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开始后，蒋介石气焰更盛，对共产党政治上大攻，军事上大打。7月3日，国民党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对国府委员名额悬案却只字不提。11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国民大会如期召开。16日，蒋介石对共产党最后摊牌，要求共产党在承认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既定事实的基础上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使共产党彻底屈服。共产党和民盟则拒绝参加国大。这时，蒋介石更崇尚武力政策，不惜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决裂。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粉饰登场，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得意洋洋，认为他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大增”。“至此，政府才终于下定了戡乱的决心”。
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屈服于国民党的任何压力。7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请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今夜广播）精神坚持政治军事同时解决，即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全部实现政协决议及整军原则，蒋介石一切无理要求，坚决拒绝。”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及伪国大召开，事实上宣布国共和谈破裂。在蒋介石的战争政策之下，共产党只有与之周旋到底，而别无他途。11月19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欺骗国内舆论，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中国共产党，要派张治中赴延安商谈和平。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张治中延安之行只好作罢。1947年3月，国民党下令中共驻南京的谈判人员限期撤离，从而最后关闭了和谈之门。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共产党采取武力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共军事力量对比，蒋军占优势。全面内战开始时，人民解放军120万人，蒋军430万人；国统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人力物力资源比较雄厚。蒋介石由此认为：比较敌我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共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共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地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第二，蒋介石认为国统区不会发生致命的经济危机。马歇尔根据军事开支在国民政府的预算比例中不断增长的情况，曾提醒蒋介石，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将陷于危险的境地。但蒋介石认为，经济形势虽然城市的局面比较严重，但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人口为基础的，在两年左右时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并且经济危机是可以通过占领解放区加以解决的。第三，是基于对美苏态度的分析。蒋介石认为，苏联严重陷于欧洲事务和国内经济恢复，是无法以援助中共方式进行公开干涉的。只要国军确保长春以南而不向哈尔滨方向进攻，苏联就不会对国民政府采取敌对行动，就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美国尽管对国民政府未执行其联合政府政策不满，但从长远看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党去反对共产党的。只要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美援将会源源不断而来。由此，虽有马歇尔九上庐山，也不能阻止蒋介石在内战的道路上铤而走险。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华返美。
从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全面内战爆发。战争开始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国民党军处于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在此期间，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为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开始则改为重点进攻。
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部署是：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及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58个旅约46万人进攻华东解放区（即山东、华中解放区）；以郑州、徐州绥靖公署及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l部共28个旅约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38个师约26万人，向晋察冀、晋绥解放区进攻；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指挥16个师约16万人，以一部沿松花江南岸监视东北民主联军，以主力对付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主力19个旅15万余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此外，以9个旅约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解放区。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逐渐压缩各解放区，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进而由南向北歼灭解放军主力。陈诚甚至公开叫嚣，要在3—6个月内歼灭解放军主力。
为了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战前拟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在北线，以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一部夺取三路（即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以上三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在南线，提出了《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及山东野战军主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蚌（虫阜）段出击，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尔后如形势有利则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即以外线出击粉粹蒋介石由南向北进攻的战略计划。全面内战开始后，毛泽东又逐渐将南线出击计划改变为先内线再外线的方针。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在军事上虽占有很大优势，但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国际援助，但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战胜蒋介石的。“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9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强调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消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从而阐明了得地失人，人地皆失，得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战争规律。
此外，在统一战线、土地问题等方面，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整套方针原则：必须和人民群众密切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必须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持久打算，尽量节省人力、物力资源，力戒浪费；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满足战争的物资需要，总之，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统一战线、从一切努力去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取得最后胜利。
依据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头8个月（1946年7月—1947年2月），实行内线作战，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先后作战16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在中原战场上，中原解放军遵照军委指示，以皮定钧旅向东转移，主力分两路于1946年6月26日向西转移。北路在李先念、郑位三的率领下突围至陕南地区，于8月3日成立鄂豫陕军区，其中王震第三五九旅于8月底回到陕甘宁解放区。南路在王树声率领下突围至武当山地区，于8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皮定钧旅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改归华中野战军序列。中原解放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后，在外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0多个旅，有力配合了华北、华中等解放区的作战。
