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宗教领袖阿尔比诺·卢恰尼，生前曾梦想有一个能够放弃梵蒂冈所获得的财富、权势和威望的教会，一个离开市场的教会，一个回归福音的教会。然而，他在梵蒂冈执政３３天之后，便莫名其妙地死去了。教皇卢恰尼之死，不啻是一起震惊世界的丑闻，同时也给梵蒂冈这座圣城罩上了神秘浓厚的阴影。数年之后，这一秘密才逐渐暴露。
梵蒂冈教皇神秘死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凌晨４点３０分左右，文琴扎修女给教皇送去咖啡。她敲响了教皇卧室的房门并喊道：“早安，教皇。”可是，没有任何回音。她再次敲门，仍无任何响动。这与通常的情况十分反常。修女拉开了门，发现阿尔比诺·卢恰尼正坐在床上。他带着眼镜，手中抓着一些稿纸，头向右侧歪着，咧嘴露牙，脸上显示出极其痛苦的表情。
修女惊叫起来。国务秘书维洛特主教闻讯而至。他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卢恰尼治疗低血压的药瓶，便随手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教皇手中的笔记本也被拿走。维洛特强迫教区成员发誓，决不准许透露教皇暴卒一事。
接着，应召前来的医生，给死者作了简单的检查，结论是：教皇死于急性心肌梗塞。
上午６点钟左右，维洛特立即下令给教皇的尸体涂上香料，涂上香料，即使解剖也无法发现或确定体内是否有毒药。
７点２０分，维洛特方才同意向外界发表一份公告：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大约５点３０分许，教皇秘书发现教皇一反常规，不在自己公寓的小教堂内。秘书便去卧室找他，发现教皇已死在床上。灯亮着，他似乎正在紧张地阅读。医生雷纳托·布佐内蒂博士赶到教皇房内，确认了死亡，死亡时间估计在昨晚近１１点钟。死亡原因是“与急性心肌梗塞有关的突然死亡”。
公告还说，这位秘书是马杰神父，他一般是５点３０分开始与教皇一起做弥撒。教皇读的那本书是《效法基督》。
在这份公告中，文琴扎修女早晨４点４５分发现尸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消失了。人们还发现完全与事实相佐的谎言，即卢恰尼通常在早晨５点半至７点独自冥想和祈祷，说马杰５点半见不到教皇而去卧室找他，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教皇所读的《效法基督》一书，在卢恰尼的卧室、公寓中都无此书。据教皇秘书洛伦齐回忆，教皇几天前曾派他去向一位教授借过这本书，但在教皇死前就已归还，由此，洛伦齐对这一说法提出了疑问。
教皇突然死亡震撼了世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贝内利红衣主教含着眼泪说：“教廷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关键领袖，我们深感苦恼和震惊。教皇的突然死亡是无法理解的，这是一个限制和制约我们的时刻。”
公众对教皇的死悲痛万分，第一天就有２０万人来瞻仰遗容。他们也怀疑教皇是自然死亡。有人透露，卢恰尼在近期曾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格检查，结果是“各方面都很好”。意大利医学专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解剖，才能确定死亡的真正原因。对此，西班牙等国开始争议，并逐步发展为公开的辩论。佛朗哥·安蒂科秘书大臣透露，他已向梵蒂冈首席法官提出起诉，要求他们对教皇之死进行全面的法律调查。
然而，梵蒂冈的医生们对于是否需要解剖教皇遗体却不发表任何评论。
１０月３日上午７时，梵蒂冈关闭了圣彼得大门。接着，一批医生出现了。事后，梵蒂冈新闻社发表了官方讲话，声称医生对教皇尸体的防腐情况作了一般性检查。
１０月４日，近２０万人冒着连绵阴雨，在圣彼得广场作了安魂弥撒。４天前，近百万人瞻仰了教皇的遗体。最后，教皇的遗体密封在三口分别用柏树、铝、乌木做的棺椁内，放进了圣彼得地下室的石棺内，永远安息了。
不久，文琴扎修女被送往北边的一座被人遗忘的修道院内，卢恰尼生前喜爱的秘书洛伦齐被派往意大利北部一所教会学校工作。
至此，教皇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杀，已成一团解不开的迷雾。如果是谋杀，那么凶手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教会应该属于穷人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卢恰尼出生在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里，父亲是普通工人。１９２３年，１１岁的卢恰尼来到了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他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６年后又进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１９５０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成为神学博士，并当上了贝卢诺一所神学院副院长。他身材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敏捷。１９５３年，约翰教皇正式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饮食起居毫不讲究，有人给这位院长送礼、送钱、送食品，他一律谢绝。在一次欢迎他的会议上，他对４００名神父说：“我来时只有５里拉，希望走时也不超过此数。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教徒们，我若不爱你们，便是不幸的主教，我发誓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奉献出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任主教期间，从无闲暇，有时去探望病人与残疾人，有时骑自行车或驾驶着旧汽车，出现在偏僻的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卢恰尼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该属于穷人。他信奉“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他对个人及教会的财产抱冷漠态度。
