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足于现状，不为眼前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就是进取心。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超越自我不断创造奇迹，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颗不断进取的心，在他们眼里，一切皆有可能。
6.1 变不可能为可能
年轻的时候，拿破仑·希尔抱着一个当作家的雄心。要达到这个目标，他知道自己必须精于遣词造句，字词将是他的工具。但由于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完整，因此，“善意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他的雄心是“不可能”实现的。
年轻的希尔存钱买了一本最好的、最完全的、最漂亮的字典。他所需要的字都在这本字典里面，而他的意念是完全了解和掌握这些字。但是他做了一件奇特的事。他找到“不可能”这个词，用小剪刀把它剪下来，然后丢掉，于是他有了一本没有“不可能”的字典。以后他把他整个的事业建立在这个前提上。那就是对一个要成长，而且要成长得超过别人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里并非是建议你学拿破仑·希尔那样从你的字典里把“不可能”这个词剪掉，而是建议你要从你的心中把这个观念铲除掉。谈话中不提它，想法中排除它，态度中去掉它、抛弃它，不再为它提供理由，不再为它寻找借口，把这个词和这个观念永远抛弃，而用“可能”来替代它。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特别强调，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说：“一个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逃避不是办法，只有鼓起勇气予以克服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智慧和潜力而获得良好的成果。”
松下幸之助还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61年，松下幸之助到松下通信去，干部们正在开会。松下幸之助问他们“今天开的什么会？”有人苦着脸说：“丰田汽车要求大幅度降价。”详情是丰田要求从松下通信购买的汽车收音机的价钱，自即日起降低5%，半年后再降15%，总共降价20%。丰田做这种要求所持的理由是：面临贸易自由化，与美国等国汽车业竞争的结果，日本车售价偏高，难以生存。
丰田为了降低售价提高竞争力，希望供应汽车收音机的松下通信工业也降价20%。当时的日本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够制造又好又便宜的车子，那时候的情况的确是非常艰苦。
在了解情况之后，松下幸之助问：“目前我们的利润如何？”
“大约只赚3%而已。”
“才这么一点？3%实在少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降20%，那怎么得了！”
“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开会研究。”
会议是要开的，不过松下幸之助想这个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目前也不过才赚3%，如果再降20%，那岂不是要亏17%？就一般常识而言，这种生意还能做吗？
固然松下通信也可以一口回绝丰田汽车的要求，而且大多数人也很可能这么做。然而如果情况特殊，让价20%是否仍值得考虑呢？假如光想着“这怎么可能？”的话，松下幸之助认为还是有欠思考。所以他抛开己方的想法而站在丰田的立场仔细来看这个问题。松下幸之助想，假如丰田换成松下电器的话，在面临自由化的情况下说不定也一样会提出这种要求吧。
虽说松下电器听到了这样的要求不免大吃一惊，然而丰田本身必然也为如何才能降低成本以及谋求发展而大伤脑筋。因此，虽然就减价的幅度本身而言，的确是过分了一点，但松下电器也要审慎地考虑到如何才可以降价去配合丰田的要求。
方法还是有的，但想法却必须要改变。照现在设计的产品要降价20%，事实上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非有新的想法不可。所以松下幸之助就指示大家说：在性能不可以降低、对设计必须考虑对方需要这两个先决条件下，大家不妨设法全面更新设计。最好是不仅能够降低成本20%，而且还要有一点儿适当利润才可以。
“在大家完成新设计之前，亏本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不光只是为了降价给丰田，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日本产业的维持及发展问题，无论如何是非做不可的，希望诸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一年后，松下幸之助又问到有关这件事情进展的情况，结果松下通信不仅做到了如丰田所希望的价格，而且还能获得适当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因大幅度降价压力而激发出来的一次成功的产品革命。松下幸之助想，这才是一种正确经营事业的态度。
由此，松下幸之助总结道：“不管是经营事业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只要是抱着‘这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想法，我想任何事情永远都不会成功。反之，碰到事情总是‘应该可以办到，问题只是要如何去做而已’，这样想的话，很多困难的工作乍看似乎不大可能办到，结果却居然也做成功了。”
世界上有不少事情都是因为个人的不懈努力才获得良好成果的。因此，每当你要下决心做事情的时候，就应坚持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信念。
6.2 有梦想就一定有机会
