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我来讲。”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围剿派性、全面整顿的战斗打响了。
“四人帮”冷不丁地举起了“反经验主义”的“砍刀”，在政治局内动员反周恩来。毛泽东严厉警告“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周恩来写信揭露张春桥。张春桥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
“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拼尽他生命的全部气力给战友以最后的支持。
四届人大的召开及其所产生的领导阵容，使饱受了9年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再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风帆和斗志。
更来之不易的是，四届人大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奠定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政治格局。
难产的四届人大，却以它最后的、也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5年1、2月份，是周恩来住院以来精神最为愉快的一段时光。
然而，周恩来也非常清楚：事情还远远不到万事大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口号尾音仍像个幽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空游荡。
毛泽东虽然一再讲要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甚至也支持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但是在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
“四人帮”一伙虽然没能实现他们的“组阁”梦，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掌握着部分党政军部门的重要权力，他们不会甘于他们的失败，还会出来闹腾。四届人大结束后不久，对四届人大组阁结果感到万分沮丧的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去，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骂了一通，并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
进行了9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以其强烈的惯性向前冲刺。生产生活中的混乱派性、无政府主义依旧肆虐，国民经济形势依然危机重重。
1975年的中国政治，乍暖还寒。冷、暖两股气流仍在激烈地对峙着。四届人大开幕式主席台的第一排座次的安排，可谓是1975年中国政治形势的形象写照：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左边，坐着以王洪文、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势力。
在这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周恩来燃尽他生命的最后余辉，给予了邓小平最后的支持和鼓励。
周恩来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我来讲。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围剿派性、全面整顿的战斗打响了。
四届人大产生了12位副总理，其中还有张春桥。尽管邓小平排在了第一，但如何分工，关系重大。
为此，四届人大结束后不久，周恩来在医院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请小平同志将副总理的分工列出，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说，我来讲。
2月1日，周恩来忍着病痛，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副总理的分工。参加会议的除了12位副总理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
“还是总理主持，我协助总理。”邓小平谦逊地说。
“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会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提出了副总理分工的方案：“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文件。……”
会议还通过了其他副总理的分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位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华国锋主管政法和科学，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副总理分工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对与会的100多位负责人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周恩来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邓小平，继续说：“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同志现在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特意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端出，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还满怀期望：“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会后，也就是2月2日，周恩来写信将副总理分工方案报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准了方案。
从此，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
1974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企业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国家财政出现赤字。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进行整顿。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人民大会堂，军队、铁路交通、冶金、农业、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激荡着那个言简意赅的四川口音：
—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话毫不留情：军队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面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来。
—在总参团以上干部大会上，邓小平的声音掷地有声：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在听取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汇报时，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行，解决铁路问题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要起草一份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不要长。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时邓小平加写的文字力透纸背：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能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197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铁道部部长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在3月份召开。邓小平斩钉截铁：不行，要在2月25日开。
会议议程进行到一半时，邓小平来到会场，发表了那篇可谓是全面整顿的振聋发聩的宣言。
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许多负责同志伸出手来想跟邓小平握手。
“今天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把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摆了摆手。那些原本想跟邓小平握手的人面面相觑，两眼怔怔地看着邓小平，紧接着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走近座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烟点着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又长长地吐出来，开门见山：“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促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会场静极了，许多负责人很久没有听过这样酣畅淋漓的痛快话了。
“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邓小平把烟摁灭了，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继续说：“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
如何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邓小平当年之所以选择铁路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除了当时铁路交通的混乱外，还有经济学上的道理。
接着邓小平提出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邓小平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讲话：“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像阵阵春雷，使与会者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围剿派性、全面整顿的战斗打响了。
“四人帮”冷不丁地举起了“反经验主义”的“砍刀”，在政治局内动员反周恩来。邓小平请教毛泽东。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厉警告“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就在邓小平进行整顿的同时，“四人帮”也不甘心他们的惨败。他们仍在寻找各种机会，伺机反扑，3月，他们冷不丁地举起了“反经验主义”的“砍刀”。
