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认为成大事当求变，变则灵，灵则捷。所谓“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都是不可能有的现象，故为捷智。细分“灵变”、“应卒”、“敏悟”三种。
●不求变者，只看到一条路；善求变者，处处皆为路。失败者，多因死守一法，而不能因变求成。
【原典。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矣。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技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毛批：吾见其人矣。]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惟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解译。
智者不是只求争，而不求巧，求争是为了取胜，求巧是为了争胜。因此，如何学会以最快的速度求巧、求争，是一门大学问。
【冯氏智慧。
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灵变》。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成败皆在一瞬，你能把握得住，你就能涉险过关；反之则败。所以机敏善变当为要务。
冯氏案例：从一点开始全面突破
“全面开花”不如“一点突破”，这是非常有益的成功经验。为什么？因为“一点突破”既可节约有限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还可以实现“先做稳一处，再做好下一处”的成功道理。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陈平”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吕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边批：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平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后吕谗乃不得行。
（评注：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
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刘备”曹公素忌先主，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适雷震，因谓公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焉知非灌圃故智？
“周文襄”己巳之难，达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忱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
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郦生以楚拔荥阳不坚守为失策，劝沛公急取敖仓。又李密据黎阳仓，开仓恣民就食，浃旬得兵三十余万。徐洪客献策谓：“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难以成功，宜乘锐进取。”密不从而败。刘子羽守仙人关，预徙梁、洋公私之积。金人深入，馈饷不继，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赍盗粮也。[毛泽东批点：赍盗粮亦何所不可？地不能毁，民不能迁，此赍盗粮也。]△冯氏灵变之释用（一）
以大变之计制小变之计《智囊》推崇一个“计”字，因为计策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它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得更好。没有大小计策，有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自古以来，计策是成大事的基础，特别是对于精明善变者，更是什么时候都以擅长计策为强项。
蜀后主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领兵34万伐魏，分5路进军，六出祁山。魏明帝曹睿闻报，命司马懿为大都督，领兵40万至渭水之滨迎战。
诸葛亮与司马懿可谓是沙场老对手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兵法娴熟，足智多谋，不好对付。所以战前各自都做了周密部署，严阵以待。诸葛亮在祁山选择有利地形，分设左、右、前、后、中5个大营，并从斜谷到剑阁一线接连扎下14个大营，分屯军马，前后接应，以防不测。司马懿则屯大军于渭水之北，同时在水上架起9座浮桥，命先锋夏侯霸、夏侯威领兵5万渡河至渭水南岸扎营，又在大营后方的东原，筑城驻军，进可攻，退可守，稳扎稳打，务使魏军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懿受命离开魏都时，曾受曹睿手诏：“卿到渭滨，宜坚壁固守，勿与交锋。蜀兵不得志，必诈退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亦免军马疲劳之苦。”所以在经过两次规模不大的交锋，双方互有胜负之后，魏军便深沟高垒，坚守不出。