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期，梁晓声曾经在团宣传股做报道员。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梁晓声并不甘于与身边的人一样的平淡生活，他开始试着写一些小文章寄到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这些文章虽然幼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但是它们的发表却使梁晓声深受鼓舞，而正是它们给梁晓声带来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机遇。
机遇到来之前，正是梁晓声人生中比较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他失去了报道员的工作，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去抬大木。这种重体力劳动使梁晓声吃尽了苦头。极度的疲劳使他吃不下饭，浑身无力，有一次险些被压趴下。当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已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他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时，连长把他叫过去，说有一名复旦的老师要见见他，叫他立即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当时的梁晓声尚不知“复旦”为何物。
到了招待所才知道，来人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一位姓陈的老师。他热情地询问了梁晓声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最喜欢哪些……能有一位大学老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这使梁晓声很高兴。他谈了许多，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都说了出来。陈老师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隔了三天，陈老师又把梁晓声找到招待所，对他说：“你的档案我已经寄到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梁晓声惊呆了。
原来，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一个分在了梁晓声所在的团，而另一个分在了一师一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时，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梁晓声的一篇小散文，觉得他很有文学天赋，便到宣传股，把梁晓声几年来发表的小诗、小散文、小小说统统找到，认真读了。然后他又亲自到招生办去交涉。就这样，梁晓声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连在了一起。
梁晓声回忆起这段经历，禁不住叹道：“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可是，当时兵团里的知青那么多，为什么幸运之神就降落到梁晓声的头上了呢？这得归功于他所做的积累和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兵团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梁晓声始终坚持写作，默默地锤炼自己。尽管他发表在《兵团战士报》的还都只是些不成熟的小文章，但正是这些小文章，使梁晓声佩戴上了复旦大学的校徽。
如果梁晓声不做这样的准备呢？如果他没有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那些小文章呢？那么也许这些机遇就不会光顾梁晓声了。
可见，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只有在有准备的人那里，机遇才成其为机遇。
当机遇出现了，就应该去把握，就像紧握手中的笔、桌上的茶杯一样抓住它。一旦它显得模糊不清、游离不定，让人不知所措时，就需要人主动地上前争取，最终把机遇掌握在自己手里。
1977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
站在北京站广场，梁晓声想起自己从哈尔滨到北大荒再到上海最后又到了北京的经历，就像做了一场长长的梦。
初到北京的梁晓声并非一切顺心，他很快又遇到了工作分配问题上无法解决的麻烦。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一年，很多机关还没有恢复元气。他到文化部要求解决分配问题，人家回答说：“你来得太早了，分配办公室还没有成立呢！”
梁晓声在北京无亲无故，只好到火车站过夜。拖了好几天，梁晓声又到文化部去。负责人让他在几个文艺单位中挑选一个。梁晓声选中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
谁知，北影以职工定额超编为由，继续把他的分配问题悬置起来。到手的机遇一下子又模糊不清了。
经过几天的苦等，梁晓声终于忍无可忍。他气冲冲地冲进北影，一脚踢开会议室的门，冲着正在开会的北影厂领导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
然后就是一番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即兴演说，特别强调他“曾经和‘四人帮’做过斗争”的光辉历史。
这一番演说颇有效果。北影的政治部主任拿着他的档案看了看，然后对党委书记说：“他确实是同‘四人帮’做过斗争……那就把他分到编辑部吧。”
