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萧何治未央宫（臣光曰17）
萧何是懂得刘邦的心思的，当年打进咸阳城，一屁股坐在皇宫里不出来，张良硬请才将他请出宫。叔孙通制朝仪，刘邦嘴皮子笑得合不拢，他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主子，骨子里是要享福的。于是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继位的第三年，超规格的未央宫落成了（长乐宫也在同一年）。刘邦从征战韩王信回来，一身硝烟，却见未央宫巍峨壮观，大为光火，由此也可见长乐宫的规格一般，因为刘邦没发脾气。刘邦质问萧何的话很见他的理智，身为王者的理智。
隋炀帝一朝得意，立即失去理智，享受享昏了头，所以亡了国。而刘邦一路风尘仆仆，能切身感觉到脚底下的基石尚不是很稳固，这个识见就比萧何高明。刘邦之所以是刘邦就在这里了。贪心人人都会有，高明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能把持得住，将贪心收拾起来，待该享福的时侯再来享福。刘邦走出秦皇宫，便是收敛贪心的好时机，刘邦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虽为周昌撞见，但也是他该清闲的时候。但刘邦知道，此时，公元前200年，还不是他享福的时候。于是质问萧何：百战之后，民生凋弊；大乱虽平，隐患未止，成败尚未可知，你怎么可以耗费民力如此？
汉初民生凋弊到何种程度呢，史书是有例证的。刘邦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举国上下硬是找不到，萧丞相出门也只得用牛拉车。而不久之后的匈奴人，竟能集结起四十万匹铁骑，将刘邦围困平城，这是外患了。而国内一旦民心生怨，与首鼠两端的诸侯遥相一起呼应，不又是腥风血雨了么，刘邦最后不也死在征讨途中么。刘邦自然没忘樊哙在咸阳城里对他说过的话，所以才说“成败未可知”。
而萧何的回答，不管怎么说都是诡对。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意思是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现在规划超前一点，把房子搞好一点，也免得子孙后代重复建设；再者说，皇帝君临天下，皇宫不壮丽一点，怕不足以显示皇家权威。
这话似是而非，不客气地说，都是鬼话。原因有二：
一，针对“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司马光批驳（“臣光曰”第17篇）说：“王者当以仁义为壮丽，以道德为权威，还没听说有依靠宫室规模来镇服天下的。天下尚未安定，理当约束自己、节俭用度，将经费用到急需的地方。现在反倒好，先急着修宫室，这明摆着不知道做事的先后嘛。”司马光举夏禹为例，大禹开夏，住在简陋的宫室里，而末主夏桀却修建奢华的倾宫。夏禹身体力行以节俭示后，末流尚且难免骄奢淫逸，何况给子孙作奢侈的榜样呢。司马光批萧何的话是荒谬之极。
二，针对“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我批驳：文景二帝是没有搞重复建设，武帝也没有将长乐宫、未央宫拆了重建。但武帝的上林苑，地盘大得就无法想象。地跨长安、咸宁、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纵横300里，有霸、产、泾、渭、丰、镐、牢、橘八水出入其中，可容千骑万乘来回地耍。而仅昆明池就周长40公里，湖光山色，烟波浩渺，美不胜收。费民力那是肯定的，总会武帝自个一刨刨地挖吧。
司马光批责：“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启之也。”这话可以商量。始皇帝谁给他开坏头了，咸阳城项羽一把烧了三个月，还不是他自己的享福心思。武帝的作为大概也类此。所以史家说，凡秦始皇干过的事，汉武帝变着法也再干一遍。但酂侯萧何树了一个极不好的标样，这是可以肯定的。本来就蠢蠢欲动要金砖铺地，再有个奢侈的祖先，子孙的浪费也就心安理得了。
纵观古今“家训”、“示儿”之类古训，哪有父母亲告诉子孙们说，没事，你们可以放开手脚山吃海喝，我留给你们的财产吃穿不尽？除非此老是混蛋，或者本身就一贫如洗。魏文侯的儿子子击（后来的魏武侯），一次在路上遇到文侯的老师田子芳，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跪伏在路边。田子芳竟然昂然不答。子击大怒，对田子芳说：“是富贵使人牛逼，还是贫贱使人牛逼？”田子芳说：“当然是贫贱使人牛逼。国君要牛逼，大夫要牛逼，到头来一定失国失家，他们拿什么牛逼。而穷人就不一样了，到哪不是一样的穷，所以最牛逼。”田子芳老聪明，富贵诚不可以示人。
而萧何不懂得急务之所在，具体表现在哪呢？司马光告诉我们二点：一是大战方休，安抚民心，这是当前之急务；二是为后代树立榜样，遗厥子孙，这是长远之急务。萧何于此二失之，其究竟是刀笔吏出身，有迎合官长的惯性心理。当初刘季去吕公家吃酒，萧何就对吕公说刘季一贯讲大话，不要信他。他的这番鬼心思伴随了他一生，亦是成也鬼心思败也鬼心思啊。
楚汉相争，萧何坐镇关中，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使问讯。萧何明白刘邦的意思，于是挪用公款，买田购房，刘邦自此不再派使者来。然而这是萧何自存的智慧，不是鬼。他的鬼谋体现在韩信被杀一事上。他应当知道韩信只是市井之志，正如当年他的在关中买房一样，不过是要官要钱，以前穷怕了嘛，决不会有反志（后来逼急了，则是后话）。可是他却不帮着说一句话，反倒成全吕后之谋。
