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南唐烈主弃民以资敌国（臣光曰115）
后晋天福五年（940），南唐与后晋干架。南唐烈主李昇（徐知诰）命李承裕拒敌，但只限于保境安民，不得主动去攻击敌人，更不得借机劫掠边民。而李承裕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大败，损兵折将四千多人。李承裕及其部众千五百人被斩，监军杜光业等五百零七人被押往后晋首都大梁（开封）。
石敬瑭表现出相当的大肚，认为这些人并无过错，悉数遣返南唐。但李昇怨恨将领违抗命令，遂有此败，拒不接纳。又送回去。晋帝又遣返之。李昇索性来个绝的，“遣战舰拒之”，硬是不让被俘者返回。石敬瑭于是安排任用唐诸将官，士卒编入晋军。
司马光说（臣光曰115），违抗命令的是将领，士卒只是执行将领的命令，何罪之有。李昇应该接纳被俘者，戮其元罪，好言抚慰士卒，这样做才妥当。何必自弃兵民，反成敌国之资呢。
两方用兵，无非争地盘，争民力，争物力，最重要的是争民心之向背。李昇“弃民以资敌国”，这是军事上的愚蠢。于后晋来说，是救了被俘者的性命，感恩之余，定是效了死力。于后唐来说，则是自损兵威，起码也是自损兵源。
司马光此论，虽是批李昇做事不当，实质上也可以当军事策略思想来看。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于此一点上借鉴最深。
解放战期间，我军兵力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超越国军，靠的即是“吊士卒而抚之”这一条。对被俘的国军士兵，毛泽东的政策是，想解甲归田的，开路条，发路费，一律放行；想留下来继续效力的，先思想转化，然后编入部队。对军官的处理掌握二条原则：中下级军官遣散，高级军官则关押。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下级军官也尽可能补充，但只能担任副职。对于炮兵、工兵、电台等技术军官，则几乎照单全收。
北伐时期，国军也成功的运用了这个政策。据《蔡廷鍇传》记载，蔡廷鍇在每次战役之后，都有详细的数字统计，比如本部损失多少人员，缴获多少枪械。其中就包括俘虏了多少敌军，并补充兵员多少。
当然，对俘兵的思想工作如果做得不到位，也是要命。被粟裕聚歼孟良崮的国军整编74师，进入山东之前就补充过解放军俘虏。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张灵甫在处理被俘士兵上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被俘士兵分散开来，而是集中安置。有一个重炮连就掌握在被俘解放军的手里。后来这个重炮连发生哗变，掉转炮口，对张灵甫的阵地构成最致命的危胁。这说明了二点问题：一是国军的政工工作确实不行，二是民心早已不在老蒋那边了。
胡三省认为，李昇“惜不能如秦穆公耳”。意思是说，李昇应取法秦穆公。大将孟明视战败被俘，秦穆公不仅宽恕他，且继续委以重任，终于打败晋国，成为西戎的霸主。但问题是，杜光业等人是抗命不遵，这和孟明视被俘大不一样，也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临机处置，完全不同。此风如若长成，那不变成拥兵自重了么。因此，司马光才主张杀之。
李昇作为南唐的开国皇帝，文才显然要比武才好。他的儿子李璟、孙子李煜，更是了得。特别是李煜，可谓风华绝代。只是文藻过甚，误了正事。清人郑板桥，名燮，于《南朝》一诗小序中说：
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
此中之意移来评价李氏一家，亦是妥切。其诗有云：
风流不是君王派，请入鸡林谢翠华。
注：鸡林，指佛寺。
附：臣光曰115：违命者将也，士卒从将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将以谢敌，吊士卒而抚之，斯可矣，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通鉴》卷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