党委书记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原来，当时开的正是敦促党委书记“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这位书记如此的没精打采，唯唯诺诺。梁晓声多少有些莽撞的举动正赶在鼓点儿上。这次批判会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不得不让人叹服命运的神奇。就这样，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弄得他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他成了北影的正式编辑。
梁晓声的例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看来，当机遇来到眼前，还带着那么一些不确定因素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先把它抓住，以防其转瞬即逝，或是事久生变。掌握机遇，还真需要一点儿勇气。
6.3 充满希望地生活
有这样一个农家女子：她生长在偏远的小村子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她喜爱一项传统工艺——剪纸，并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这个女孩子不知从哪里道听途说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些外国人喜欢中国的工艺品，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农家小院儿去买老太太做的虎头鞋，一双十美元，相当于好几十块钱呢。她想，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多，如果把自己的剪纸拿到那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十八岁那年，她为自己的剪纸作品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她带着省吃俭用攒出来的路费，满怀希望地到了北京。但是她没有想到，北京艺术品市场里的剪纸那么便宜。她带去的作品，一块钱一张都没人要。她险些连回家的路费都成了问题。这次尝试得到的答案是：此路不通。后果是不仅没挣到钱还赔上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路费。尽管如此，女孩还是选择了坚持。她坚持继续学习剪纸艺术。
二十二岁那年，她为自己的剪纸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她苦苦哀求，软磨硬泡拿到了父母为她准备的一千元嫁妆钱，交了省城一家美术馆的展览费。这一次更惨，她不仅赔上了自己的嫁妆钱，还欠下了一大笔装裱费，而且成了乡邻茶余饭后的笑料。这样的后果她已经无法承受了，只好一走了之。为还钱她跑到深圳去打工。打工的那段日子尽管她过得很艰难，但她除了每天在流水线上拼命工作外，还挤出时间去上晚间的美术课，处处留心实现自己剪纸梦想的机会。
后来，她做了一次又一次尝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增加，她将自己所能了解到的途径一一尝试：到艺术学校自荐；参加各种各样的评比和展出；给报纸杂志寄作品；报名参加电视台的参与节目；想方设法接触记者；联系赞助搞个人展；请工艺品店和市场代卖；去印染厂推销自己的图样设计，等等。她的尝试有许多都失败了，但她勇敢地承担每一次失败带来的后果。她曾被中介骗子骗走了所有的作品，也曾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每失败一次她都要狼狈不堪地处理善后问题。但她每一次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始终把酷爱的剪纸艺术放在第一位。后来，她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剪纸工作室，靠剪纸维持自己的生活。她满足了。她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因为日夜与她相伴的是剪纸艺术。最后，农家女成了远近闻名的“剪纸艺人”。
一位原籍上海的中国留学生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为了寻找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环澳公路走了数日，替人放羊、割草、收庄稼、洗碗……只要给一口饭吃，他就会暂且停下疲惫的脚步。一天，在唐人街一家餐馆打工的他，看见报纸上刊出了澳洲电讯公司的招聘启事。留学生担心自己英语不地道，专业不对口，他就选择了线路监控员的职位去应聘。过五关斩六将，眼看他就要得到那年薪三万五的职位了，不想招聘主管却出人意料地问他：“你有车吗？你会开车吗？我们这份工作要时常外出，没有车寸步难行。”澳大利亚公民普遍拥有私家车，无车者寥若晨星，可这位留学生初来乍到还属无车族。为了争取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工作，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会！”“四天后，开着你的车来上班。”主管说。
四天之内要买车、学车谈何容易，但为了生存，留学生豁出去了。他在华人朋友那里借了500澳元，从旧车市场买了一辆外表丑陋的“甲壳虫”。第一天他跟华人朋友学简单的驾驶技术；第二天他在朋友屋后的那块大草坪上摸索练习；第三天他歪歪斜斜地开着车上了公路；第四天他居然驾车去公司报到了。时至今日，他已是“澳洲电讯”的业务主管了。
这位留学生的专业水平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但他的胆识确实让人佩服。如果他当初畏首畏尾地不敢向自己挑战，不给自己以希望，绝不会有今天的辉煌。那一刻，他毅然决然地斩断了自己的退路，让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绝壁之上。正是面临这种后无退路的境地，人才会集中精力奋勇向前，从生活中争得属于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