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武帝命名“尧母门”及戾太子之不终（臣光曰26\27）太始三年（前94），赵倢伃怀孕十四个月，给年已62岁的汉武帝添了一个儿子，名刘弗陵，后来的昭帝。老来得子的汉武帝，有点兴奋：想当年尧母生尧的时候，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没想到我这小儿子也十四个月。于是性起，命名赵倢伃居住的勾弋宫大门为“尧母门”。
有两种人预感到要变天。一种是忧心时局的人，他们对未来充满担心。当时的卫子夫，卫青的姐姐，尽管宠衰，却也还端坐在皇后的宝坐上。太子刘据也还好好的，没什么过失。而刘彻竟然以尧母期许赵倢伃，什么意思嘛。一种是别有企图的人，司马光称为“奸人”，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作为站在太子对立面的势力，没事他们都要掀起三层浪，何况有机可乘。于是他们非但期盼这个变化，且还行动起来，促成了这种变化。
因此，司马光在“臣光曰”第26篇中说：作为君主，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因为内心有想法，必然会显露在行动上，天下人也就可以借此揣知上意。汉武帝以“尧母门”命名“勾弋门”，这个做法很不合礼数名份。正是汉武帝的这个举动，才使奸猾之徒暗自揣摩迎合皇帝的心思，于是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终成巫蛊之祸，可悲啊。
司马光所说的奸人正是江充其人。他从“尧母门”一事中揣摩出汉武帝的潜台词，因而借巫蛊掀起大案，成功地整倒卫皇后和太子刘据。而汉武帝果然也立刘弗陵为太子。这里是否存在互相利用的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彻喜欢这个小儿子是真的。换言之，刘彻不喜欢太子刘据也是事实。
刘彻在二十九的时候，生了刘据。卫皇后此时在他眼里正美着呢，刘彻也是真心喜欢这个儿子（甚爱之），所以在刘据七岁的时候就立他为太子。但随着年龄的长大，刘据的脾性更象母亲而不是雄才大略的父亲。史书说“及长，性仁恕温谨”。这很不合刘彻的口味，认为不象自己，转而喜欢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闳，李姬之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子刘髆。刘髆即李广利的外甥。
卫皇后和刘据很为自己的前程担心，“常有不自安之意”。刘彻知道后，找到大将军卫青说：我之所以变更旧制，征伐四夷，是想把天下打理清楚了再交给后代，劳民伤财确是难免；但如果后世也如我一样大动干戈，无疑是重蹈亡秦之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必是一个很好的守成之主，我哪有别的意思嘛，你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卫青死于公元前106年。也就是说，汉武帝与卫青的这一番谈话，事在刘弗陵出生之前，尽管汉武帝不喜欢刘据，但确实没有要废掉他的意思。但“尧母门”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汉武帝的意思，谁都猜得懂，不管好人还是奸人。而当时要打倒太子的人，远不止江充一个，江充却是最卖力气的，这又是为何呢？打倒太子，对江充又有何好处呢？有好处，好处且还大大的。无关升官进爵，却关乎身家性命。
事情是这样。一次，太子的属下胆大妄为到竟敢驱车行走在只有皇帝才能行走的御道上。时江充正深得皇帝信任，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监察贵戚、近臣有无违礼不法的举动。江充就把太子的属下给逮了。太子出面请“江君”手下留情，千万不敢让皇帝老爹知道了此事。一贯靠出卖别人以博得进身之阶的江充，会管这些？当初江充——原名江齐在赵国敬肃王刘彭祖的手下做宾客，因为得罪了太子刘丹，跑到刘彻那告阴状，致使刘丹被废。他也因为所谓的一表人才博得刘彻的赏识。而眼下，他正想借此立威扬名呢。果不其然，刘彻表扬他“人臣当如是矣”，于是“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威是立起来了，名气也大了。且不论刘据有无介蒂，他自己先不自安起来，怕刘据真的当上皇帝，会要了他的命。于是铤而走险，要搞倒刘据。
仅“尧母门”一事，而无其他机缘，江充尚不足逞其凶谋。也是合该刘据倒霉，巫蛊一案，便为江充找到了突破口。