华东地区是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地区，国民党军在该区损失最为惨重。由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在7月13日至8月31日的苏中战役中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5个交警大队5万余人。由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在7月下旬的朝阳集战役和8月上旬的泗县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此后，华中野战军向山东转移，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两部于12月中旬取得宿北战役歼敌2.1万人的胜利后，又于1947年1月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1个快速纵队共5.3万人，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4辆，各种炮89门。此后，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以粟裕为副司令员，以谭震林为副政委，使歼灭战的规模更为扩大。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歼灭李仙洲集团5.6万人，粉粹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作战任务分为两部分，主力由刘邓率领配合华东解放区作战，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等部由陈赓率领，受中央军委指挥，配合陕甘宁解放区作战。为执行军委外线出击作战计划，刘邓军于1946年8月10日至22日举行出击陇海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9月上旬取得定陶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7万人。10月下旬取得鄄城大捷，歼灭国民党军9000余人。随后撤至濮阳地区休整。11月下旬又奔袭滑县，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之后又跨过黄河，于12月22日至1947年1月16日举行巨金鱼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1947年1月24日至2月11日发起豫皖边战役，歼灭国民党军9000余人。以上作战，有力地策应了华东解放区的作战。
陈赓率所部4个旅于7月13日至9月1日，接连发起闻喜战役和同蒲战役，歼灭胡宗南和阎锡山部共1.5万人。9月下旬又举行临浮战役，歼灭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4000余人。为阻止胡宗南从晋南抽兵进攻延安。陈赓纵队与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一起，于11月22日至1947年1月1日发起吕梁战役，接着于1月17日至29日举行孝汾战役，歼灭胡宗南、阎锡山部共2.1万人。
在华北战场上，为执行夺取三路四城计划，晋绥军区与晋察冀军区部队于1946年7月4日至8月5日举行晋北战役，歼灭阎锡山部8000余人。两部于7月31日至9月16日又发起大同、集宁战役。是役虽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在国民党军的东西对进下，被迫放弃集宁，撤回大同。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在怀来地区歼灭国民党1万余人，但被迫放弃张家口和怀来。国民党军由此打通了平绥路。与此同时，为配合平绥路东段作战，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和各军区独立旅于9月29日至10月3日，对平汉路北段展开大破袭，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此后，晋察冀野战军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先后进行了易满战役和保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
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于1946年10月开始向南满解放区进攻，以实现其“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东北民主联军于10月25日至11月2日取得新开岭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12月至1947年4月又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他认为全面进攻难以奏效，在于分散兵力于各战场，“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而山东是共军主力的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是共军发号施令的首脑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战场必须忍受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据此，随着1947年2月黄河归故，蒋介石开始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双矛攻势”战略，即以黄河阻止刘邓军南下，分割刘邓与陈粟两军，同时（一）胡宗南部首先向延安进攻，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傅作义、阎锡山部，续向北平桓石家庄之线进出，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对刘伯承部实施腹背夹击。（二）徐州绥署部队，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共军主力，截断山东共军来自东北之海、陆补给线，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家庄附近会合胡宗南部，协同郑州绥署，对刘伯承部实施腹背夹击。此外，第十一战区（北平）、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协同上述作战，东北保安司令部暂取守势，待关内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主力移至关外后，再转入攻势，彻底消灭共军。在这一战略方针之下，蒋介石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达34个旅25万人，用于进攻山东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对陕甘宁、山东的重点进攻自1947年3月中、下旬开始。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一面以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一面派75架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进攻的第一天即投炸弹59吨。为粉碎胡宗南的进攻，并将其吸引于西北战场，以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指挥边区所属2.7万部队，利用“蘑菇”战术，将其拖疲拖垮进而歼灭之。4月9日，中共中央通报全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仍于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同时决定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军晋察冀地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至晋西北。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蒋介石亲临视察，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鼓吹攻占延安的胜利。然而，在1947年3月25日至5月4日一个多月的时间，西北解放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个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3个旅1.4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
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下旬开始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鉴于历次被歼的教训，国民党军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以减少各个被歼的机会，同时迫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鲁中山区决战。然而，华野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虎口拔牙，于5月中旬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军，连蒋介石也认为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陕北、山东获胜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地区的解放军展开攻势作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3月下旬至5月下旬举行豫北攻势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在晋南战场，陈赓率部于4月4日至5月4日发动晋南攻势，连克城池20余座，歼灭国民党1.4万余人。晋察冀野战军于4月9日至5月4日发动正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随后又发动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13日至7月1日发动夏季攻势，连克城市36座，歼灭国民党军8万余人。
经过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国民党军由430万下降为373万，解放军由120万增长为195万，力量对比由1：3.4上升为1：1.9.这标志着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