刘邦对张良是放全心的。张良为人坦荡，明白历史大势。尽管当年为了替韩国报仇而散尽万千家资，但真要立六国之后，他又极力劝阻。张良是要辅成刘邦成就一统大业的。这一点，刘邦非常清楚，所以后来连太子都交给了他。
而刘邦对萧何的疑忌直到晚年。萧何尝劝刘邦将皇家园林分给百姓耕作，这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刘邦疑心他想当好人，把过失推给自己，于是下狱。亏得王卫尉（名字不知道，只知姓王，随侍刘邦），平日敬重萧何的为人，智救萧何，刘邦才开恩放人。
萧何也绝，六十多岁的人，光着脚丫子前去谢恩。刘邦一见这样，说：“相国不要这样嘛，相国为人民讨要上林苑，我不准许，说明我是桀纣之君，而相国您是贤相嘛。我所以把相国抓起，就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啊！”刘邦的话里还是不释然的。
附：臣光曰17：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已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启之也。（《通鉴》卷11）强硬外交策
——司马光评刘敬和亲（臣光曰18）
汉高帝八年（前199），匈奴冒顿单于屡犯北地，刘邦感到束手无策。一年前的白登山之围，吃了大苦头，险些连老命都丢在那里了，打决计是打不过的，怎么办。只好问计刘敬。刘敬的主意也是不能打，“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军旅，不可轻用武力。”此话说明刘敬知时务。
白登山之围，刘敬谏阻刘邦不可轻易出击。刘邦不听，骂他“齐虏”，凭口舌之强做了我的官，现在又想来沮挠军心，把刘敬抓了起来。结果是，刘邦冒险轻进，先期从晋阳出发，当到达平城时，后继部队因为是步兵，还落在遥远的后防线。不意冒顿的四十万兵力全是骑兵，机动性强，动作快，迅速将刘邦困在离平城几里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时间，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粮饷进不去。多亏陈平献了一计，走了冒顿夫人的路线，才得以脱身。刘邦这才想起监狱中的那个“齐虏”，还真有先见之明，不但放了他，还封为建信侯。刘敬自此成为刘邦帐下的重要谋士。
刘敬对刘邦说，冒顿禽兽一样的人物，连父亲、妻子、群母都猎杀，跟他谈睦邻友好，不扯蛋么。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只要陛下舍得您的女儿，必能套住冒顿这条狼。让长公主与赵王张敖离婚，改嫁冒顿，多送嫁妆。冒顿贪财，必然会立长公主为“阏氏”（即皇后）。这样长公主生的儿子必然为太子。冒顿活着时是您的女婿。有幸冒顿死了，更好办，外孙继位为单于，哪有外孙和外祖父干架的道理。
刘邦一听，有道理，立马要长公主改嫁。刘邦那心肠，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当年被丁固追得屁滚尿流，就接连几次将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女儿几次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跑。眼下不过是改嫁，又可以博得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哪有不乐意的道理。可是吕后不干，整日哭闹。刘邦只好认了一个义女，公元前199年，让刘敬送去和亲了事。
司马光“臣光曰”第18篇评论了刘敬的和亲政策，从行文看，他对这个政策大不以为然。司马光批刘敬头脑不清楚，思维混乱。既然知道冒顿禽兽不如，却又想以和亲来感化他，哪有这个道理。冒顿既然是野兽，他又哪懂得“骨肉之恩，尊卑之叙”？他要懂，还会杀父杀妻杀庶母吗？
司马光的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冒顿铁石心肠的人物，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会甘心接受所谓礼法的约束？退一步讲，冒顿良心未泯，懂得了这个道理，那又如何保证长公主在强手如林的后宫斗争中，能如愿登上“阏氏”的宝座？再退一步讲，就算长公主登上了“阏氏”的宝座，又如何保证她的儿子必是太子？刘邦不也动了心思，要废了太子而立赵王如意么。而冒顿之所以鸣镝射父，起因就是父亲头曼要搞掉身为太子的冒顿，改立少子。
再再退一步讲，这些都成立，长公主的儿子如愿以偿做了单于，那又如何能保证他能与大汉一条心呢？要是受大漠习俗的影响，刘邦的外孙兼有父亲的蛮强与母亲的狡黠，那不更难办么。汉文帝时期，头脑聪明的宦官中行说不想去和亲，汉文帝硬逼他去，结果降胡，给汉廷造成不小的麻烦。中行说还是“生化武器”的祖师级人物，用腐化的动物尸体污染水源，据说霍去病就是喝了这样的水而染病不治的。
司马光认为，刘敬的和亲政策是建立在一连串不能成立的假设之基础上，所以只能是馊主意（疏矣）。
即然刘敬的方子不行，当有更佳的解决方案了。于是，司马光提出了他的“御夷狄”之道。“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边境藩国要老实顺服，则我们也客气待他，且还交通交通，安抚安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如若有异志，敢叛乱侵边，拳头给他吃，打得他听话为止，没听说要嫁女儿讨好夷狄的道理。言外之意，这也太绥靖太没志气了。
