于初唐的形势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政见，他要求李世民偃武修文，以诚信治理天下。李世民采纳了他的建议，让百姓休养生息，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魏征与王两人，都是已经被杀的皇太子李建成的死党，现在又都被李世民继续起用。其中原因在于这两人都是富有才能，并愿意为李世民效力尽忠。特别是魏征，家居中原，隋末又参加过瓦岗军，在山东地区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还有一个李责力（即徐世责力，入唐后受赐李姓），虽然不是秦王府的旧人，但都是很会带兵打仗的将才，而且在山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还超过魏征。重用这样的人物，李世民的考虑，自然主要是从稳定局势治平天下出发的。这样做可以调动文武大臣的忠君之心，听到不同方面的意见，而不至于被当年的秦王府亲信们所蒙蔽。
“玄武门之变”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先太子李建成的一些死党逃到河北地区，联络当地的豪杰，伺机反叛。李世民对这些人采取了镇压政策。魏征向李世民建议道：“对他们不能一概加以问罪处置，应以安抚为上策。陛下不向他们显示大公无私之心，祸患便不能根除。”太宗觉得魏征言之有理，就对他说：“朕派你到河北去安抚他们。”并立即下令：凡是前太子和齐王府的旧人，一律赦免，不再追究。
魏征受命为安抚特使，前往河北。临行前，太宗授予他遇事酌情处理的权力。散布在河北地区的李建成党羽，大多数人是魏征所熟悉的，所以太宗派他去，是最恰当的现身说法人选。当魏征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时，正好遇见两辆囚车，押着李建成的侍卫李卫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往长安去。魏征同他的副使商量说：“我们动身时，皇上已下达诏令，对这些人一律赦免不再追究。又要将这两人押到长安去治罪，那还会有谁相信皇上的诏令呢？我们奉命来安抚人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古时大夫奉命出使，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可以自行做主处理。我们出发时，皇上也给予相机行事的权力，我们就应该不负皇命，完成任务。”副使听后，也同意魏征的处理，将李卫安和李思行释放，然后写成奏文上报太宗。当魏征完成安抚山东的使命，回到长安后，太宗非常满意，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日益亲密起来。
太宗即位之初，国家经过隋末动乱和平定割据的战争，元气大损，民生凋敝。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十余年的战火浩劫之后，十分的荒凉残破。隋朝全盛时全国户籍簿上有将近九百万户，而唐初只剩下二百万户多点，还不及隋朝的四分之一。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振兴起来，这是太宗君臣面前的头等国政事务。要想百姓富裕，国家兴盛，必须大力发展农耕，同时朝廷也必须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政策。为此，唐太宗日夜忧心，经常召集大臣一起讨论前代的治乱兴衰历史，他感叹道：“如今正当大乱之后，天下恐怕一时难得治理好啊！”
魏征上言分析道：“百姓历经战乱，愁苦不堪，这样就容易教化。这就如同饥饿的人要准备食物，口渴的人要寻找水源，来得更快。”
太宗听后仍然摇头，“古人早就说过，善人治理国家，也需要百年功夫，才能克服残暴，免除杀戮。”
魏征接着说：“那并不是指圣明之人而言。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一样，很快就会有回声，一年之内必能见到效果。如果三年才见成绩，那已经是太晚了。”
宰相封德彝听了魏征的话，很不以为然，对太宗说：“魏征所言，不过书痴说梦，只会扰乱国家，陛下切莫轻信。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刻薄奸诈之徒，越来越多。秦时用严刑峻法，汉代又行王霸之道，都想治理好天下，但却都没有成功。”
魏征反驳封德彝说：“五帝和三王不必交换百姓来施行教化，照五帝的方法就能实现五帝的政治，照三王的方法就能实现三王的政治，要害在于怎么办。黄帝讨伐蚩尤，经过七十次战争，平定了乱事。九黎作乱，颛顼就讨伐他们，得胜之后天下也就平定了。夏桀胡作非为，商汤将他赶走。商纣残暴无道，周武王起兵讨伐他，商汤和武王都亲眼看到了太平。如果说自三代之后，人心一天比一天奸诈，再不会回复到敦厚朴实，那么到今天岂不都变成鬼了，还如何谈得上治理国家呢？”
魏征转向太宗继续说道：“臣以为，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是由于扰民太甚。我朝新立，虽不如隋时富裕，但天下安定，人心思治，这是陛下很少扰民的结果。总结隋亡的教训，就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养生息，而朝廷却要征发徭役，百姓生活困顿而要他们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会因此而起。当今之政，应当偃武修文，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减省刑罚，让他们致力于农耕生产。这是达到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请陛下慎重考虑！”
唐太宗听完魏征一席话，连连点头，坚定了信心。他毫不迟疑地决定采纳魏征的建议，偃武修文，以诚信治理天下。太宗求治心切，有时单独召见魏征，在他的寝宫里商议政事。魏征感激太宗对他的特别恩遇，总是将心中的话，毫无保留地讲出来。由于魏征的建议切实中肯，深合太宗的心意，不久就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尚书省的官员），仍兼原任谏议大夫，参与尚书省的政务，并监察朝政得失。
魏征日渐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器重，招来一些朝臣的嫉妒，太宗左右的亲信大臣中有人诬告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太宗派文彦博去查办，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文彦博向太宗汇报说：“魏征作为臣子，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远避嫌疑，所以才受到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太宗便让文彦博去警告魏征要引以为戒。
次日，魏征上朝对太宗奏言道：“臣听说君臣一心，叫作一体。君臣上下以诚相待，才能使国家达到治理。哪里有丢开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检点行为上费心思下功夫的！如果朝廷上下都走这样的路，国家的兴亡就不能预料了。”
太宗听了一惊，说道：“朕明白了。”
魏征叩头又说：“臣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而不要让臣做忠臣。”
太宗有些不解，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处吗？”
魏征回答：“古代尧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关龙逢、殷纣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孙相传，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落得个昏庸残暴的恶名，国亡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太宗听了连声称好。“对！对！朕再问你，君主走什么途径才能明智，犯什么过失就会昏暗？”
魏征畅言作答：“君主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君主所以昏暗，是由于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古代尧、舜当政，开放四方言路，使自己能看到各方面的事情，听到各方面的言论，当时虽然有共工和鲧这样的奸人，也没有受他们的蒙蔽；虽然有些人言行不符，也没有被他们迷惑。秦二世深居宫中，专信赵高，结果秦的统治迅速崩溃，天下人纷纷起来造反，但还不知道。南朝梁武帝相信朱异，侯景领兵打到京城，他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相信虞世基，天下到处起事，他一点也不清楚。所以说，君主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奸邪之徒就无法蒙蔽，下情才能上达。”
太宗感慨道：“君主理政，事务繁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君主若有过失，大臣就应该及时进谏。”为了表彰魏征的忠耿公直，太宗下令赐绢五百匹。
可见，做人做事都不能失去自己的立场，这就犹如《智囊》给人们留下的忠告——坚守“己场”和“己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