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结束，历时一个月零一天。这次战争是中国边防部队为驱逐悍然入侵的印度军队而被迫进行的一次自卫反击作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民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次进行的一场边界地区有限的现代局部战争。这次战争的最大特点是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后迅即后撤，既给入侵者以严厉惩罚，又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力争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的立场和诚意。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全面进攻，拔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全部据点，或歼灭或重创各部入侵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狂妄气焰，改善和加强了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这次战争前后所反映出来的有关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的一系列特点和规律，为后来的几场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事斗争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6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间甚嚣尘上的反华浪潮中，印度政府扮演了“反华急先锋”的角色。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来已久的。
一是缘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制造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麻烦。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欲壑难填的英帝国主义并不满足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独霸地位，将侵略魔掌伸过喜马拉雅山脉，千方百计地向中国的西藏、新疆进行渗透和扩张。在长达2000余公里的中印边境各段，英国殖民者极尽非法侵占和武力要挟之能事，不是蛮横无礼地对中国中央政府施加种种压力，就是厚颜无耻地逼迫中国地方政府与其缔结不平等条约，以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1899年，英国照会中国政府，要同中国政府正式划定中印边境的四段边界，企图把所谓的“马继业一阿尔达线”强加给中国，以窃取中国阿克赛钦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未加理睬。1912年，英国殖民者在中印边境中段，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了桑和葱莎等地，后经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多次交涉而无结果，又成悬案。到了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司伦”，背着当时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以秘密换文方式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印边境东段历来属于中国西藏的门隅、珞瑜和下察隅地区共计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英属印度的版图。对此，中国历届政府都曾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始终不予承认。由包藏祸心的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上述桩桩悬案，如同在中印两国漫长的边界上埋下了一颗颗危险的“定时炸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随时会引发出无穷的纠纷和争端。
二是印度当局狭隘、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所致。英国史学家贡纳尔曾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概括道：“每一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综观印度当局的所作所为，正是上述这段话的一个绝好例证。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资产阶级在接过英殖民者移交的政权的同时，俨然以昔日“日不落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它不仅视南亚为印度的家天下，为继承并确保英国殖民者对其周边小国非法享有的特权和领土费尽心机，动辄使用武力，而且将全盘接受英国人的边界遗产这一如意算盘直接打到了北方邻国——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上，1950年11月，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在其议会发表单方面声明，强调“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声称：“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随后，他便陆续下令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各段，首先是在东段向那条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推进：1951年进驻门达旺地区及“麦克马洪线”以南其他地方；1954年占领中国的乌热、香扎、拉不底；1955年进占波林三多、什普奇山口，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就这样，通过一步步得寸进尺的武装蚕食，印度不仅把当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的中国西藏部分领土据为已有，而且把自己的控制范围强行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因而造成了一条同传统习惯线极不一致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在此基础之上，印度当局一再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它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的，是“不容谈判的”，更有甚者，是它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从来没有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包括阿克赛钦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也属于印度，因而也不容谈判。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将1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拱手出让，而且是无条件的、“不容谈判”的！如此蛮不讲理，如此咄咄逼人，难怪连英国人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都对此大不以为然——“印度没有充分根据地把喀喇昆仑山脉中国一侧的一片荒凉的高原阿克赛钦划进了它的版图——这块地方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就连英国人过去也未曾对这块地方提出领土要求”。
三是源于印度始终一厢情愿地视中国西藏为其“缓冲国”的战略构想。当年的英国殖民者为了保障以印度为核心的殖民利益的安全，曾不遗余力地在由业次人陆及周边地区制造了数个缓冲区，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缓冲区便是中国的西藏，其用意无非在于阻挠和破坏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行使主权，进而将西藏分裂出去，成为英印殖民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颇具扩张主义色彩的思想衣钵，不想却为印度当局依然承袭。在独立后不久它便公然指出：“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山脉的西藏，只在名义上受中国这个封建国家的统治，实际上是处于独立地位”，因而“理所应当”地认为西藏为其势力范围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缓冲国”。基于这一观点，印度当局始终把中国进军西藏、行使主权以及后来的平叛、改革等一系列活动当做对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现实威胁。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时，印度政府便左一个照会，右一个抗议，表示对中国使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表示遗憾。1950年，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令印度国内一些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地指责尼赫鲁将西藏“放弃给了中国”，扬言这是不能接受的。1959年3月西藏少数上层分子进行叛乱时，印度不仅做了一些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事，而且公然收留达赖集团以印度为基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总之，对于印度来说，失去了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就意味着它的安全边界没有达到理想的范围；相反，中国在西藏行使主权，就使中国占据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位，进而“在西藏虎视耽耽地俯视着喜马拉雅山地区”，这是一贯坚持“西藏是中印两国理所当然的缓冲国”的印度当局，在五六十年代敌视中国的一个原动力。