这就是司马光的强硬外交观，不管是评论历史上的相关事件，还是打理他所身处的北宋当时，都一以贯之并且终生落实这个思想。
问题是，凭汉初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匈奴的对手，如何打。打又打不过，和亲又太软蛋，如何是好？关于这个问题，司马光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是司马光写作“臣光曰”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
基于所评述的历史事实，而往往又超越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对于相关的历史事件，司马光只负责给出最正确的处理方法，而并不去管这个答案是否符合于当时的历史现实。因为司马光关心的，是未来我们遇到相似事件的时候，应当怎样正确应对，这就是“资治”的本意了，而不是给历史翻案或者作注角。这是我们读“臣光曰”必要明了的一个原则，否则，难免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或者竟至认为司马光错了。
解决边境争端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是打。但打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我强敌弱。那好办，比如汉武帝时期，就把匈奴打残。一种是势均力敌，或者甚至稍逊对手。比如西汉初，北宋时，明显打不过北边，那怎么办。司马光以他的政治经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22岁的司马光代父上疏，提出五条理由要求在两浙地区不添置乡兵、设指挥使，建议“别无生事”；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入相，司马光都是不惹事的双边主张。也就是说，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以固守国门为上策，切勿轻开边衅，要打也要等国内的事情料理清楚了再打。这就是司马光的第二个方案——在强硬外交政策基础之上的随机应变。我不认为这是绥靖政策。绥靖政策无疑是抱薪救火，而不轻开边衅则是严阵以待。
元祐元年，司马光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细化他的双边主张，甚至建议将占领的疆地全部退行给西夏，放弃米脂等十寨。一者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一者可以平“西人积怨愤之气”，否则一旦他们“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拥有米脂等十寨，也是无益——此事后来遭到反对，没办成。
暂时放弃有争议的边地以息事宁人，这事可以讨论。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与放弃战略要塞，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显示了战略的机动性与灵活性，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以消灭敌人的扔生力量为目标中，而不是老想着占地盘，最终达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目的。同时，此举也可以为国内的发展，争取了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北宋当时的头号难题不在边境而在国内，争取和平是为了腾出手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吃紧问题，这正如汉初的紧要任务是修养民力而不在开疆拓土一样。但后者却是自毁长城之举，足以祸国殃民。比如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出卖给北方的契丹（后称辽），使中原门户洞开，北兵可以长驱直入，而中原无险可守，不但为患北宋，且为祸中国数百年之久。直至明朝的朱元璋收复元大都，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刘敬，这个人也是很牛气的。他本不姓刘，姓娄，叫娄敬，齐国无名人士（戍卒）。他要去见刘邦，同乡虞将军好心劝他换件象样的衣服去，娄敬却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很直率的一个人。而他之所以能被赐姓刘，看来对刘邦是有大用处的，因为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被皇帝认作同宗。首议定都长安是一，之后就姓刘了。献和亲之策是二。建议刘邦徙六国后代及豪桀巨室居关中，名为备胡，实则是防他们在原住地生乱是三。
附：臣光曰18：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通鉴》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