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转移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还留下部分部队与地方武装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敌人完全占领中央苏区后，中央分局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战至赣粤边、闽西地区。同时，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坚持了武装斗争，并逐渐形成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鄂豫边、湘南、闽中和琼崖等15个游击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整编为新四军，又投入到华中等地的抗日敌后游击战争中去。
从10月21日起红军分别突破了国民党军在赣南和湘南设置的3道军事封锁线，于11月15日进至湘南宜章以西地区。蒋介石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并调动粤军、桂军、黔军等部共20个师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从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冲过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掩护红军主力及机关渡江。由于红军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器材，并且机关队伍过于庞大，所以行动很迟缓。红军后卫部队经过5天激战，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于12月1日掩护中央机关渡过湘江，但有少数部队未能渡过湘江，这时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已损失大半。
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在红军前进途中的靖县、城步、武冈地区布置重兵设防，企图以优势的兵力消灭红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成员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19日红军开始向贵州西部进军，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甚至是全军覆没的危险。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思想逐渐统一，基本上排斥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渡过乌江，7日占领遵义，将几十万敌“追剿军”甩到了乌江以东和以南。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是未能粉碎敌人“围剿”的主要原因，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确定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位置，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从而为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开创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由于形势变化，红军放弃了北上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河，机动灵活地转战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多次摆脱了敌军的重围。1月29日，红军主力分路从土城、元厚场地区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等地前进。为了摆脱川滇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又突然于2月18日分别于太平渡、二朗滩东渡赤水，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前进。敌军连忙向桐梓、娄山关地区增援，企图将红军合围于遵义以北地区。26日红军攻克娄山关，并于28日乘胜再克遵义，接着在遵义以南击溃敌军2个师。遵义战役历时5天，共歼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中央红军为进一步调动敌人，于3月16至17日在茅台附近地区再次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西进至古蔺附近。在将敌军调动至川南防守长江后，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向东北急进，于21日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以红九军团将敌军向北吸引，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前锋逼近贵阳，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乌江北岸，又—次灵活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各路敌军火速增援贵阳，红军却绕过贵阳，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向云南挺进。滇军务部赶忙向昆明增援，使敌军在滇北和金沙江沿岸的兵力更加空虚。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由从云南和四川边界的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作战略掩护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至6日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红军主力会合。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5月中旬，中央红军按照原定在四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并通过了彝族聚居区，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占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25日，17名勇士乘小船冒着对岸敌军炮火抢渡过河，占领了北岸渡口，红一师和干部团从此渡过大渡河。但由于渡船缺乏，全军无法迅速渡河，而敌军追兵已近，中革军委决定夺取泸定铁索桥，从那里过河。红军兵分两路，夹河北上，红军主力于29日晨占领了大渡河西岸泸定桥头，但铁索桥上的木板已被敌守军拆除，只剩下13根铁链横在河上，由22名共产党员和战斗骨干组成的红军突击队，迎着对岸桥头敌军的枪林弹雨，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冲向对岸，冲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攻占了泸定城，击溃了敌守军1个团。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边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彻底破灭。
6月7日，红军占领天全，8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从宝兴县硗碛村开始攀登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克服了气候严寒、空气稀薄和道路难行等困难，到达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地区作战，于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共歼敌1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央红军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国民党会很快集中重兵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进攻，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没有希望，擅自决定放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川陕根据地，在渡过嘉陵江后西进，于5月初率红四方面军党政机关和下辖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及直属部队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5月中旬进至川西茂县、理番等地区，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和红军所处的地位，提出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向人烟稀少的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退却。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二河口举行会议，由于与会的多数人主张向北发展，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会议于28日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完成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打击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及其以北地区，便于向北发展。
张国焘在会后拒不执行北上的作战计划，并借口没有解决所谓的“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央提出由其担任军委主席，迟迟按兵不动，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达1个月之久，以此要挟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为了党和两大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决定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此后，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军北上。但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麇集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至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靠拢，川军也进占懋功等地，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