１９６２年，卢恰尼通过调查，获悉他属下的两位神父与一位倒卖商有瓜葛，投机数额高达２０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所有的神父，平静他说道：“我们之中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教会必须是穷人的，我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以此赔偿这两位神父对穷人所欠的钱，一分一毫也不差。”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７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的。他们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便常常挤满穷人。他说：“大主教的门敞开着，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能办到。”
在他的教区，一位牧师涨了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于是，牧师便下了逐客令。卢恰尼得知消息后，立即劝阻，但是，这位牧师却毫不让步。卢恰尼立即开出支票，让失业教师继续住下去。
１９７３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６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新教皇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的。
８月２６日上午，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圣·保罗广场上，不时仰望着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焦急地盼望着新教皇的诞生。
人们对于新教皇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反映在选举的意见上也不会完全统一：右翼分子希望恢复第二届会议以前的状态，目的在于加强教会教规。左翼分子则希望寻找一个善于理解、能把教会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教皇。他应当实行民主领导，承认主教可以影响教会的发展方向。中间派则在两头徘徊，企图二者兼顾。卢恰尼属于左翼，在来罗马之前，他便对一位秘书说：“我认为一个第三世界教皇的时候来到了。”
然而，卢恰尼压根儿没有想到，投票的结果，红衣主教们竟选他出任新教皇，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曾替他悄悄游说。
西斯廷教堂终于冒出了白烟。群众获知卢恰尼当选新教皇，顿时欢呼起来。
次日上午，新教皇登上皇宫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的２０万信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耶稣的语言，应是人类简朴与诚实语言。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功利的教会。
８月２８日，依照惯例，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是，卢恰尼决心开始教皇制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座轿，取消了镶着红绿宝石的三重冕和鸵乌羽毛，以及那长达６小时的仪式。于是，加冕仪式变成了普通的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皮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权力的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问题。
梵蒂冈银行勾结黑手党
梵蒂冈城作为天主教的总部，设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面积为１０８。７公顷，比一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１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梵蒂冈虽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当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
１９２９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被接受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款，也不必为进口商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从该条约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了７。５亿里拉，并移交给教廷１０亿里拉的公债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１９３３年与梵蒂冈签订了协议。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８%到１０%交与天主教教会。仅１９４３年，梵蒂冈就收到了１亿美元的款项。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款项用来购买生产炸弹、坦克、枪炮、避孕药等有违于天主教教义的产品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至少掌握了５亿美元，常设管理处拥有６。５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财则远远超过９。４亿美元。可以这么说，梵蒂冈的资本触角已伸向了全世界。
１９６８年，教皇保罗一世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就给梵蒂冈带来了灾难。