由于蜀军劳师远来，粮草供应颇为困难，因而利于速战；而魏军以逸待劳，利于坚守。因而诸葛亮的主要策略目标，就是要诱敌出战，调虎离山，速战速决。然而司马懿老谋深算，素以沉着、谨慎、稳重著称，加上有魏明帝临行手诏，也不必担心那些急于求功的部将鼓噪攻讦。
在这种情况下，要调动司马懿这只“老虎”离山，谈何容易！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司马懿这只擅长谋略，经验丰富的“深山之虎”，终究被诸葛亮调出来了，还险些丢了性命。那么，诸葛亮究竟使了什么样的奇招，使司马懿这只老狐狸也难免上当呢？
诸葛亮深知，己方最根本的弱点是远离后方，粮草供应困难；同时他也深知司马懿正是看准了自己这一弱点，并利用这点做文章，期待并设法使蜀军断粮，从而将蜀军困死或逼蜀军撤退，然后乘机取胜。
于是诸葛亮便将计就计，也在粮草供给问题上做文章、设诱饵，以此引司马懿这只“虎”离山。措施之一是分兵屯田，与当地老百姓结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这就等于宣示司马懿：你不急，我也不急；若是我不急，看你还急不急。
果然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沉不住气了，对其父司马懿说：“现在蜀兵以屯田做持久战的打算，如此下去，如何是了？何不约孔明大战一场，一决雌雄！”司马懿口头上虽说“我奉旨坚守，不可轻动”，心里其实也很着急。
诸葛亮的另一个措施，是自绘图样，令工匠造木牛流马，长途运粮，据传这东西很好使，“宛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岭，各尽其便”，蜀营粮草由木牛流马源源不断从剑阁运抵祁山大寨。
司马懿闻报大惊道：“吾所以坚守不出者，为彼粮草不能接济，欲待其自毙耳。今用此法，必为久远之计，不思退矣。如之奈何？”
诸葛亮看出了司马懿急于破坏蜀军屯田、运粮、屯粮计划的心情，于是进一步利用这一点引他上钩。办法是：一方面在大营外造木栅，营内掘深坑，堆干柴，而在营外周围的山上虚搭窝铺草营造成蜀兵分散结营，与百姓共同屯田屯粮，而大营空虚的假象，引诱魏军前来劫营；另一方面在上方谷内两边的山坡上虚置许多屯粮草屋，内设伏兵，同时让军士驱动木牛流马，伪装往来谷口运粮。而诸葛亮自己则离开大营，引一支军马在上方谷附近安营，以引诱司马懿亲领精兵来上方谷烧粮。
而司马懿呢？他虽烧粮心切，却又极为谨慎小心，深恐中了诸葛亮调虎离山的诡计。于是便也使了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计来应战。他亲领魏兵去劫蜀兵祁山大营，却一反过去每战必让主攻部队走在前面的惯例，让手下的部将冲锋在前，直扑蜀营，自己反而在后引援军接应。他这样做，一则是担心蜀营有准备，怕中了埋伏；二是他指挥魏军劫蜀军大营本属佯攻，目的是调动蜀军各营主力，甚至诸葛亮本人领军前来营救，而他却自领精兵奇袭上方谷，烧掉蜀方的粮草。然而，司马懿的这个调虎离山计，却未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诸葛亮早料到司马懿这一招。因而当魏军直扑蜀军大营时，诸葛亮只是事先安排蜀军四处奔走呐喊，虚张声势，装作各路兵马都齐来援救的态势，而诸葛亮却趁司马懿这只“虎”已离山之机，另派一支精兵去夺了渭水南岸的魏营，自己却在上方谷等待司马懿来“烧粮”，以便“瓮中捉鳖”。司马懿果然中计。他见四处蜀军都急急忙忙奔回大营救援，便趁机率领司马师、司马昭及一支亲兵杀奔上方谷来。接着又被蜀将魏延依诸葛亮的安排，用诈败的方法诱进谷中，截断谷口。一时山谷两旁火箭齐发，地雷突起，草房内干柴全都着火，烈焰冲天。
司马氏父子眼看就将葬身火海。亏得突来一场倾盆大雨，才救了司马氏父子三人及少数亲兵的性命。
司马懿这只“虎”原本拿定了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决不离山的主意，结果却仍被诸葛亮调下了山；他原想用“调虎离山”计烧掉蜀军的粮草，想不到却反而中了诸葛亮的“调虎离山”计。真是计外有计，天外有天，军机难测。由此可见，变计之重要。
从上可知，不管怎样，精明善变者敢于以计制计，在各种计策中较量胆识和经验。我们知道，计有大小之分。善于用计者，总是以大变之计制小变之计，从而获得胜局。这也是《智囊》之计策。△冯氏灵变之释用（二）
临阵时要会随机应变《智囊》认为，古时候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善于防守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于守备敌人出击的地方。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会挫伤士兵的锐气，浪费粮食军备，因而延缓取胜的时间；把全部兵力用于防守敌人出击的地方，那样士兵就不能再分开作战，敌人就会秘密行动，偷袭我们没有设防的地方。所以说，进攻时应该攻击敌人不设防的地方，防守时也应该防守敌人所不攻打的地方。
进攻有三种战术，防守也有三种战术。这三种战术一是正兵，二是奇兵，三是伏兵。
宽广平坦的道路，战车交错，人肩相摩；出征经过这条道路，回来也经过这条道路；我军一定进攻的地方，正是敌人一定防守的地方，这就叫作正兵战术。
用大军进攻敌人的南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北边；用大军进攻敌人的东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西边，这就叫作奇兵战术。