3月1日，张春桥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名义，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周恩来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临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作了一次长谈，除商量人事安排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谈学习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回北京后，周恩来整理了谈话要点在政治局传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然而，张春桥在讲话中却别有用心地扯出了个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要警惕经验主义的危险，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张春桥在讲话中还露骨地指责周恩来1972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影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也有可能“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一天，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别有用心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预谋的。这把反“经验主义”的“砍刀”，是砍向周恩来，是砍向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及一大批有领导经验的老干部。他们叫嚣：这些老家伙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老经验办事，抓规章制度，抓生产，是搞修正主义，是走资派。
在40年代初期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是所谓“经验派”。为此，周恩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曾作过多次自我批评。
江青一伙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这个时候，翻腾出历史旧账，并大肆渲染毛泽东1959年讲过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用心甚为险恶。
从3月到4月，“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接连发表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报道和文章，掀起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恶浪。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抛出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打‘土围子’”。文章把反对他们极左做法的老干部比作民主革命时期躲在“土围子”里的敌人，称：“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要全部打掉，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张春桥还在一份文件中写道：“这些年来，我们学习马列的状况，有所进步，但是，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极尽影射之能事，矛头直指周恩来，说：“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江局工作时，周恩来和王明曾经是同事。
江青等人还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渠道，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4月4日，江青对迟群说：“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多次提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要求迟群把她的这些话向新华印刷厂传达。新华印刷厂是她当时抓的典型单位之一。
第二天，江青又别有用心地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讲了她的这番话，要他们大肆宣传。
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一些政治局委员谈话，危言耸听地宣传“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到处送发他们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的十条表现等材料。
4月中旬，江青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正式提到政治局会议，说政治局应当讨论，要“交锋”。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恶浪甚嚣尘上。
江青一伙大肆宣扬反“经验主义”之时，正是周恩来病重之际。自从2月4日做过第二次大手术以来，周恩来的病情一直不太稳定，几乎每天都便血。3月间，医生在对他进行检查时，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3月26日，周恩来做了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新发现的大肠内的肿瘤。
一位当时参加治疗的医生描述了周恩来被病痛折磨的情景：“周总理当时的病情比外界猜测的要严重得多。值班时，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烈疼痛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休息时，一闭上眼睛，周总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就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医疗组的许多同志平时都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
然而，病重的折磨阻隔不断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牵挂，外面所发生的风风雨雨他都一清二楚。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这期间，周恩来频频找邓小平单独谈话，商讨对策，并鼓励邓小平大胆地干。
周恩来还几次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他们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王、唐二人因为常常陪同外宾见毛泽东，毛泽东对她们比较信任。
周恩来以羸弱之躯，再次给邓小平以鼓励和支持。
邓小平的心里也非常清楚江青一伙大肆宣扬反“经验主义”的企图何在。在江青、王洪文分别找一些政治局委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政治局要讨论反“经验主义”时，邓小平坚决抵制。
此事应当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机会来了。4月中旬，连续9个月在外地的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准备同来访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面。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去见毛泽东。邓小平是当时陪同会见的唯一的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谈话内容相当广泛，气氛欢快而轻松。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告诉金日成：我们Premier（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一个是膀胱，开过两次；然后是大肠外面长了一个东西，又开了刀。
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坚持学英语。谈话中，常常脱口而出一些英语单词。
金日成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你们好一些。
金日成说：谢谢。祝你保持健康，保持好的身体！
毛泽东说：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第三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不行了。
金日成问：为什么不行？
毛泽东说：上帝请我喝烧酒。
毛泽东的幽默引起一阵大笑。
金日成说：还早呢！
毛泽东大笑：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
金日成说：我们不希望你去。
话题又转到邓小平身上。
毛泽东指了指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
金日成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接话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毛泽东补充说：还会反修正主义。
金日成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副主席十年没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金日成多次访华，但那时邓小平“靠边站”了，自然没能参加会见。
毛泽东解释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
金日成说：很好，我们欢迎！
毛泽东说：我们要他。
毛泽东与金日成关于邓小平的对话，再一次反映出他对邓小平的器重。
那天，毛泽东心情愉快。会见结束送走金日成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请教。他汇报了张春桥、江青等人自3月以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所作所为，并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
邓小平的汇报真是太及时了。
两天之后，姚文元把他指使新华社写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份报告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从邓小平的汇报中已得知“四人帮”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反“经验主义”的经过和企图。23日，毛泽东提笔在姚文元送来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了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写到这里，毛泽东略有所思，稍稍停顿了一下，接下来又有针对性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这几句话明显是批评江青等人的。而且还要求政治局开会讨论。