马尔钦库斯与美国黑手党早有联系，１９７３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高达１０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批伪造股票，黑手党给梵蒂冈１。５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便轻轻松松地挣得了４。８５亿美元。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１５０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他还用大量假股票买下了巴斯托吉一家包括金融、采矿和化学工业在内的超级公司，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美国司法当局曾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调查工作遭遇障碍，无法深入。
马尔钦库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而后，他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食品私运到墨西拿，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逃避意大利复杂税务法规的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买下了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多的股票。辛多纳从银行中窃取了大量的钱财，其巧妙手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们的账户中转走，而将这些储户蒙在鼓里。这些钱项除扣下３５%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资银行中辛多纳的账上。如果一些储户抗议说，他开出的支票遭到银行的拒付，或者说他的存款额应该大于银行账户显示的数字，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继而解释道：“你瞧，出了这么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还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黑手党人，他叫利考·杰利。杰利原是意大利冲锋队的一名中尉，他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杰利开始为意大利特工机关工作，随后又到达南美洲，与阿根廷国内的极右势力结盟，并作为该国的经济顾问被派往意大利。他的主要任务是为阿根廷购买坦克、飞机、军舰、导弹等军火。１９６３年，杰利加入了共济会，并成立了代号为Ｐ２的秘密组织。参加该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辛多纳和梵蒂冈的一些圣职人员。
教皇保罗也似乎感觉到了亿万财富带来的种种邪恶，他决定将梵蒂冈在意大利所拥有的财产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变卖掉，然后，在其他国家重新投资。于是，辛多纳利用这个机会，从他在意大利的银行将高额款项由梵蒂冈银行中转至他与梵蒂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日内瓦投资银行，他们不是将钱送往穷人手里，而是大批大批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辛多纳甚至傲慢地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财产有多少，但他估计约有５亿美元左右。
１９７４年４月，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时期，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落千丈。这也是辛多纳垮台的开始。７月，意大利和美国两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亏空，他的银行成了一家需要２０００亿里拉才能填满的烂摊子。警方发布了逮捕辛多纳的命令，辛多纳逃到美国，并抛头露面，表示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１９７６年９月，意大利当局成功地捕获了辛多纳。
可是，许多权威人士包括梵蒂冈许多圣职人员都为他开脱。杰利也亲自出面为辛多纳作证，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对辛多纳的诽谤，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战士。辛多纳交出３００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
事实告诉人们，只要梵蒂冈高层领导不进行彻底改组，像辛多纳、杰利等黑手党徒，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惩罚。
遵奉上帝的旨意
梵蒂冈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舆论界的密切注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银行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其中一位编辑著文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密谋勾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以及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纪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一些银行大亨。有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他都起着看守教皇的作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尽管他对梵蒂冈经济事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由于他从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那儿得到了不少实惠，所以，他始终保持缄默，不置一词。
