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是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这次战争，从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开始，到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结束，其间共经历了4个阶段：1927年8月～1930年10月为第一阶段，其间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并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0月—1934年10月为第二阶段，其间红军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先后进行了多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为第三阶段，其间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1937年7月为第四阶段，其间红军发展和巩固了陕甘苏区，进行了直接对日作战的准备，基本实现了国内和平，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毛泽东曾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消灭了盘踞在中南和东南地区的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等部，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但蒋介石由于其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逐渐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革命军，而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在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后，终于将屠刀指向了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两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集团以帝国主义为靠山，通过疯狂地镇压革命势力，逐步建立起以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军阀统治。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至1932年6年间，约有100万人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被反动派屠杀。
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教育了共产党人，使他们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权。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组织自己掌握和受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大部、第四军一部、第二十军全部，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市警察局各一部，共约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经过激烈战斗，歼敌守军3000余人，控制了南昌城。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刘伯承兼参谋长，指挥起义军的行动。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党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五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任副军长。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在瑞金、会昌等地冲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后，于9月下旬到达广东潮安、汕头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一部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当地的革命斗争另一部800余人由朱德、陈毅率领，经闽南、赣南转移至粤北由江县犁铺头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定把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我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向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宁乡和江西安源7县镇的起义，同时派毛泽东到湘赣边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9月初，前委将在修水、铜鼓、安源地区的由我党掌握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湘东、赣西、鄂南的十余县工农武装组织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共5000余人。9月9日，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前委领导下，按计划于湘赣边界地区举行起义，先后取得白沙、东门市、老关、醴陵、浏阳等地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猛烈的反扑，起义部队受到严重损失。9月17日，起义部队开始向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理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待遇平等，军官不得打骂士兵，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管理。上述原则和制度的确立，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进至井冈山地区的茨坪。井冈山地区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由于这里的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再加上地势险要，便成为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根据地。工农革命军将这里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并曾先后攻占茶陵、遂川等县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发动广州的革命士兵和工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接着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叶挺为总指挥的起义总指挥部。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我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及工人赤卫队举行起义，攻占了广州市区，歼灭了市区大部守军，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2日，国民党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支援下，向广州发动反攻，激战后起义军伤亡惨重，张太雷壮烈牺牲。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市，余部转到海陆丰地区。
除以上著名的三大起义外，我党于1927年秋至1928年6月间还领导了一系列其它起义，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几个省的140多个县，主要有：湖北省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黄麻农民起义和鄂北农民起义；河南省的确山农民起义；广东省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和海南岛农民起义；陕西省的渭华起义；江西省赣西、赣南农民起义和弋横农民起义；湖南省的湘东农民起义、湘南农民起义、桑植农民起义；福建省的闽西农民起义。这些地区的起义都建立了革命军队，开始了游击战争。此外，我党还在陕西清涧、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安徽阜阳、河北玉田、山东阳谷、浙江永康等地发动了起义，但都失败了。
从1928年7月至1930年初，在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我党又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的有：湖南平江起义、湖北大冶起义、福建崇安农民起义、四川川东农民起义、河南商南起义、安徽元霍起义以及广西左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给残酷镇压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回击，孕育了人民军队，使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28年2月，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工农革命军进行第一次“进剿”，被我军打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全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全军共6000余人。井冈山会师，壮大了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红军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从1928年4月至6月，井冈山军民接连击退江西敌军发动的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特别是在6月下旬反敌军第四次“进剿”中，于龙源口、七溪岭取得全歼敌军1个团、击溃2个团的胜利，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总面积7000余平方公里，人口65万。
1928年7月至1929年2月，湘赣两省敌军联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三次“会剿”。由于受“左”倾主义的影响，湖南省委拒绝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指挥红四军主力向湘南冒进，使红四军在湘南遭到很大损失，反“会剿”功亏一篑。敌军发动第二次“会剿”，留守在井冈山的红军，进行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不足1个营的兵力，依托黄洋界天险，打退了敌军4个团的进攻。不久，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打破了敌人的“会剿”。随后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与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内外线配合，打破了敌军的第三次“会剿”。
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发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新苏区，先后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和福建长汀各取得歼敌2个团的胜利，又取得龙岩、上杭战斗的胜利，共歼敌2个旅和大量反动地方武装，打破赣粤闽三省敌军联合对闽西苏区的2次“会剿”。1930年2月，又在赣西南水南、值夏地区歼敌近1个旅，使赣南、闽西苏区基本建成。1929年12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集中总结了红军建立以来的建设经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分别领导了创建其他苏区的斗争，主要有湘鄂西苏区、湘鄂边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十余块革命根据地，多次打破敌军对这些根据地的“进剿”与“会剿”，共歼敌约7万余人，红军则从无到有，至1930年夏发展到十多个军，共7万余人。
这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内控制了领导权，给红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930年2月，党中央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提出要红军“无条件迅速地扩大到50万，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等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否定了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争基本作战原则和建立并发展根据地的主张。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加紧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任务和方针。
为适应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形势，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红军其后进行了整编：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四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政治委员），第六军（不久改为第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2万余人。其后由赣西南地方部队组成的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二军也并入红一军团建制。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军（贺龙兼军长），第六军（旷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1万余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辖第五军（彭德怀兼军长，滕代远兼政治委员），第八军（李灿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边红军及游击队组成的第十六军也为红三军团建制，全军团共1万余人。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江西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3万余人。
各地红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相继开展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虽然一度攻占了长沙、岳阳等城市，但受到较大损失。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停止了组织全国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虽然仅有4个月，但却使革命力量受到不小损失，而且使革命丧失了在有力形势下争取更大发展的有利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