江青一伙严密封锁毛泽东的批示。当时新华社干部听说毛泽东有批示，要求传达。姚文元不准，但又找不到理由，因为毛泽东的批示是写在新华社的请示报告上的。于是他和王洪文合谋，要新华社给王洪文写报告“请示”。王洪文批示“暂不传达”。姚文元也跟着批：“同意暂不传达。”
“四人帮”可以对下封锁，但对政治局是封锁不了的。
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4月23日批示。
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辞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张旗鼓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在会上不得不作言不由衷的“检讨”。
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但他对会议情况非常关心。4月29日、30日，他先后找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
周恩来深知江青的本性，虽然作了“检讨”，但事情并没有结束。5月1日下午，周恩来与王海容、唐闻生长谈，并要秘书将《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时所加按语、3月21日社论和其他刊登反经验主义文章的报刊找出送阅。
周恩来在作与江青一伙进一步斗争的准备。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江青等人虽然表面上在会上作了“检讨”，但会后他们就开始反攻了。
他们推王洪文出面，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王洪文还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12月会议的案。”王洪文还要求面见毛泽东。
江青也打电话给毛泽东处，要秘书转告毛泽东：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在对他们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江青也要求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促使毛泽东必须亲自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表明他的态度。否则，事态难以平息。
5月3日深夜，毛泽东把十几名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周恩来抱病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问候，言谈中依然保持他惯有的机智和幽默。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毛泽东在同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钓鱼台是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住地，毛泽东叫陈永贵不要住在钓鱼台是叫他远离江青他们。
在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伸出一个小指头比划着。
在同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搞不好，就卷铺盖。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先作自我批评：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毛泽东强调要安定团结。他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毛泽东在谈话中几次对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这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对“四人帮”的批评是非常严厉和尖锐的。但是，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的错误，客观地说，还是批中有保。在毛泽东看来，江青等人至少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方面还是有功的。因此，毛泽东也并不是想打倒“四人帮”。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这次严厉批评江青，良苦用心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因此，在严厉的批评之后，毛泽东又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可恨江青等人不领毛泽东的情，相反却利用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心理，屡教不改，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闹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多次的严厉批评之后，他们还敢我行我素、频频挑起事端的原因。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一一握别。
与周恩来握别时，毛泽东又说：“还是三句话。”
周恩来点了点头：“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
与王洪文握手时，毛泽东再次告诫：“你不要……”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掌做了个翻过来翻过去的手势。
这一切，都隐含着这位83岁的伟人对中国政局“后事”的期望和担忧。
周恩来写信揭露张春桥。张春桥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以事实反驳：“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毛泽东再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这对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人的嚣张气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5月3日政治局会议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3日讲话和4月23日批示连续召开会议，起草文件，不动声色地同“四人帮”展开斗争。
5月4日上午，邓小平第一个来到305医院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3日讲话交换意见。接着，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
当天晚上，周恩来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由于5月3日会上有些事还没听得很清楚，于是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核对毛泽东的讲话记录。
关于毛泽东4月23日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请示报告的批示要不要专门发文件下达的问题，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红旗》第五期发表了文章，批示可以不下达。
《红旗》第五期刊登的文章题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署名田春。文中指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周恩来认为，单由《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还是不够的，应当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在中国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会议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这份文件。
会后，周恩来着手起草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这份意见稿多处驳斥了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主要内容是：
（一）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周恩来在意见稿中还写道：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下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的争论，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第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
（二）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错误”，意见稿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三）关于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工作程序问题，周恩来在意见稿中强调：“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
意见稿还指出：对经济建设，“不能再耽误了”。
这份意见稿，除了批评江青等人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错误言论和做法外，实际上还对“四人帮”常常背着中央政治局到处发号施令、搞小动作的阴谋手法提出批评。
为起草这份意见稿，周恩来查阅了许多材料，花了两天的功夫。这对一个忍受癌症晚期剧痛折磨的老人来说，很不容易。这期间，周恩来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代。”“我估计还有半年。”
5月8日，周恩来抱病再次在人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事。
中央政治局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实际上就是政治局要开会批评“四人帮”。对此，“四人帮”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便采取竭力拖延的策略。本来，5月3日会议毛泽东批评江青后，由于周恩来重病在身，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