然而，卢恰尼从佛罗伦萨那位虔诚、正直的红衣主教贝内利的口中，得知了不少内幕。贝内利的关系网包括一些在意大利身居要职的人物。这些人士揭露了梵蒂冈银行与好几宗违反意大利法律的金融交易有牵连。如果将这些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尔钦库斯、辛多纳等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对于贪赃枉法行为的调查，使卢恰尼对教廷内部奢靡浮华之风极为厌恶。他在对梵蒂冈圣职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道：“教士应对每一名教徒满怀同情之心，他应当与一切好人平等相待，但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威来打击那些恶棍。”
教皇为人谦虚、和善，处事谨慎，一般不轻易作出决定。但他一旦了解真相，掌握实情，并经过谨慎思考作出决定之后，任何人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动摇。这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就像一头雄狮，开始对邪恶势力伸出他威严的钢爪。
９月里，罗马秋高气爽。就在星期三下午，卢恰尼召来了维洛特，将自己的几项重要决定通知了这位国务秘书。
卢恰尼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将马尔钦库斯留在梵蒂冈城内，更不用说留在梵蒂冈银行了。教皇通知维洛特：马尔钦库斯必须立即解职，不是一个月以后，也不是一星期以后，而是在第二天，他将获准告假一段时间。教皇认为他适当的去处是在芝加哥当一名助理主教。马尔钦库斯的职位将由瓦乔尼·阿波神父接任。
另外，教皇还解除了梵蒂冈银行内许多人的职务。教皇说，他希望梵蒂冈银行与辛多纳等人断绝一切联系，如果让原来的人士继续掌握梵蒂冈银行，这个联系是断绝不了的。
接着，卢恰尼告诉维洛特本人，他的国务秘书一职将由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接替。
面对教皇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维洛特红衣主教不露声色，可是，当教皇说到他的职务由贝内利取代时，他脸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
卢恰尼将自己的笔记本置于一旁，问维洛特：“您认为如何，阁下？”
“您是教皇，您有权作出决定。”
“是的，不过，我想知道您的想法如何？”
维洛特耸耸肩说道：“罗马教廷内有不少人会认为，这些变动和这些任命与已故教皇的愿望背道而驰。”
卢恰尼笑着反问道：“难道已故教皇在世时打算作出永久性的安排吗？梵蒂冈城内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旨，已经蜕变为不折不扣的市侩。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作出这些人事变动。”
“人们会说您背叛教皇保罗。”
“人们甚至会说我背叛了教皇约翰，背叛了教皇庇护，只要他愿意，谁都能给我安上一个罪名。关键之点在于，我不能背叛耶稣基督。”
会谈延续了近两个小时，维洛特晚上７点半才离去。
晚餐以后，卢恰尼看了一遍他打算９月３０日在耶稣会发表演说的讲稿，他在下面一段文字底下划上了红线，因为这几句话与他所作的人事变动不无关系：“对于今天侵扰着人类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你们完全可以发生兴趣甚至加以探究。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时，你们不要忘了圣职人员担负着不同于世俗人士的任务。神父们应激励起世俗人士去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们绝不可以越俎代庖，忘却了自己传播福音的神圣使命。”
卢恰尼放下讲稿，又拿起了那本写有人事变动条文的笔记本，走到书房门边，一面开门，一面向两位神父道晚安：“明天见，遵奉上帝的意旨。”
这几句话成了他的最后遗言。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他已与世长辞了。
到上帝那儿告状去
教皇卢恰尼的暴卒，令人不可思议。那末，究竟是谁有可能犯这种丧天害理的弥天大罪呢？维洛特？马尔钦库斯？辛多纳？杰利？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有作案的动机，不能把他们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可是，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方面始终没有就教皇之死组织任何官方的调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一些勇于伸张正义的新闻界人士，还是私下里作了若干调查。他们发现，梵蒂冈原先的安全防卫设施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有人倘若想穿越梵蒂冈的防卫设施，简直易如反掌。那些安全防卫警察，最感兴趣的是去人行道旁的咖啡馆里，找一些漂亮的女招待们调侃。在卢恰尼教皇的任期中，在第三凉廊的顶楼上，有位瑞士卫兵，但他的作用只具有礼仪性质，因为几乎没有人从这条路线进入教皇公寓。他们通常乘电梯进入公寓，许多人有电梯钥匙，电梯门根本无人把守。任何衣着像神父的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教皇公寓。
一位记者还在教皇公寓附近发现了一个楼梯。瑞士卫兵值班时睡觉，守卫一个没人用的入口，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楼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位业余杀手，要谋害教皇也决不会有很大困难。
然而，这些私下调查起不了任何作用，教良卢恰尼之死仍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并作出果断、有力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新教皇产生了，他就是卡罗尔·沃伊蒂拉红衣主教———一位折衷的候选人。
维洛特被再次任命为国务秘书，马尔钦库斯继续控制着梵蒂冈的银行，辛多纳至少短期内在纽约逍遥法外，而杰利则拎着皮箱穿过瑞士芳纳银行面前的安娜大门，箱内装有几十亿赃款。
于是，有人认为，卢恰尼不是被一个或数个陌生人害死的，而是被那些众所周知的人所谋害的。阴谋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利考·杰利。
卢恰尼死了，死得十分冤枉，在物欲横流的凡世，他的冤案永无解决指望。只有一条路：到上帝那儿告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