四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偏袒、支持印度的做法促使尼赫鲁政府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中印两国不和首先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政府。出于其随时企图干涉、孤立、遏制直至扼杀新中国的顽固立场，美国不仅在中印关系恶化期间先后给印度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且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武力冲突后，一方面猛然加大了对印度的军用物资供应，另一方面直接派出当时美国海军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舰，满载作战飞机和最新式的毁灭性武器，停泊在加尔各答附近，为印度军队撑腰壮胆。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支持，印度当局自然感到有恃无恐。与此同时，苏联也出于孤立中国、胁迫中国屈服其压力的目的，对中印边境争端和武装冲突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的立场。非但如此，自1960年前后源源不断输入印度的大量苏联军事援助（包括当时极为先进的米格21型战斗机生产线），更令印度政府感激涕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慷慨援助”，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当局的扩张欲望和反华野心，最终促使它披挂上阵，铤而走险。
相比之下，在中印边界争端及其相关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宏大量的态度，坚持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公正、合理地解决中印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
早在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质上为中国政府建立和发展中印关系定下了最初的基调。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与来华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的谈判中，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解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甚至到了1959年印度政府公开反华并接连制造边界事端之后，毛泽东还命中国驻印度大使向印度政府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中国对印度的根本态度，强调：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相信今后一千年一万年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国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那些原则立场和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中印之间在西藏一个地方的一时分歧而已。
如果说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如此推心置腹地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与和平诚意，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十分鲜见的话，那么，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出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更是极其罕有的。
1959年9月8日，面对印度推行其“前进政策”拒绝了谈判，连续把它的哨所向北推移，不断用武力打破中印边界的现状所造成的紧张态势，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同时强调：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令人遗憾的是，印方对此置若罔闻，却硬说它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印度边界“是没有怀疑余地的”，实际上拒绝了中国关于双方共同维持边界现状的建议。
1959年11月7日，鉴于印度接连在东段、西段挑起的“朗久事件”、“空喀山口事件”所造成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两国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但是这样一个充满善意和务实精神的建议，同样被印方一口回拒，并且傲慢地表示：不能接受整个边界从未划定的说法，因此“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
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两国总理高级会谈，在他诚心诚意的各项建议均遭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之后，他仍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希望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向数百位记者（包括众多“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的印度记者），耐心、诚恳地发表了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可以归纳为六条：
1.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2.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3.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4.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5.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淡得到解决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6.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最后，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中国、印度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然而，对于早巳下定决心要用战争手段达到扩张领土目的的印度当局来说，中国方面的一切善意表示和忍让克制，均被视为软弱可欺。1961年11月26日，踌躇满志的尼赫鲁在其人民院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指中国）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手段……。”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开动了所有国家机器，加速进行其蓄谋已久的进攻中国的准备。
1962年4月始，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这些据点，有的距中国边防哨所正面只有几十米甚至几米远，有的楔入中国边防哨所之间，有的甚至插到中国边防哨所背后。
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
7月，印度报刊大肆宣扬：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印军在西段占领2500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是印度国防部长所制定的“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9月下旬，印军开始不断地向扯冬地区择挠桥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军事挑衅。
10月初，印度国防部正式制定出“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里窝那”作战计划。
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公开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成立新军团第四军，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新军团司令，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部队，待命出击。
10月10日，印军侵入扯冬的一个营，越过西藏山南的克节朗河上游，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成为其“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先奏。
面对印度当局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侵略和挑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容镇定，先礼后兵，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在外交上，不断指责印度当局“把自己的赌注押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这就是，他们把中国政府以中印友好为重，极力避免边界冲突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自以为能够用武力逼使中国屈服”，并一再警告说：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如果印军的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军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责任由印度承担。在军事上，则作好一切必要且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中央军委特意下达指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上述措施，为开国以来第一次边境地区自卫反击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重镇提斯普尔城坐镇指挥，分兵布阵，其具体部署如下：东段将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边区”；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将专门受过山地战训练的第一一四旅的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投入的总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共22000人。印军的作战任务是：西部，“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东部，占领塔格拉山（即拉则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待这一切就绪后，印军总参谋部于10月18日下令：东北军区各部队，开始实行“里窝那”计划。在随后的两天里，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