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从1951年6月11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为止）。历时2年2个月。这一阶段的出现是敌我力量消长的结果，是由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来决定的。朝鲜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综合军事力量趋于均衡，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相持局面。从敌人情况看，经过五次战役后，一是伤亡惨重，消耗巨大；二是兵力不足，供给困难；美国不得不承认单靠军事手段难以解决朝鲜问题，而战争的持久又对其全球战略不利。三是国际国内矛盾重重。从中朝人民军队方面的情况来看，虽然经过五次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从历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歼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歼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从历次战役中还可以看出：由于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对中朝军队行动、后方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武器装备敌优我劣，我不能更多地歼灭敌人；由于作战地形狭长，我不能广泛实施机动，战线南移，敌登陆威胁增大等。此时，敌我双方都不能从军事上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因此，敌我双方同时转入了战略防御。在此情况下，战争双方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在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企图通过局部军事行动给中朝方面施加压力，并视谈判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在谈判期间，一面加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地进行局部进攻准备。至8月中旬，“联合国军”从前线至纵深已建成三道防线，并部署了18个师、1个旅又1个空降团，总兵力达69万余人。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中朝方面估计到停战谈判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我志愿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这一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在军事上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作战应与谈判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加强防御，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到8月中旬，已在第一线部署志愿军8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第二线和东西海岸部署志愿军9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总兵力达112万余人（志愿军77万余人，人民军34万余人）。
这个阶段，主要作战特点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战线相对稳定，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大多是局部性质；而且都以阵地为依托；在长期对峙中，敌我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设法打破对方防御。敌人耍尽了招数（使用了除原子弹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我志愿军也动用了相当力量，采取了许多措施，创造出如“地下长城”、“钢铁运输线”等。随着战争的发展我志愿军的技术装备逐渐得到了改善，我军愈战愈强，日益主动，在这个阶段进行了六次较大的军事行动。
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即粉碎敌人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从1951年6月11日开始，到12月3日结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虽然已被迫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但毫无诚意，狂妄炫耀其海空军的优势，并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人民军队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取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严词驳斥和坚决拒绝后，即企图以军事压力，迫我就范，其代表竟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即于8月18日乘朝鲜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中朝人民军队供应困难之机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交通运输线实施所谓“绞杀战。”“联合国军”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损失了15万余人（不含其他作战），仅在局部地区前进了2至9公里，承认得不偿失，哀叹照此打法，需要20年光景才能打到鸭绿江边。11月27日，停战谈判双方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即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以此线为准双方军队后撤2公里为非军事区。在整个夏秋防御作战中，中朝人民军队依托野战工事进行了坚守性的防御，大量杀伤了敌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初步解决了中朝人民军队“能不能守”的问题。这说明了劣势装备之军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必须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实施阵地防御作战是可以大量消灭敌人的。进一步证明了我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非常正确的。
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反“绞杀战”是在夏季防御作战的同时进行的。主要集中在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这段时间，“联合国军”空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为朝鲜北方铁路干线和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基地。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补给线，瘫痪我军后方，动摇中朝人民军队战线，以配合停战谈判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敌人的这一罪恶行动，给我军造成了很大困难，我志愿军各军兵种在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积极斗争，将敌空军的活动空域压向清川江以南，并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敌切断我交通运输线扼我咽喉的企图，使我后方供应条件获得了进一步改善，最终解决了“有没有吃的问题”。