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后来，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中了状元，做了大官……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美妙”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翻捡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领域不愧是“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眼光是不大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活恬淡，习惯于寂寞的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称明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书，每每钤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汤氏藏书也有一方大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说得更是开脱，而且毫不讳言，必要的时候尽可卖掉。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子孙世守”那样的观念已经日趋淡薄，而书籍作为商品，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变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这种通脱的意见是难以遇见的。著名的天一阁，就历世相传着极严格的封建族规。藏书应怎样保管，要经过怎样烦难的手续才能看书……都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清一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想登阁观书都被回绝，这样的纪事是很多的。约略与范钦同时的苏州著名藏书家钱谷有一方印记则说，“卖衣买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齿之意。钱叔宝是一位贫老的布衣，也是真正爱书、懂得读书的人，他的这种愤激的言辞是可以理解的。说得更为可怕的是明末清初宁波的万贞一（言），他是万斯同的侄辈。我买到他的藏书，读到他手钤的藏印时，是吃了一惊的。他说，“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占粥。”在我浅薄的见闻中，像这样说得斩钉截铁、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没有了。
为了保护藏书，一方面是训斥子孙，另一方面则是威胁买主。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过已说不清是否是钱叔宝的手笔了。“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话虽如此，有些人肚里明白，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贤孙往往是靠不住的。明代的杨仪吉年老时就将所藏书散给了亲戚、故旧，同时还恨恨地声明：“令荡子爨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够了官僚地主家庭子孙“不肖”的实例，才想出了这一条计。他是隐约地看出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的，自然并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过几方藏书图记，约略勾画了藏书家愉快、痛苦交错的矛盾心情，这些位，如称之为“书痴”，大概是并无不合的。当然具有较为高明的识见者也不是没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说过“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这样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并不多见。
“嗜书好货，同为一贪。”这是并非藏书家的极平凡的常识性见解，恐怕事实也确是如此。旧记中常常有人们千方百计搜求书籍的故事，有些自然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难说，比如朱彝尊买通了钱遵王的书童，把《读书敏求记》的手稿偷出来传抄，就被当做“佳话”写入了序文。这其实就是孔乙己著名的自我辩护的蓝本。“佳话”与“笑柄”的区别，完全以是否“名人”为准，事物的本质往往是被忽略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行动是不能不受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的。孔乙己如果没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阔了起来，他就会使出不同的手段来抢，人们也不但不敢笑，而且还要眼睛望着地面了的。
关于《清明上河图》或“一捧雪”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因为有戏曲和小说的宣传。严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详细记录在《天水冰山记》里的，恐怕无一不是用同样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严家父子的前辈，秦桧父子早已玩过同样的花样了。
陆游《老学庵学记》记，“王性之（名，是作《挥麈录》的王明清的父亲）即卒，秦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亦不能夺而止。”这是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但今天听来也还耳熟得很。同时还不能不叹息古人到底“淳厚”，王廉清顶了一下，秦也就算了。如果换了陈伯达或那个“顾问”，你顶一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到了十年浩劫之时，“四人帮”之流就全盘继承了这个办法，并加以发展、提高。原来只限于几个贪官的，现在就推广到全民中去。原来的口号是惩治贪污，现在就改为破除“四旧”。在深度、广度的变化上，都不能不说是受了清代文字狱的启示。一切书籍、文物、艺术品……只要用“四旧”的尺子一量，就再也没有地缝可钻，一古脑儿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当时作为“罪证”的“四旧”，今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责成清理发还时，有的人就很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四人帮”的反革命掠夺，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成果”。
我不敢确说这样的思想状况有多少普遍性。因为即使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们嘴里说的往往倒是更为动听的词句。不过从具体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我自己的几本破书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去，已近八年。有些书就放在上海图书馆里，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详目，知道是完整地保存着的。可是至今也还没有发还的讯息。偶尔去打听一下，就会听到全套公文程式的答复。最后这种繁复的套话浓缩成一句，是“尚未清理完毕”，而且已经重复了若干次了。真是奇怪，难道那几本书就一直是点不清楚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