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是所谓“教案”，即洋教士在中国占领土地，修建教堂，发展教民，借此欺压和奴化中国人民，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他们烧毁教堂，杀死洋教士，掀起了以义和团为中坚力量的反抗洋教士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欧美传教士也乘机涌入中国。中国传统宗教为儒、道两教，东汉时又有佛教自印度传入，于是形成儒、道、佛相对立又相融合的局面达1000多年。洋教士所传为基督教天主教一派和新教一派，中国的旧教虽然长期麻痹着中国民众，但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欺骗性，至清朝已显现出了它的软弱无力。而基督教的一套教义不但给尚处于愚昧状态的人们以新鲜感，而且由于它是洋人所传就更具诱惑力，所以洋教士在中国得以找到市场并迅速活跃起来。至19世纪末，到中国的洋教士已达3000多人，发展教徒80多万，仅在山东、直隶、河南、山西等地教堂就达4000多处。
由于传教士随着洋人的坚船利舰和洋枪洋炮而来，所以传教士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清廷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就规定，传教士的主教晶位与中国省级官员督抚相同，更换主教或节庆之日，中国地方官员应前往致贺，这就使得他们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合法化。传教士除向教民传教而外，更多的活动是强行霸占中国领土和房屋，欺凌乃至虐杀中国百姓，怂恿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洋教士的罪恶行径引起大大小小的教案，至1899年已发生与天主教会的冲突600多起，与新教的冲突100多起。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规模最大，影响深远。1860年英法联军强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激起民愤。1870年因教会的育婴堂虐死儿童数十名，6月21日天津人民聚众到育婴堂说理，法国领士丰大业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公然开枪恫吓，击伤天津知县刘杰随从一人，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焚烧了法、英、美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法国联合英、俄、德、美、比、西六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各国军舰于大沽口向中国示威。软弱无能的清廷立即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结果将刘杰革职充军，处死爱国群众20人，流放25人，赔款49.7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去法国赔罪，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脚下。
天津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及教会势力更加嚣张，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也愈加高涨，各地教案此起彼伏，甚至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斗争，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便是重要标志。德国教会在山东曹州一带唆使教徒欺压民众，引起公愤。11月1日巨野县大刀会和农民在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其他各县人民纷纷响应，与教会展开斗争。德国借口教案派军舰侵占觊觎已久的胶州湾，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不仅占据了胶州湾，而且享有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特权。同时，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并处死了两名所谓“罪犯”，判刑多人，还赔款为德国建教堂三处。
清廷的腐败、屈辱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也使帝国主义列强意识到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在即。以义和团为主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1898年1月，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当地群众就曾持菜刀、长矛冲入德军营房，杀伤不少侵略军。7月英军强占威海卫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团和刘士瑞领导的大刀会以及红拳会等武装都与英国侵略军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但是，1899年12月调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对义和团、大刀会大加伐挞，残酷地屠杀了许多当地的群众武装首领。
1900年春天，义和团中传言在北京温泉山煤洞中发掘出了一方石碑，碑文为明朝预言家刘伯温所撰：“庚子之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中原忍绝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逢天曹怒兮，假手良民。红灯夜照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辰。待到重九日，剪草又除根。”显然，这子虚乌有之事是民众所为，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反抗清廷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共同心态，预示着清廷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肆虐气数已尽，到九九重阳节就把它们连根铲除了。
以义和团为主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危及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此时，遍布京津和直隶的义和团声势浩大无比，他们挑铁路，砍电线，驱逐传教士，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灭洋”运动。至1900年6月北京已有义和团坛口1000多个，达十几万人。年初，英国公使伙同德、法、意四国联名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信，威胁清政府必须镇压义和团。这时清廷内部对义和团态度不一，出现了主剿和主抚两派，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奕劻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主剿，以维护洋人利益，而端郡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等则主抚，以利用义和团达到维护顽固势力统治的目的。
3月底，美、英、德、意四国的军舰开到大沽口进行示威，4月英、法、俄等国的军舰又在大沽口进行第二次示威。5月30日驻北京各国公使举行集会，选出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组团照会清政府，提出派兵保护使馆的要求。当天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总理衙门答应“各国公使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调来的人数必须以一八九八年的数目为限，同时一到和平恢复，外军就必须撤退。”同时电告直隶总督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
5月31日下午，各国海军纷纷登陆，加上各国在天津的军队，由天津乘专车向北京进发。据当时铁路局检查各国军队上车时的具体数目为：“英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6月2日，德军50名，奥地利军30名也随即开赴北京。这是八国联军侵华共同向中国派兵的初始，但此时八国联军尚未正式组成，不过是驻京各国公使共同发起的调拨各国在津、沽水兵的临时行动。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陆续由本国调动大批舰船和士兵开赴中国海域，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至6月2日在大沽口外的各国舰船已达24艘，其中沙俄9艘，英、德、日各3艘，美、法、意各2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