我军后勤工作所取得的胜利，就连敌人也叹服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反细菌战的斗争是从1952年初开始，与反“绞杀战”的斗争一起进行的，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敌人企图实施细菌战以削弱我军力量和残害中朝人民。其实施的范围几乎遍及整个朝鲜北方和我国东北的一些地区。对于敌人这一罪恶活动，我军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予以揭露，一面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开展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卫生运动。致使敌人发动细菌战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在政治上、道义上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从1951年12月开始，到1952年8月结束。随着双方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协议的达成，我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经验，我军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只依靠野战工事，很难达到坚守防御的目的。而敌人则集中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和坦克火力，往往对我军一个阵地倾泻数万发炮弹、炸弹，造成我军人地两损。而当时阵地上出现的坑道工事，却对抗击敌人进攻、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于是，从1951年底开始，利用战场上相对稳定的时机，于1952年春夏开展了巩固阵地的斗争。一方面在全线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创造了坚固的“地下长城”。至1952年5月，志愿军共挖掘坑道7789条，长198.7公里，修筑掩体75万个，露天及掩蔽式堑壕3420余公里。另一方面，在战术上采取了积极活动的方针，采取“零敲牛皮糖”，主动开展各种活动打击敌人，杀伤、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以改变战场态势和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我军在巩固阵地的斗争中，进行了小部队战斗活动，挤占敌人阵地活动，粉粹“联合国军”的“回击行动”和冷枪冷炮歼敌活动等，这一阶段共进行各种类型的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万余人，占领了中间地带若干有利地形，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阵地，使我军阵地得到了巩固。我军坑道工事经受了战斗考验，并初步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和上甘岭防御战役（从1952年9月18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是在“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开展的。从9月18日开始，到10月31日结束。此次战术反击的目的是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计划，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锻炼我之部队。在作战方法上采取：“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视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次战术反击历时44天，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及个别营的防御阵地计60个目标攻击77次，共毙伤俘敌2.7万余人。在整个战术反击期间，迫使敌8个师频繁调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我军在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上甘岭防御战役（从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这次战役是在我军两个连的防御阵地（约3.7平方公里）上，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以劣势装备挫败敌人大规模进攻的一次著名的山地坚守防御战役，此次战役是粉碎“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敌人发动“金化攻势”的主要目的是摆脱其在战场上的被动状态，并对我军战术反击作战实施报复，在43天的攻势中，敌人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和3000余架次飞机，对我志愿军防御的上甘岭地区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阵地表土被炸松1米多深。我军先后投入4万余人的兵力，集中140余门火炮，发射炮弹40余万发，同敌人进行了反复争夺，守住了阵地。毙伤俘敌2.5万余人，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的幻想宣告破产。
上甘岭防御战役取得胜利主要经验在于依据新情况，作出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是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条件。上甘岭战役开始之前，从地形条件看，西方山附近地形较开阔，便于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而五圣山附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判断敌人向西方山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军把主要力量和指挥重心放到了西方山方向。当敌人却以优势兵力向我军五圣山前沿发动了猛烈进攻后，我判明敌人主要企图是首先攻占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无名高地（简称北山），进而夺取五圣山，不是小打而是大打时，我军依照实际情况，构成了新的判断，定下了新的决心，并主动停止了对注字洞南山之敌的进攻计划，及时变更部署，把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到了五圣山方向，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其次是集中力量，坚守要点，掌握强大的预备队。这是实行积极防御的一个重要原则，上甘岭战役的作战地区597.9和北山两高地，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是五圣山的前沿要点，是我防御阵地的突出部，对金化之敌威胁很大，战役地位非常重要。当判明敌人企图集中力量进攻我597.9和北山两高地时，我即迅速集中力量重点坚守。在兵力上，陆续机动战役预备队，加强这两个高地的作战；在火力上，将火炮由66门增加至140余门；在部署上，用一部兵力坚守前沿要点，掌握强大的预备队，迅速机动兵力，及时增援要点的防御。把敌人的攻势限制在这两个要点上，最后敌人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在防御战斗中，必须贯彻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只有将主力用在主要方向和要点上，并控制和掌握强大预备队，才能增强防御的韧性和弹性，以致挫败敌人的进攻。再次，依托坑道，反复争夺，是上甘岭战役的显著特点。这次战役中，我志愿军发起较大的争夺达29次，大量杀伤、消耗了敌人。经验证明，依托坑道、反复争夺是坚守防御作战中稳定防御、挫败敌人进攻的有效手段，这种手段是以坚守表面阵地、坚守坑道和坚决反击三个方面的密切配合和灵活运用。只有依托坑道顽强坚守，适时机动部队坚决反击，与敌反复争夺以至有时在拉锯式的战斗中大量歼灭敌人，才能最后粉碎敌人的进攻。除以上经验外，在此次战役中充分发挥了我军的政治优势，为保障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战役，我军在发挥现有武器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我军的政治优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使我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高度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涌现出黄继光、孙占元等一批英雄人物。因此，在这次战役中，我志愿军能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与敌顽强战斗43天，靠的就是这种革命精神，先后打退了敌人大小900余次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战役胜利。