由于“四人帮”的有意拖延，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没能趁热打铁立即召开。邓小平5月12日又将启程前往法国访问。因此，5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商定，等邓小平访问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还确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委员通知这一议定。
然而，王洪文直到5月13日才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知这件事，中间拖延了整整5天。
5月14日，在医院的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打电话给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写信给毛泽东检讨：“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缓，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其实，这完全不是周恩来的责任。
5月17日，完成对法国访问的邓小平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就来到305医院，同周恩来谈了整整一个小时。
邓小平还为他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兄长”周恩来带回了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
岁月匆匆，睹物思情。忆往昔峥嵘岁月，两位老战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同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委员谈话。
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费了一番心思。
周恩来和毛泽东商定，改由邓小平来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意。
还有，让政治局委员明白真相，也是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前提。
本来，周恩来曾要王洪文在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通知等邓小平访问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等事项时，向政治局委员通报姚文元、张春桥等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但周恩来不放心，担心王洪文会大打折扣。
于是，5月21日，周恩来还强撑病体，就5月4日、8日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写信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就前一时期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作出详细说明。信的抬头是“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阅”。信中先是叙述了“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5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4月23日指示的问题”和5月4日、8日两晚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然后着重谈了要弄清楚的问题，也就是反“经验主义”提出经过的主要事实。信中写道：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也可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在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周恩来的这封信道出了三四月份大搞所谓反“经验主义”，源头就是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讲话这一事实经过，同时也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后面三人并非政治局委员，但参加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阅后在“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句话旁加注说明：“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江青也是反“经验主义”的积极分子。
张春桥阅后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的批语是：“许多情况不了解。”
姚文元的批语是：“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传阅完后，至于是否报毛泽东阅，王洪文又把球踢回给周恩来：“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很显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态度很不端正，对他们的错误百般推托、逃避。
周恩来是25日早上收到王洪文退回的信件的。本应立即对张春桥的批语作出回应，无奈这两天恰逢周恩来病痛难忍，执笔困难。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要召开批评“四人帮”的会议。这天早上5点多一点，周恩来强忍剧痛，提笔给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驳复张春桥在批语中所说的“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的说法。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春桥同志：
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周恩来列举的确凿的事实面前，张春桥想抵赖也不行了，只好写上：“不改了。”
接到张春桥的退件后，周恩来立即将5月21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报送毛泽东。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这里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上的重大时刻，许多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活动都是在这里发生。
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距离毛泽东5月3日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已经24天了。
会上，邓小平作长篇的中心发言。
邓小平说：主席3号这篇讲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党。主席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告诫、帮助我们。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需要好好讨论。
针对江青、王洪文等对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无端指责，邓小平进行了有力批驳。他说：主席4月23日批示，27日政治局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那次会上的话讲过了头；有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27日的会，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谈不上“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我没有主席讲得那么清楚。历来都提反对修正主义，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改变九大、十大的提法？这样提出问题，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
邓小平继续穷追猛打，尖锐地指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众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反修防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话要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邓小平的话言简意赅，击中要害。在一旁的“四人帮”脸上火辣辣的。
邓小平接着说：这次，主席要我们政治局讨论“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条是总括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学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贯彻三项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帮”，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
邓小平发言后，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李先念说：4月27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几次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他们还要搞。
6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四人帮”。
会上，叶剑英就邓小平5月27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他强调政治局要严守纪律，批评江青等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他说：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的最大干扰。
政治局多数同志对“四人帮”都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等人虽然不承认有“四人帮”，但不得不作自我批评。据会后王洪文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诉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从王洪文的这份报告中可见，他们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并不满意。
周恩来在医院没有参加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但他非常关注这场斗争。5月27日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他同第一个来医院看他的邓小平长谈了三个小时，了解会议情况。此后，他又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会议情况。
