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自愧的心情而写下这个题目的，因为这好像我就是个读书治学的人了，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而来访的问学之士每每以此为题而下问，以为我可以谈些心得经验，这就使我深感惭愧。我若和真正读书治学的前辈相比，那简直差得太远、太不够格了。这读书治学得讲真的，怎么冒充得了呢？只有不知愧怍为何物者才敢冒充什么学者。
然而又因我常问而不答，人又说是“谦虚”，甚则疑为不肯待人以诚。这么一来，只好姑且就我们一辈人的水准来“卑之无甚高论”一回，聊备参采吧。
理一理平生的“脾性”，也有几个特点，或许能从中看到一些问题与得失利弊。
第一是我读大学时所走的“路子”。大学时我读的是西语系（今日外文系），因此强烈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使我明白：了解与研究自己的（即中华的）一切，必须尊重自己的特点、特色，而绝不可以盲目地引用一些洋的模式来“硬套”，否则，那将会是一个极危险的歪曲或“消灭”自己的做法。外来的、新鲜的、好的（正确的），应该借鉴，而“借鉴”绝不能与“硬搬”划上等号，不然，“借鉴”就变成了“取代”，那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
第二是我喜欢用广角度、大视野来观照事物。当然，那所谓“广”与“大”，也还只能是个人一己之学力识力所能达到的（自以为的）“广”与“大”，这种“广”与“大”实际是要随着自己的学识水平而不断向高处逐步提升拓展的。这就是说，我并非不注重把具体的事物本身弄个清楚（哪怕一个字义，一个典故……），但我更注意不要停留在这个“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应当进而寻究它的更深远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我觉得只有这样，读书治学，才有真意味，否则就是支离破碎，一堆“破烂儿”，好像很“渊博”，可实际上难成“气候”。
这样，我就总爱把主题放到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了解它——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而不是聋人叩，瞎子摸象，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是我总对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天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自足”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与“三亲六故”，对这些都需了解，而绝不是什么“枝蔓”、“累赘”和“繁琐考证”。把主题孤立起来，拒绝和嘲讽人家仔细寻察各种关系，这样的“批评家”的意见，总是令我感到他可能是太浅太简太“显”了些，缺乏足够的必需营养。
由于以上三点，我的读书就犯了一个“杂”字的毛病。
我这个“杂”，真是杂乱无章，遇上什么读什么，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自己一生清寒，没钱买那成帮大套的必备之典籍，只是凭机会拣些零本，带着极大的偶然性。这样，手边的书少得可怜，也就杂得可笑起来。这本来“不足为训”，更没有以此为“荣”的情理。但这样居然也有些“好处”，就是原来以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无”关的书，却发现并非无关，甚至大大“有”关；如非杂读，那么就绝不会去选着它去读了。从此，大致悟及一个道理：读书给自己划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即是良策。
这大约就触及了人们常说的问题：是“专”好？还是“博”好？
这样提问时，已经将专、博二者对立起来了，实际未必那么“敌对”。“由博返约”，也许就是指“先博后专”之意。换言之，倘不博，又何所谓专？比如我研究《红楼梦》，主题既然确立不移，那就只抱着一部小说或几本“有关”《红楼梦》的书，别的一概不睬，那就叫“专”吗？但有些人以为“杂”就是“博”，实则二者大有分别。博有二义：一是就研究与主题所有有关之书都遍览无遗，二是不限此一主题，范围大得多，几乎“无书不读”。这就不是“杂”所能企及的了。杂之与博，恐怕连小巫大巫之比也够不上。杂的特点是：所读的往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不成气候”的小著，而鸿篇名著，却“往后靠”了。
在前清科举时，八股“时艺”以外的书都叫做“杂学”，所以贾宝玉被视为“每日家杂学旁收的”，可见“杂”自古含有“不正规”、“不正统”的意思。
这种读书法，焉能向人“推荐”？但我提到它，也有一点用意，就是此一杂读法却也培养了我的一个“本领”：能够触类旁通，看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钩互。久而久之，自己头脑里储存的“插电门儿”很多，在杂读之际，随时随地都有合卯对榫的“插销”自己插通了“电流”——便领悟了许多意外的道理，觉得颇有“左右逢源”之乐。而且，自己愈积累，那能接通的“插销”就会愈多，读书时就愈有收获。
这儿需要补充一点。这种“通电”的心得与快乐，也不尽为“守株待兔”式的消极怠惰式，还要培养积极主动的“搜索精神”，又还要培养自己的敏锐性。钝觉的人，即便要寻的“东西”明摆在眼前，也不识不知，结果什么都“失之交臂”——以无心得收获而“告终”。
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插销”与“插电门儿”既非天生地就能多，而是靠后天培养积储，那么很显然：多么有用的书对你来说，初读时的“通电”肯定不会太多，待到你经过了培储之后，重读时就会发现比初读时多几倍的收益。“好书不厌百回读”，不单指“欣赏”，而是多读一遍即多悟一番，多获一次。
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似通非通——便自以为是，觉得“天下之美尽在于己”了，论什么事都拿那个“自以为是”的小尺码去衡量“鉴定”。以此为读书治学的态度，世上是不乏其例的，我们务宜引以为戒。
读书的名言也不少。常被人提起的，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有人以为是“马马虎虎”，其实陶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实在是十分认真的，所以他才能够每有“会心”，便“欣然忘食”。大诗人杜子美说：“读书难字过”，有人也以为“过”就是“放过去”，不管它；其实“过”是把它弄明白的意思（记不清哪本书里，记某人读书“有一字不过”，亦必寻究清楚而后止。可见“过”是“懂”的古语）。
书是人作的，人的脾性、处境、笔调……各各不同，有的“大白话”，直来直往，有的则曲笔微词，行间字里，弦外之音。如“一视同仁”，不知寻绎，昧于中华文字的各种特点，没有领悟体会前人著述的种种特殊背景与行文措词的苦心匠意，那也会是“白读”了一阵子，囫囵吞了个大枣而已。
读书治学，原无什么“秘诀”、“捷径”可言，各人谈谈各人的经验与看法，是由于各人的天资、环境、条件、机缘……各个不同而各就其一面的特殊情况而略作介绍，供人参考，如此而已，这并非什么“定法”与“奥秘”。但有一点是永恒普遍的真理：读书治学，所为何事？要弄清楚。如果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心境不是纯真高洁，而一心是为了找一个“终南捷径”，抓个“热门”题目，躁进浮夸，假学卑识，只为捞取个人的名位利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与真正的学术没有共同之处。为学要诚，用心要洁，品格要高，虽不能至，也必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