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从1952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53年5月上旬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早日摆脱被动状态，于1952年底前开始便筹划在中朝军队侧后实施大规模登陆进攻计划，以配合其正面进攻，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为此进行了一连串的准备。对我军来说，防止敌人在我侧后登陆是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能够防止敌人侧后登陆，我军也就掌握了朝鲜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我志愿军下决心全力以赴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我先后动用志愿军20个军（不含人民军6个军团），另有7个野战炮兵师，4个高射炮兵师，3个坦克师。空军有14个师也进行了反登陆作战准备，进行了工程浩大的战场和物资准备。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场1100公里的弧行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或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此次反登陆作战准备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任何一次战役准备，其重要意义是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朝鲜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冒险登陆计划，从而为朝鲜停战的实现铺平了道路，为我军下一步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夏季，中朝人民军队为促进朝鲜停战的实现，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三次进攻。此次战役是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到7月27日结束。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当时，停战谈判最后一个问题，即战俘问题的谈判上，美国政府仍推行两手政策，一面同中朝进行谈判，一面积极扩编李承晚军队，作继续战争的准备，李承晚集团更是竭力反对停战，大肆叫嚷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并扬言“在必要时单独决战”。美帝国主义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帝国主义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战争拖下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达120万余人，其中李承晚军队有64万余人，地面部队有24个师，其中李承晚军队16个师，并已构筑有相当坚固的工事。我军此时总兵力为180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有135万余人，19个军，人民军45万余人，6个军团，阵地坚固，作战物资充足，士气高昂。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及时地指出：“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们掌握主动。”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为我军确定的方针是：“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据此，我军决定在继续加强海岸防御的同时，以积极行动配合谈判，计划于5月中旬组织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战役的目的，一是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二是改善我军现有阵地，以便在以后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三是锻炼一下我新入朝的部队。这次战役在“稳扎狠打”基本精神指导下，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在战役战术上力求全歼、速决。整个反击作战采取统一与分散相结合，共进行了三次反攻。
第一次反攻是在统一计划下分散进行的，为紧密配合停战谈判早日结束战争，我志愿军决定向敌（以打击美军为主）发起反击。从1953年5月13日至26日，对敌人连、排兵力防守的20个阵地攻击29次，共毙伤俘敌4130余人，巩固阵地2个，将阵地推向敌方2平方公里。迫使美方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建议。第二次反击是从5月27日开始，到6月15日结束，歼击目标较第一次反击大，以敌营以上目标为主，这次反击，是在美方同意我方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中立国安排”的方案的情况下，而李承晚则极力叫嚣反对任何妥协。根据这种形势，为了进一步促进谈判，我志愿军将原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李承晚军队为主。这次反击，我军先后对敌51个团以下阵地进攻65次，歼敌4.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促进了停战谈判，双方达成了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第三次反击（即金城战役）。这次反击作战是在统一计划，统一时间内发起的。从7月13日开始，到27日结束。主要反击对象是李承晚军队。此时，经过第二次反击作战后，停战谈判进展很快，各项协议已全部达成，双方即将准备签字，但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了我方战俘（朝鲜方面战俘2.7万余人），妄图破坏停战谈判。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加速停战的早日实现，我军决定狠狠打击李承晚军队，随即发起了第三次反击作战，这次反击，我集中第二十兵团指挥的5个军及全军的主要炮兵，在正面其他各军配合下，向敌25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进攻，历时14天，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整个夏季进攻战役共歼敌12.3万余人，收复土地238平方公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历时两年零一个半月，这一阶段军事斗争和停战谈判交错进行。我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实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共歼敌72万余人，迫使敌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双方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