读历史，读到宫廷的政争，真是恐怖。太子，未来的皇帝，大臣都敢倾扎，遑论其他人。不仅前廷斗，后宫也斗。前廷为官为权势斗，后宫为宠为男人斗，归结点都为了利。后宫争宠，花样百出，其一便是著名的巫蛊。所谓巫蛊，即如《红楼梦》里的马道婆，帮人势单薄的赵姨娘出主意，将欺人的王熙凤、压在儿子贾环头上的贾宝玉之生辰八字，写来贴在木偶人上，用针扎，借以把他们扎死。内宫里的巫蛊，最初的用途也仅是如此。但斗到没便宜，扩大化了，硬说有人想诅咒皇上早死。汉武帝一生气，“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其中就有丞相公孙贺。
上文说过，想扳倒太子刘据的不仅是江充，更有朝中一班大臣。起因也是太子的性格。武帝一朝的风气，那是法家的严刻，自上而下都如此，人人效法武帝的作为，以严刻绳下。在这样的风气里，太子的仁厚，显得相当另类，自然得不到人缘，这或许也是促成太子失败的原因之一吧。
《通鉴》说，武帝用法严刻，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平反。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的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汉武帝的耳根边便再没有听到过太子的好话。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甚至连太监都想借机踩刘据一脚。
太监苏文（巫蛊案后被汉武帝活活烧死）、常融、王弼等没事专门打探太子的消息，一有负面新闻，便添油加醋，传到武帝的耳边。一次，刘彻身体不适，让黄融去叫太子来，黄融报告说：“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待一了解，发现全是黄融搬弄是非，于是杀了黄融。但事情并不因为黄融的死而有所收敛。
以丞相公孙贺为首的太子一派，焉能甘心坐以待毙——公孙贺与刘彻是连襟，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但太子党斗争的手段实在不高明，竟用起巫蛊手段诅咒刘彻早死。用意很明显，皇帝早死了，刘据不就可以早登皇位了么。将巫蛊埋在皇帝的必经之的路上，这事是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干的，或许没公孙贺什么事。但武帝一查，确有诅咒一事。于是公孙贺父子被杀，一门族灭。
这事对汉武帝的刺激实在太大，从此不再信任皇后、太子，连其他儿子也不见，所以才铁下心思支持江充撤查宫中巫蛊一案。所谓奸人，是说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轻易的超越道德底限，而将坏事做绝，不留余地。于是江充借机将内宫翻个底朝天，“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据说从太子宫所得木人最多。太子心知江充故意陷害他，问计少傅石德。石德却以扶苏一事来告诫太子，劝他矫诏逮捕江充，然后将栽陷的经过搞个水落石出。结果是刘据亲斩江充，武帝疑心儿子造反，最终闹到父子兵戈相向。征和二年（前91），刘据兵败自杀。
司马光“臣光曰”第27篇评论了戾太子刘据的死：古之明君培养太子，精心为他挑选作风正派、品性敦厚之人作为老师和朋友，朝夕与游，使太子的身边都是正人君子，出入起居也都合于正道，仍难免淫邪放纵而陷于灾祸之事发生。而汉武帝竟让太子自己延揽门客，顺从他的喜好。正直的人不讨人喜欢，阿谀奉承之辈却容易亲狎，这本是人之常情，难怪太子没有好结果。
诚如司马光所言，汉武帝在刘据的教育问题上，确负有严重的失教之责。原因有三：一，当初，汉武帝专门为太子建立博望苑，地点在长安城外。任他的意愿自由与宾客交往，至于太子结交什么人，武帝不管。于是一些宾客为取悦太子，专以异端邪术求进。与江充结怨，不就是那帮手下人干的么。二，汉武帝给刘据选的那叫什么老师。太子出事，老师固然要承担连带责任。但石德为了自保，竟然劝太子举兵诛江充，直接涉嫌造反。三，卫皇后曾劝太子要多顺从点父皇一点，也多学父皇一点，刘彻却“是太子而非皇后”。而当太子出现失教后遗症，刘彻却撒手不管了，典型的不负责任。江充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晚年的汉武帝明了太子无辜，在太子自杀的湖县（西安湖城县）建思子台——归来望思之台，痛自悔伤。唐人白居易作《思子台有感二首》，其二说：“闇生魑魅蠹生虫，何异谗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注：戾：刘据的谥号，意为犯有过错的人。
附：臣光曰26：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光曰27：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通鉴》卷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