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太宗论乐（臣光曰90）
南北朝分限长江，连音乐都有南北派。北方以边族入主中原的缘故，音乐受其影响，多揉杂胡、夷之声。而南方音乐浸润当地民风，亦呈现吴楚民歌的特点。贞观初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参考南北音乐，依古音，作《唐雅乐》，对南北乐系进行统一。
贞观二年（628）六月，《唐雅乐》举行首场音乐会，唐太宗和一班大臣都去捧场。唐太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音乐确实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但无关政治兴废。御史大夫杜淹提出异议：北齐将亡的时候，作《伴侣曲》；南陈将灭的时候，作《玉树后庭花》，其音声皆过于哀怨，连路人听了都不免悲凉，怎能说与隆替无关呢？
杜淹之意，亡国之讯息必先从音声上泄露天机。
但唐太宗不这样看，他认为音乐之所以能引起共鸣，皆在于个人的心境。高兴的时候，闻之则喜；悲伤的时候，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国之将亡，其政必失，百姓生活必多困苦，故“闻乐而悲耳”。
魏征支持唐太宗的观点，但司马光支持杜淹。
司马光“臣光曰”第90篇又批了唐太宗。文章很长，有一千多字。开首一段话非常有哲理，非文章圣手，必不具此智思，真是好识见。
从前有个名叫垂的巧匠，工艺水平极高，能够不借助工具而“目制方圆，心度曲直”。曲直方圆全在他的一念之中，这确非常人所能及。但“目制”与“心度”，这样的心灵悟性却不可以拿来教学徒。垂要教学徒画圆画方，必得借助工具——“规矩”。
同样，圣人不必费大劲而能切中做事的道理，不必殚思竭虑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这个心法同样无法言传身教于人。所能传授的，必是能借以通达此境的桥梁——“礼乐”。
也就是说，“目制方圆，心度曲直”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是事物发展的圆融境界，或曰通达境界。其根基必得从“规矩”从“礼乐”入手。学徒必要经过日积月累的训练，方能如垂一样，技艺纯熟。政治人须臾不离心于礼乐，日夕涵养，方能渐至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之境。
司马光认为，礼乐固然只是一种形式，但此一形式却是通往政通人和的必要手段，焉能说政治兴废“非礼乐之功”？他列举历史上的几个典故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汉武帝、王莽、晋武帝、梁武帝这四个人物，或出台政策支持音乐事业的发展，或本身就精通音律，可是都不能避免后来的乱政发生。汉武有轮台罪己诏，王莽在农民起义中身死渐台，晋武帝的儿子晋怀帝司马炽、孙子晋愍帝司马业在平阳（山西临汾）被杀，梁武帝饿死台城。究其实，只缘于他们过于追求音声之好，失却音乐熏冶自己、感化人心的本旨，以故如此。然后批唐太宗是“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强不知以为知，很是可惜。
“乐”在古代的作用是很大的，直观的表现是国家凡有大事必得奏乐，如祭祀。尽管不同的场合，所演奏的音乐不一样，但其弦外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音乐有助于感化人心。孔子概括为“广博易良，乐教也”。“易良”一词，南怀瑾先生训为“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司马光将“乐教”分为五个层级：音乐首先陶治的是皇帝个人的情性（兴于闺门），然后影响及身边亲族（被于乡遂比邻），影响朝中大臣（著于朝廷），传递至封疆大吏（达于诸侯），最后感化天下所有人（流于四海）。
杜淹看重的是“乐”的这种感召力，而唐太宗的观点，和现代人一样，无非是借音乐来放松与消遣。基于此而言，杜淹的境界似要稍高一点，所以古人有“知音”之说。
最惬意的知音当是俞伯牙和钟子期，春秋时人。第一年的八月十五，俞伯牙舣舟汉阳江口，明月在江，景致风流。俞伯牙兴起，操瑶琴即兴赋曲，琴音清静，如高水流水。打柴的钟子期恰从江边过，听出琴音里对孔门高第颜回的响慕。俞伯牙很感激钟子期，因为是唯一懂他“琴话”的人。于是相约来年，亦是八月十五，我们再会此江口。
又是秋江明月，可是钟子期已死。俞伯牙面对满江秋涟，肠断“《高山流水》觅知音”，把心爱的瑶琴也摔碎了。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是知心，司马光所讲的第一层次，《中庸》所说的修身。而春秋吴季札聘鲁观乐，非止是知音，且是知世了。这是《春秋左氏传》所记载的著名典故。
吴国公子季札去鲁国访问，鲁乐工请他欣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和《召南》。季札说：真是美妙的音乐，教化开始奠基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辛劳却无怨气（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则勤而不怨矣）。
乐工为他歌唱《南风》。季札说：“美好啊，博大坦荡，欢乐却不放纵，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礼说：“此之所谓雅乐正声吧。能作此正声，其境界自然宏大，大概是周室故地的乐歌吧。”
乐工为他歌唱《郑风》。季札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好听是好听，但烦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忍受不了，郑大概会最先亡国吧。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国家没有主流思想，怎么能够长久呢。
这两个因听音而预知的兴废，最后都得到应证。
季札又欣赏《大武》——周武王时期的乐舞，感叹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接着又欣赏夏禹的乐舞《大夏》，季札赞叹为“德至矣哉”。德行至为庞博，就像上天无所不帱（覆盖），大地无所不载，再有大德大行，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
史称季札观乐“精于音律，不直听声而已”，亦能“尽知其意”。《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季札听的就是这个，杜淹概也是这个意思。
只是可惜，时至今日，所谓知音，早成传说了。
附：臣光曰90：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旦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德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蹔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柰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通鉴》卷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