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类，从前谓之“闲书”，读“闲书”，不外因为“有闲”而求消遣。这是一种旧观念。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为了消遣而读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但“闲书”这名称到底也不大时行了。文学作品现已被公认为精神食粮之一种。写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写作出来的东西不是供人消遣的。
不过又有了“趣味”说。据这一说，人们读文学作品，大抵各就所好；同一作品，甲乙丙丁的观感各有不同，因为各人之趣味不同。但各人的趣味何以有不同呢？这本来可以从各人身世、教养、思想意识来加以解释的，本文范围因另有所在，兹姑不喋喋。
如果一个人的趣味跟他的身世、教养等等没有关系，那么他将无常嗜；如果人人无常嗜，则文学杰作之永久性与普遍性将成为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古典作品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爱好。或者有人要说：古典作品因其恢宏博大，包有多方面的趣味，所以能够适应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各有所偏的嗜好。但这一说，恐亦未必然，古典作品之至今传诵不歇者，亦尽多方面单纯的，而且凡读古典作品者谁又是跳行抽读而只取其一部分呢？
我们的好恶当然与希特勒之流法西斯不同，奴隶主的好恶当然与奴隶不同；好恶不同，当然对于文学作品的趣味就不同了。最大多数人之所好者：自由、平等、博爱。凡因争取此三者而表现之勇敢、坚决与牺牲的精神，凡因说明此三者之可贵而加以暴露的压迫、欺骗、奸诈和卑劣的行为，当然也是最大多数人“兴趣”之所在。文学杰作之永久性和普遍性，应当从这里去说明，所谓超然物外的纯趣味，实际上是没有的。
自来的文学作品，粗粗可分为历史的、当代现实的和幻想的（灵怪变异）三类。历史的与当代现实的两类，都以人事为描写对象，但历史的作品其人其事及其环境，——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和当代的现实是有不少距离的；至于幻想的一类，或写鬼神精怪，或以禽兽拟人，总之其对象非人。然而这三类中的杰作，一样可以使人百读不厌。这未必是因为生于今日的人看厌了现代生活而想换换口味罢？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历史和幻想的作品之杰出者是包含了人们所企求的真理，赞美了人们之所好，而指斥了人们之所恶的。
所以我们的“兴趣”，有时会从现代转到古代，乃至子虚乌有的幻想的，世界。我个人爱读的文学作品，就有不少是历史的和幻想的。
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很少好的历史小说。虽然“演义”是中国小说的一大宗派，但除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外，耐人再三咀嚼的作品好像也不多，而我尤爱《水浒》。这二部大作，虽同属“讲史”之流，不过也有不同之处。《三国演义》被称为“无一事无来历”，此所谓“来历”，主要是前人的记载。《水浒》也有“来历”却不是前人的记载，而是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一点差别，就使得《水浒》中间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更为读者所爱好了。描写的技巧，《水浒》也比《三国》更好。例如林冲和杨志，鲁达和武松，都是直写到他们的故事的末了这才性格的发展告一结束。但因他们的故事的发展常常被别人的故事所间隔，所以匆忙的读者每每失却了注意，如果把林冲或杨志的故事首尾自相连接，另写为单独的故事，我以为对于人物性格描写的学习必大有裨益。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也是我所爱读的。我读过这书的英文译本，也读过伍光健先生的中译本。伍先生的译本是节本，可是我觉得经他这一节，反更见精彩。大仲马描写人物的手法，最集中地表现在达特安这人物的身上。（要研究达特安的性格发展，还须读《达特安三部曲》的第二部即《三个火枪手》的续编《二十年以后》，中文伍译《续侠隐记》。）达特安个性很强，然而又最善于学习他人之所长。达特安从他的朋友们（三个火枪手）身上学取了各人的优点，但朋友们这些优点到达特安那里就更成达特安固有的东西了。我们并看不出他有任何地方像他的朋友，达特安还是达特安，不过已经不是昨日的达特安。而这样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完全依伏于故事的发展中，完全不借抽象的心理描写或叙述。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用说也是我最爱读的。关于这两部巨著，值得使我们佩服的，就不单是人物性格的描写了。一些大场面——如宴会、打猎、跳舞会、打仗、赛马，都是五色缤纷，在错综中见整齐，而又写得那么自然，毫不见吃力。这不但《水浒》望尘莫及，即大仲马的椽笔比之亦有逊色，然而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的故事，其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的大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事故，始终无冗杂，无脱节。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写场面，写人物，都不能说不为卓杰，结构也极其谨严，然而终不及托翁的伟大和变化不居。所以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做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
在幻想的小说中《西游记》我最喜欢。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也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是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神怪小说中国本来很多，但《西游记》之优长，我以为尚不在它的想像的瑰奇（当然这是其他神怪小说之不可及处），而在它所写的神仙精怪都是那么富于人情味，而又特多诙谐。是幻想，然而托根于现实。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那就只足供人一时的消遣了，看过以后不想再看第二遍。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喜欢《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聊斋》中的鬼狐实在是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人而无异于禽兽或不如禽兽者。欧洲中世纪的作品《列那狐》的故事（中文有伍光建与郑振铎两先生的译本），也是同类的杰作。大凡托根于现实的幻想的作品，因其诡谲而恣肆，常比直写现实生活者更为动人。幻想作品之不足观者，大抵作者先自存了“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观念，而欲以偏锋取胜，却不知道为画鬼而画鬼结果是人所不乐观的。尽管想像力丰富，亦不过徒劳而已。
至于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我所爱读的范围就很大了；清末的“谴责小说”，当代自鲁迅先生以至各作家的作品，不及列举。我有一个见解：凡同国同时代的作品，对于一个写作者或多或少总有助益，我们从鲁迅的作品固然得的益处很多，但从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里，也常有所得，例如一个口语的巧妙的活用，一二新鲜的感觉，新颖的句法，都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即使是描写失败之处，也因其能使我们借鉴而预防，故亦有益。但是同时人的作品如果意图歪曲现实，或只在供人消遣的，那就不是我所愿意聆教的了。
同样，我也抱了这见解去读当代外国人的作品：高尔基和其他苏联的有名作家，巴比塞，萧伯纳，德莱塞，——也曾醉心于罗曼·罗兰。高尔基的作品使我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力（这跟鲁迅的作品给我的最大益处是相同的），而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也使我在所知的古典作品的手法而外，获见了一个新的境界。可惜不懂原文，英译和中译的高尔基作品，狂妄地批评一句，可使我满意者不多，大概高氏的那种强悍而明快的风格（据一些外国评论家所说）难以表现在非俄罗斯的文字中罢？正如鲁迅作品的风格，在英文译本中总比原文逊色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