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二路北上：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马塘、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地区北上；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由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北上。8月20日和27日，红军左右两路军跋涉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巴西地区。为打开向甘南前进的通道，控制通往甘南的交通要点上下包座，红军右路军于8月29日至31日发起包座战斗，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术，全歼胡宗南1个师4000余人。红军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又按兵不动，迟迟不向班佑与右路军会合。9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提出左路军迅速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张国焘再次提出反对北上，改为南下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等地的计划，并借口前方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命令已由阿坝出发北上的部队返回阿坝。他还密电令陈昌浩挟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密电为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叶剑英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决定迅速率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共8000余人先行北上，并于8日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9月12日，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到达俄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其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同其错误做斗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直属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纵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翻越了岷山，于9月17日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天险腊子口，18日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得知了陕北红军的情况。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突破敌人的渭水封锁线，翻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从而完成了历时1年，纵横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后组成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苏区，转战至陕南创建了鄂豫陕苏区，又于1935年7月向陕北进发，于9月15日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下辖3个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
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下辖2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编而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全军共1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于11月20至23日在直罗镇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主力1个师零1个团，取得了到达陕北根据地首战的胜利，被毛泽东称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张国焘在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后，命令红军左路军和右路军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重过草地，企图在四川和西康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根据地。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公开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将其罪恶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朱德、刘伯承等同其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斗争。10月8日至20日，红四方面军进行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的兵力，歼敌3000余人。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歼敌5000余人。11月19日，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同川军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人，自己也伤亡近万人。面对着敌军的大举进攻，张国焘决定将红军转向川康边界，并率南下红军于1936年2月向西转移，于4月进至甘孜地区，至此其南下方针宣告彻底失败。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已由南下前的10余万人减少至4万余人。由于南下方针的失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中共中央的耐心教育，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取消了另立的“中央”。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是于1935年11月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的。早在1934年8月上旬，红六军团9000余人在军团长肖克和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破敌人重围向湖南中部转移，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三军会师，红三军随后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成立了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的总指挥部。其后，红二、六军团创立了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并粉碎子敌军对苏区的“围剿”。1935年9月，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因没有有利战机，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万人由桑植地区出发，准备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与敌作战，开始了长征。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到达黔东地区，3月底转战至滇黔边界，接到朱德和张国焘发出的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4月9日红二、六军团击溃滇军的封锁后，于4月下旬从云南丽江地区渡过金沙江，随后翻过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藏民区，终于于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二、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坚持下，被迫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分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等地出发，向包座、班佑地区前进。红二方面军随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北上。至9月初，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进入甘肃南部。
中共中央为迅速使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一面指示红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一面指示红一方面军向南进攻。红一方面军于10月初占领了静宁和会宁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红四方面军9月底开始由岷州、漳县等地继续北上，于10月9日到达会宁，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分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颂歌。
毛泽东曾这样生动地概括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将其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迫使国民党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士协定》，攫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并妄图策划华北五省“独立”。在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特别是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在此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投降卖国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还在军事上确立于“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并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红一方面军共1.3万人在毛泽东、彭德怀等的统率下，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红军从陕北清涧、延川地区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红军东进抗日遭到国民党晋绥军的军事阻挠。红军突破敌军的几道防线，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等地区，同时也迫使晋绥军进入陕北吴堡、义合镇地，区“围剿”红军的4个旅回援山西。3月中旬，红军兵分三路：以红一军团为右路军，向南挺进，攻占了晋西南的霍县、洪洞、临汾、曲沃等县广大地区；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向北发展，攻占了晋西北的许多地区，前锋逼近太原；以新成立的红三十军等部队为中路军，活动于控制的石楼、中阳等县地区，配合左右路军的行动。为了阻挡红军东进并增援阎锡山，蒋介石于3月上旬至4月下旬，陆续调集10多个师进入山西，和晋绥军一道对红军形成三面包围，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红军在不利的态势下，命左右两路军向中路军靠拢，争取军事上的主动权。为了团结抗日并避免不利决战，5月初红军全部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结束了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历时近2个半月，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约4000余人，恢复了被晋绥军占领的陕北部分根据地，红军扩大了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许多地区开展了群众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红一方面军返回陕北后，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向陕北红军大举进攻，其中尤以宁夏军阀二马所部反共最为猖獗。为了打击宁夏二马，扩大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于5月18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以红二十九、三十军等部队坚持陕甘根据地东线的游击战争。5月20日，西方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由陕北延长、延川等地出发，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分两路向西挺进，直指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右路军先后攻占同心、豫旺等地，左路军先后攻占环县、洪德城、七营等地。至7月底，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开始通过草地，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结束了西征战役。
经过2个多月的作战，西方野战军给坚持反共的宁夏二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除大量歼敌外，还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战马500余匹，建立了包括定边、环县、豫旺、盐池、同心等城镇在内，纵横200公里的新根据地，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