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重庆，果真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不愿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签名。——尽管赫尔利声称那五条曾事先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同意。蒋介石讥讽赫尔利是“大傻瓜”。
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了反应。他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新的国共谈判方案：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蒋介石的三条回避了联合政府问题，也就回避了要害问题。这下子，把毛泽东和赫尔利已经签好的文件变成一张废纸。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三条之后，于11月21日当天电复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方案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蒋介石通过他的代表王世杰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跟他当面谈判。周恩来当即作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他曾向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及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出来。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联合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会谈陷入了僵局。12月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准备出席在翌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包瑞德同机而行。飞机在飞过西安之后，好久不见延安的标志——山顶上的宝塔。周恩来意识到驾驶员迷航了。他走过去对包瑞德说：“上校，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说这时我们也应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在向西飞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发觉不对，有点慌了。这时，周恩来说：“让驾驶员拐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后向前飞，就可以飞到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河。然后，再朝北飞行。”周恩来仿佛成了领航员。驾驶员照着周恩来指点的方向飞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机翼下出现了宝塔。机舱里人们都称赞起周恩来，周恩来却说：“我来来回同跟国民党谈判，总是飞这条路，成了‘老经验’啦。可惜，我飞了那么多个来回，国共谈判还在‘迷航’之中。”
确实，国共谈判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之后，由王若飞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给王若飞打来联名电报：“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在1945年元旦到来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元旦广播。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
毛泽东在1月3日，便以“延安权威人士”的名义，写出了《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毛泽东以极为尖刻的语言，对蒋介石的元旦广播嗤之以鼻：“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予蒙不沽，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毛泽东又在那里骂蒋介石“独夫”了！凡是这类字眼出现在毛泽东笔下之时，便是国共关系寒暑表里的水银柱急剧下降之际。
在周恩来回延安之后，赫尔利几度邀请周恩来到重庆，继续谈判。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又飞重庆。
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再开谈判。
2月13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话，深深激怒了周恩来，致使周恩来三天后就回延安去了。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话：“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蒋介石说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朋友赫尔利的态度也变了。他原来声称充当国共之间调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如今，他倒向了蒋介石，实行“扶蒋反共”。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赫尔利的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以为赫尔利原本戴的是“假面具”，现在露出真相。
1945年春，赫尔利和魏德曼回美国述职。赫尔利在美国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谈话，强调扶蒋反共：“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4月12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