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
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经常路过天安门，也就总见着竖在金水桥前的华表。可这华表到底是代表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打听。后来读《史记》，才终于晓得，这华表原来大有来历。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诱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树一根有一条横木像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点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
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等同作恶；解放后，明白“造反”其实就是革命；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那意思，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只是非议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诽谤之木”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多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诽谤”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话，因而慢慢把“诽谤”这个词败坏得如造谣；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谊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手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帝皇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至死的，多得难以统计。
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