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夏衍
我什么时候开始写杂文，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有意识地用杂文作为武器来和反动势力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作斗争，则可以肯定，是在《申报·自由谈》上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之后才开始的。爱读，觉得这种文体作用很大，于是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斗争也很尖锐，于是就不计成败，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先是学鲁迅，后来是学聂绀弩，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至今我案头还摆着一本他的杂文集。
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我一直在做新闻记者，写政论，也写杂文。我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就像少做了一件事。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1945年到1946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1948年淮海战役前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嘲互怨，小朝廷各派之间的钩心斗争，以及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痛快。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相互关系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当时也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却十之八九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这是很难一下子就改得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0年代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当时负责文艺版的陈笑雨同志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老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唐弢、沫沙、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时候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限得很死很死，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给我看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必要。“时弊”，即“当时之弊”，指的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党八股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1954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1957、1959两年一再受到批评，而又没有把我“批倒”、“批服”。
加上经过了1958、1959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十年浩劫，特别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的气势，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差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投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五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么？
文艺复兴，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