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崔寔《政论》（臣光曰46）
关于制度性建设，并不是迟至清末以后，“五四”时期或是现在，才有的讨论。早在东汉时期，河北安平人崔寔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元嘉元年（151）十一月二十八日，洛阳发生地震。汉桓帝下诏，让群臣举荐志节高尚、不随世俯仰的独行之士，以备朝廷顾问行政得失。涿郡太守举荐了崔寔。当他到达洛阳时，推说有病，不参加“应诏陈政”之对策。回到老家，却写了一系列评论时政的文章——《政论》，影响很大。
《政论》据说共有五篇，目前已散佚，部分内容载于《后汉书·崔骃列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有佚文。《通鉴》卷53所载则是其中之一。
在崔寔的眼里，汉桓帝当时的局面，犹如驾车的人扔掉缰绳，马匹脱掉衔勒，肆意乱闯，而前面又是悬崖，能不危险吗？因此，建议紧急刹车，并提出他的拯救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二：
一是重建法制。崔寔认为，朝廷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应当审时度势，“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当无视现状而泥古不化，去实现所谓空疏的理想。崔寔这里显然是在批东汉续后的几个皇帝，一味默守刘秀的“仁厚”政策，施政手段不够强硬，搞得大臣胆大妄为，小民怨声载道。有这点识见的人，当不止崔寔一个，只不过他胆大，说了真话。崔寔以孔子为例。孔子回答叶公问政，为政的首要一点，就是要让周围的人先心悦诚服，这样远人才能归顺；回答鲁哀公，为政在于选用贤人；回答齐景公，为政在于节约财物。崔寔认为，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因为时事不同，所需要解决的事情不同，所采取的手段当然不一样。言下之意，汉桓帝时，当用法而不宜用儒。
二是宜用重典。崔寔并不害怕因言取祸，直言当时就是乱世。崔寔也没去奉承皇帝就一定英明，就一定是圣主，而是认为“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君主也是人，并非都具有最好的品德。因此，在用儒失效的情况下，主张法治，“严之则治，宽之则乱”。崔寔对法治与德治作了一番比较。他打比方说，治理天下的办法有似养身，平时注意保养，有病时才问医拿药。刑罚就是治乱的药物，德教则是太平盛世的美味佳肴。如果用德教去对付凶残，就如用美食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之世，就如用药物去调养身体，显然都不合适。
崔寔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加强制度性建设，用现代话说，意即制度管人。崔寔虽没有指名批评“德教”，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尚书》说“禹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格”。禹在台阶上跳，少数民族有苗就顺服了。这是三代的修德以怀柔远人的理想，孔子对叶公所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崔寔说，要让刘邦也穿上华丽的衣服，站在平城城头上跳舞，彪悍的冒顿能心愿诚服地拜倒在城下？崔寔的这个例子直指要害，很有说服力。
有个叫仲长统的人，看到崔寔的“政论”，非常赞赏，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可以当座佑铭看。但司马光在“臣光曰”第46篇里，对崔寔的观点也认同也反对。
司马光说，汉朝的法令已经够严厉的了，然而崔寔还嫌太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世之主大多懦弱，而平庸愚昧的辅臣，又只知道姑息。以故权臣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顾眼前，而为非作歹的人一旦得逞，法度纲纪当然得不到维持。因此，崔寔的办法，作为应急的措施是有效的，但不是长久之计。
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执法太过宽大，人民就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政府就得以严法纠正之。执法太过严厉，人民就会感到残暴；人民一旦不能忍受残暴，政府就得施以仁政。宽猛相济相调和，政局才能稳定。
司马光提出了他的制度性建设之见解。
纵观119篇“臣光曰”，涉及制度性建设的评论，极少， 这是不多的几篇之一。司马光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近世人一味诟病中国绵延几千年来只在清末那一刻，兵败西方列强的所谓“重症”之所在，即德治与法治。黄仁宇在他的书里，抨击中国士人只知道用道德来约束大权在握的君主们，而君主们一旦不仁，这国家就没救了。因此倡议要学习西方，加强中国的制度性建设，而不单单是道德自律。这也是“五四”以来，一些有识之士穷极探索中国之出路的共识。
其实读读司马光的这段评论，至少我是有所思的。制度性建设固然重要，历朝历代也不缺。但用儒与用法，是并行不悖，还是有主次，而孰主又孰次？历来聚讼不一。黄仁宇的观点，显然是以法制为主。但我以为，制度再好，条文再完备，不过是贴在墙上的一张纸，相反却能成为有歹意之人，因缘饰奸的手段。太监弘恭、石显为什么能够成功逼杀萧望之？即是利用汉元帝对“招致延尉”这一制度的不理解。多年前流行过一本书，叫《魔鬼辞典》，其中有一句话：所谓集体领导，不过是为一把手推卸责任而提供借口罢了（大意）。因为所有的制度必须依靠人来推行，而人的品性不好，一切都是白搭。
清初的王夫之给儒法排了座次。司马光理解“宽、猛”作为为政的两手，可以轮流着用，一时有一时的用法。但王夫之不同意，认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对官吏要严，对百姓要宽，两手并行不悖，“非以时为进退者也”。而严、宽之前提，必是以德教为根本。
为什么老要说德教呢？关键在于能养起善良之心。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用刑罚禁令来管理民众，民众害怕触犯法制不敢作恶，但内心其实没有羞耻感；而用高尚的品德与礼节来教育感化，民众不仅有羞耻感，且能自我约束。
予想起康德的话：我一直激动和好奇，对于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
注：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系出名门。《后汉书·崔骃列传》说：“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祖父崔駰为东汉著名文学家，与班固、傅毅齐名。父亲崔瑗，书法家，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交情甚笃。崔寔与稍晚的蔡邕齐名，号称崔蔡。一生著文颇多，以《政论》为代表作。崔寔约生于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l03年），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卒。
附：臣光曰46：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通鉴》卷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