在高山深谷之中，在盘曲绝险的险路上，埋伏军队，不敲锣，不击鼓，然后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出击敌人的心腹之处，这就叫作伏兵战术。
用正兵的战术打仗，胜败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打仗，十次战斗可以取胜五次；用伏兵的战术打仗，打十次而十次都可取胜。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正兵所攻击的对象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正兵所攻击的军队，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用奇兵所攻击的城池，不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奇兵所攻击的军队，不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如果用伏兵，那么敌人就无城可守，无兵可用。
只会用正兵进攻，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进攻，这样的将帅就和木偶人一样。只会用正兵防守，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防守，这样的将帅也和木偶人一样。
现在那些做盗贼的人，有的是毁门撬锁进去行窃，有的是从没有上锁的旁门进去行窃，有的是翻墙穿洞而进去行窃。毁门撬锁而主人不觉察的，情况很少；从不上锁的旁门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有一大半的比率；翻墙穿洞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则是到处都可见到的事。作为主人，不应当说：“只要大门关锁牢固，旁边的小门和墙上的小洞就不必忧虑了。”
用正兵的战术，就好比毁门撬锁为盗一样，成功与否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就好比从没上锁的旁门为盗一样，大半是可以成功的；用伏兵的战术，就好比翻墙穿洞为盗一样，十次有九次可以成功的。
所谓正兵战术，像战国时秦国的函谷关（今属河南省云宝县），三国时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今属四川省剑阁县），都是其例。
我们考察古代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他们在一次战役之中，尚且要用正兵、奇兵、伏兵三种策略来取得胜利，何况是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这类关系着整个天下安危的战争，难道可以用那些不懂得这三种用兵战术的人为将帅吗？
古代兵家名将，在运用“形成人而我无形”的谋略，散乱敌势、巧妙制胜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袁绍派颜良等率军围攻曹部将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城，自己率军至黎阳，准备渡河。曹操欲引兵北救刘延，谋士荀攸认为，彼众我寡，北救于我不利，须使袁绍分兵才能取胜。建议曹操发兵一部至延津，佯装渡河示“欲向其后”之形，引袁绍“西而应之”之形。然后乘其兵力分散之隙，轻兵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白马可救，颜良可擒。曹操纳之。袁绍果然分兵西应，曹操便率军直取白马，被张辽、关羽斩杀了颜良，白马之围遂解。
自古以来，兵家就有“兵不厌诈”之说。更有智者，认为它是军事谋略的基本特征，也是“形成人而我无形”的基础。其中道理人人皆知。那么，因何在实际作战中总是出现对对手之诈一再“不厌”的现象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兵善用诈”使然。所以，扩展“兵不厌诈”的外延，也可以说是“兵不厌形”。因此，欲在战场上灵活自如地“形人”，首先学会“形人”之法甚为重要。否则就会“形”无度，动无制，而弄巧成拙。
“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是《孙子兵法·虚实篇》阐发的谋略思想的主题。“专”，集中，“分”，分散；意思是，我方集中兵力，敌方兵力分散到十处，我则可以十攻一，做到了以众击寡，与我当面交锋的敌人就少了。
军队作战，兵家都十分重视“分人之兵”和“按人之兵”，设法使敌露弱，再集中兵力，因敌制胜。公元231年，蜀出兵伐魏，诸葛亮率兵围攻祁山。魏明帝曹睿令司马懿带兵驻扎长安，指挥张、费耀、戴陵、郭淮等部。司马懿命令费、戴留精兵四千防守上邦，其余人马迅速增援祁山。诸葛亮因敌用势，以一部分兵力围攻祁山，亲率主力至上邦与魏军决战。郭、费等带兵攻打诸葛亮，被打败。司马懿收兵据险不战。诸葛亮求战不得，遂采取动敌分兵之谋，佯装向祁山方向撤退，以调动魏军，尔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司马懿见诸葛亮撤退，便尾追其后，到达卤城，张建议驻军不动，派兵出其不意地迂回蜀军之后袭扰。司马懿不同意，仍尾追蜀军。及至逼近时，又登山扎营，不肯战。部将多次请战，司马懿无奈，命令张进攻祁山南部的何平军，亲自从中路向蜀军进攻，诸葛亮集中兵力攻敌一部，斩杀张，大破魏军。司马懿饮败而归。