6月7日晚上，周恩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一行。谈话中，周恩来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律宾外交部长）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
在同马科斯一行谈话后，周恩来不顾疲劳，和邓小平一起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长谈。周恩来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王洪文等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同一天，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马科斯后，也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称赞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说：他们几个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毛泽东还勉励邓小平：没有问题，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6月28日，迫于压力的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书面检讨。江青在检讨中检查了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江青在检讨中还承认了“四人帮”的问题：“当我认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承认错误。
两天后，周恩来将江青的书面检讨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要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们的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周恩来还建议将江青的检讨送毛泽东阅。
邓小平、叶剑英看了江青的检讨后都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这场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取得了重大胜利。“四人帮”的骄横气焰暂时有所收敛，异常沮丧的江青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王洪文被下派到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从此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了。
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四人帮”借评《水浒》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是“投降派”，把一批土豪劣绅弄进了国务院，架空毛主席。周恩来愤然反击：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拼尽他生命的全部气力给战友以最后的支持。
1975年的夏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的季节。
中央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群情振奋。
掌握重权的邓小平抓住时机，雷厉风行，领导整顿向全面和纵深发展。
共和国这艘巨轮开始驶离浅滩，扬帆远航。
这段时间，周恩来同邓小平的见面谈话更加频繁，每隔几天就要见一次面。据周恩来卫士记录的《首长活动日记》记载，单在1975年7、8、9这三个月里，他们在一起的谈话就有12次，几乎每周一次。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
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成效，周恩来从心底里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欣慰，时不时地在他同外宾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在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地赞扬邓小平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参加会见的柬埔寨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在会见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自知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的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客人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然而，1975年的中国政治形势就像夏季的天，极不稳定，说变就变，太让人难以把握了。
政治经验丰富的周恩来此时恐怕也想不到几个月后邓小平会再一次被打倒。
8月14日，酷爱读书、把读书当作工作之余的一种调节的毛泽东，在听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员芦荻给他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时，应芦荻的提问，发表了对《水浒》的一段评论。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是毛泽东对《水浒》的一贯看法，是他对《水浒》思想内容的一种发掘。1973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表示过这样的看法。
芦荻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后送毛泽东审定。机要秘书当天便将毛泽东的谈话下发给了宣传口。分管宣传的姚文元最先得到了毛泽东的谈话。
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沉寂了几个月的“四人帮”得知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后，大为振奋。他们对政治局的批评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始终怀恨在心，只是慑于毛泽东的批评不敢太张狂。但不时放出点冷言冷语，说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是“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使他们发现这是一次“借题”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起攻击的好机会。
8月14日，在看到毛泽东的谈话不到三小时的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姚文元还采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泽东谈话中的“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并提出：把毛泽东的谈话连同自己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由《红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此事订一个规划。
姚文元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本来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引导到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政治斗争。
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和他自己的信送给《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大批判组的亲信，要他们加紧炮制黑文。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相继发表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
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lt；水浒&；；gt；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8月28日，《红旗》杂志刊登经姚文元修改的短评《重视对&；；lt；水浒&；；gt；的评论》；
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四人帮”控制下的写作班子炮制的长篇文章《评&；；lt；水浒&；；gt；》；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lt；水浒&；；gt；的评论》；
9月12日，《文汇报》发表文章《看宋江投降派的卑劣嘴脸》。
这些文章指桑骂槐，牵强比附，极尽影射之能事，强调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鼓吹《水浒》的要害就是“宋江架空晁盖”，目的就是要把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打成“现代投降派”，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这样的用心，从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地露骨地流露出来。
江青在召集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开会时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3000多人。
9月4日，看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显得格外地兴奋和活跃的江青带着随从50多人，还有马匹和汽车，兴冲冲地跑到山西大寨，准备利用这次会议借机发难。
一到大寨，江青就对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你知道我这次干什么来了吗？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
9月12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前夕，江青在大寨干部群众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她别有用心地说：
“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样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
“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
