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荆柯刺秦王（臣光曰10）
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老将王剪的儿子王贲率大军攻克辽东，俘获燕王姬喜，燕国灭亡。燕国的开基祖先是周武王的同宗——召公，与周公齐名，自此召公之祭祀断绝。司马光有感于此，在第十篇“臣光曰”中，批评燕太子姬丹急躁浅谋，用恐怖手段来对抗秦国的虎狼之师，加速了燕国的灭亡。而后人却以姬丹为贤者，不免誉之太过。
“荆苛刺秦王”直等于悲壮的代名词，成就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也演绎了“易水风萧萧，壮士不复返”的燕赵悲歌。荆柯白衣白帽，绝尘而去的影子，深刻人心。然而仔细将史书读去，却会发现，诚如司马光所说，姬丹欲泄一朝之私忿，而派荆柯行刺秦王，多少有点江湖打杀的味道，手段下作之甚。
当初，姬丹与同在赵国出生的嬴政（其父是秦国的太子异人，吕不韦的奇货），因为都是“人质”的缘故，所以特相友善。待嬴政即位做了秦国的国君，姬丹又去秦国做“人质”。但此时的嬴政却不怎么看待姬丹。一怒之下，姬丹逃回燕国。越想越气，越气越放不下，于是有了报复的念头，“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
师傅鞠武劝姬丹，作为太子，国之储君，不当过多的纠缠个人恩怨，理应将目光扩大至国家版图。“我们可以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方与匈奴结盟，一同抗击秦国”。燕丹却大不以为然，“太傅之计，旷日持久，我没那耐心。”于是死士荆柯就来到他的帐下。
关于这个过程，陶渊明的一首诗写得很清楚：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已，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左席击悲筑，右席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荆柯出发了，除了地图、匕首，同时还带去“途穷来归”的秦将樊于期的头颅。据说樊于期探知秦国宫闱底细，嬴政出重金要追杀他。杨宽的《战国史》认为樊於期即桓齮，兵败逃奔燕国。
然而结果就是那个结果了。盛怒之下的嬴政，派王翦进攻燕国。始皇帝二十一年（公元前226），王翦攻克燕都蓟城，燕国残部退守辽东。秦将李信（李广的祖先）继续穷追猛打。当姬丹得知老爹要以他的人头换和平时，只得匿身桃花岛。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装进盒子的命运，不过燕国也只换回四年的苟延残喘而矣。
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盛赞荆柯之流的侠客“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这样的重笔，我认为当和他的际遇有关。他只不过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平白慘遭汉武的“腐刑”，因此特看中侠客们为朋友两胁插刀的气概。当然这个侠客是纯粹意义上的，大义凛然的，不计私利的，与汉武帝时期欺行霸市的所谓游侠不同。
而西汉扬雄在《法言·渊蓦篇》中则认为，荆柯剌秦王，只是刺客冲动，无“义”可言，对司马迁的观点表示否定。司马光一生不信孟子，独尊信扬雄。因此，在他的评论中，尽管对荆柯不加评点，但可以看得出来，司马光不认为燕丹是在养士。也就是说，荆柯算不得是士。养士是要有养士的标准的，“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臣光曰6），不是替朋友出出气就可以称得上的。这个尺子压下来，姬丹与荆柯全挨不上，所以只能是恐怖组织。
附：臣光曰10：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通鉴》卷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