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总是不断地积累各方面的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形成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常规定理。一般来说，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积累的常规定理，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进退取舍、对答应变提供着方法和指导。主动地遵循常规定理，就可以顺利地应付各种事变，取得成功。然而，有时我们反常规定理而用之，采取灵活机动的权宜办法，也会应变得体，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是反经行权作为应变术的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
反经行权和通权达变虽然都是灵活机动的应变术，但在运用上是有区别的。通权达变是不受既定方针或成规定理所约束，而反经行权则是反常规而用之。例如，在军事上，涉水作战历来为兵家大忌，然而，汉将韩信却反经行权，引军半渡，后决水冲敌，采取特殊的诱敌半途而击的战法，打败了强大的楚、齐联军。那是汉四年十月，韩信突袭齐国的历下（山东济南西）守军获得成功，引军直逼齐国国都临淄。
齐王匆忙逃亡到高密，同时派人向项羽求救。项羽立即派大将龙且率军20万，与齐王会合，迎战韩信。于是，两军在潍河两岸摆开阵势，龙且在河东，韩信在河西。这天夜里，韩信命令部下准备了一万多条袋子，装满沙土，投进潍河上游，这样，下游河水变浅了，韩信指挥一半兵马涉水过河，去进攻楚军；龙且见状，毫不示弱，亲自率领大军迎战。双方交战不久，韩信便佯装战败，慌忙撤回河西。龙且以为汉军无能，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全军渡河追击，想一举打败韩信。楚军大队人马刚刚冲到河心，早已埋伏在上游的汉军突然搬开沙袋，河水急流滚滚而下，卷走了大部楚军。此时韩信指挥汉军回头掩杀，龙且当场阵亡。留在东岸尚未渡河的楚军落荒而逃，齐王田广没来得及逃跑，便被汉军杀死。
俄国著名军事家库图佐夫也曾反常用兵，获得大胜。那是第三次土俄战争期间，库图佐夫任俄军总司令时，俄军当时只有46000人，战线长达1000公里。土耳其军队优势大于俄军，并占据着坚固的舒姆拉要塞。库图佐夫分析了战场形势后，大胆地变传统的直线全面防守阵形为灵活机动的多种战斗阵形，并令俄军撤退，诱敌出巢。果然，土军见俄军撤退，便离开舒姆拉要塞，进行追击。俄军以逸待劳，把追击的土军打败。按照常规，俄军打了胜仗，应“宜将胜勇追穷寇”。但库图佐夫没有这样做，而是将俄军的炮台、工事炸毁，命令部队继续后退，由多瑙河南岸撤到北岸。土军不知俄军示弱是个计谋，随即出动7万兵力，以5万人渡河进攻俄军，留2万人驻守南岸。此时，库图佐夫认为整个局势彻底改变了，立即组织了一支7千人的轻装部队，迅速迂回到多瑙河南岸，突袭土军兵营，然后从南北两岸包围土军，大获全胜。
反经行权之策运用成功与否，重要的在于对主、客观因素要有充分的、正确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经行权并没有真正违反常规，仍是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而动。例如，在传统的文化心态中，是“家丑不可外扬”，商品经营活动中更是“卖瓜的不说瓜苦”。然而，瑞士一家钟表店反经行权，外扬家丑，在促销中收到了巨大的成功。有段时间，这家表店门庭冷落，生意很不景气。一天，店主人贴了一张广告，说是本店有一批手表，走时不太准确，24小时慢24秒，望各位顾客看准了再选择购买。同时说明该表是按质定价的。广告贴出后，吸引了许多购买者，表店生意兴隆，很快就销售完了库存积压的手表。这家店主采用反经行权的策略，家丑外扬，体现了他的坦诚和顾客是上帝的经营思想，因而能赢得顾客的信任。这实际上反映了商品经营的规律。因此，反经行权绝不是完全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对某一方面的常规的违反，正是以对另一方面的规律的遵循做补充的。完全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应变，是会碰钉子的。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语对答中，反经行权的运用也是十分广泛的。所谓“正话反说”，就是这种应变策略的表现。相传楚庄王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一日，心爱的马死了，庄王沮丧不已，决定为马发丧，欲以棺椁埋之，以大夫礼葬之。大臣们苦苦相谏，但庄王一点也听不进去。正在这时，突然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的声音。庄王为之一惊，问是谁在哭，左右告诉说，是侍臣优孟。于是，庄王传令见优孟，问他为什么哭。优孟一边擦着脸上的眼泪，一边说：“堂堂楚国，何求不得？王所爱马，葬如大夫，薄也！请以人君礼葬之，雕玉为棺，文梓为椁，老弱负土，邻国陪泣。”优孟还没说完，群臣已鼎沸。庄王一听，沉吟良久，终于收回了成命。优孟巧妙地把要表达的真意隐含于热烈的赞词中，以“反语”道出，使庄王思而得之，受到震动。这也算是反经行权应变术的奇妙效应。
用变术去应对周围的变化，是一种取胜之道。反过来讲，死守一点，就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是《智囊》经验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