江青的这些话，其矛头所指是非常清楚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他们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四届人大，经过周恩来的全力争取，一些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国务院的一些重要部门。对此，江青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9月15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邓小平讲话的主题是阐述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全面整顿。他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江青对邓小平的讲话很不满，多次插话打断邓小平。
即使这样，江青还嫌不到位，怕别人不明白。9月17日，她在大寨又召集一百多名新闻界、文艺界的同志作辅导讲话。江青说：
“为什么主席批示《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有投降派。”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啊，我看是有的。”
江青的话让在座的同志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禁不住不寒而栗。
对江青等人借评《水浒》批所谓投降派的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此时的周恩来，被晚期癌症的巨大痛苦所折磨，但他在医院中仍然非常关注“四人帮”煽起的这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予以坚定的回击。
8月16日，周恩来嘱身边工作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传》送阅。
9月2日，周恩来又嘱秘书把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评《水浒》的材料送阅。
正是酷暑难当的夏天，周恩来仍然艰难看着各种版本的《水浒》和各种评《水浒》的材料。
此外，周恩来还频频找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及王海容、唐闻生等谈话，了解情况。
9月15日，当江青在大寨的表演传回北京时，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愤怒地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的。”
此间，邓小平对江青等人的这种做法给予了坚决回击。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此做文章，想搞阴谋。”
当胡乔木请教邓小平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是不是有特别所指时，邓小平明确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针对江青要求播放她在大寨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键时刻，毛泽东给予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宝贵的支持。
1975年9月，周恩来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岁月。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进行入院以来的第13次手术，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手术。
也许是意识到这次手术的非同寻常，政治局委员大都来到了医院。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汪东兴等早早地来到医院守候，张春桥也来了。
服了镇静药的周恩来眼看就要进入手术室了。
突然，周恩来提出要身边工作人员回中南海西花厅，把他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找来。
一旁的邓颖超劝说：“文件存放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以后再看吧。”
邓颖超说得也有道理。医护人员已穿好了消毒衣进入手术室了，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都在休息室等候周恩来进入手术室。
“不，你们赶快派人去取，我在病房等着。”周恩来显得非常执著。
周恩来此举，意味深长。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1932年，国民党特务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并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等人一次次把这件事翻腾出来，企图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彻底整倒周恩来。
1967年5月，在“揪叛徒”的狂潮中，当红卫兵从上海的旧报纸上发现“伍豪启事”交给中央文革后，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而了解内情、也曾经作证澄清过此事的康生，此时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面对江青的险恶居心，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来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72年，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伍豪启事”的问题。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lt；伍豪启事&；；gt；问题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公布了毛泽东对此事写的批示。
此前，在6月13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陈云就所谓“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一天，陈云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本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lt；伍豪启事&；；gt；问题的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
然而，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会后却被搁置下来，一直没有下发。
自知已进入生命最后时刻的周恩来，深知“四人帮”对他居心叵测。
因为就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lt；伍豪启事&；；gt；问题的报告》后，上海有人证明1932年2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启事”而设法刊登我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王洪文还暗地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之用。
这一切，说明“四人帮”阴谋陷害周恩来的贼心未死。
这也就是自知这次手术生死难卜的周恩来，为什么在进入手术室前一再坚持要签署这份重要文件的原因。他要白纸黑字地用铁的事实来捍卫自己政治生命的清白与忠诚，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
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战士，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和威望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清白与忠诚。郁愤悲伤，心底泣血，周恩来此时此刻的心情，谁能言状？！
305医院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路之隔。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便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lt；伍豪启事&；；gt；问题的报告》取来了。
周恩来带上老花镜，仔细地翻看了一会儿，而后在第一页的标题下，用他那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与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签完后，周恩来把文件亲自交给了邓颖超。
周恩来静静地躺在手术车上，由医护人员缓缓地推向手术室。政治局委员们神情肃穆地默默随行。手推车轮子发出的轻微声音使宽大空旷的走廊显得更加寂静。
就在手推车即将进入手术室之际，周恩来突然睁开眼睛，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邓小平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伸出的清瘦苍白的手。
“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用力大声说道，周围的政治局委员听得一清二楚。
临终前的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16年之后的1991年9月29日，当看到电影《周恩来》再现当年的这一幕时，邓小平感触万端地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讲给“四人帮”听的话还有。在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周恩来用他生命的全部力量，大声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悲怆的声音，这愤怒的呐喊，使在场的所有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天若有情天亦老！
三个月之后的1月8日，周恩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停止了跳动。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一次“靠边站”了。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然而，历史注定了若干年后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仍将是邓小平。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一次重返政坛，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此时，周恩来已经远行了，但是，谁又能说，邓小平的再次重返政坛没有周恩来的心血呢？
1980年8月，一向冷峻理性、不轻易动情的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正是周恩来保护的相当一批老干部，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再度起航，提供了宝贵的不可或缺的干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