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要晚得多。
据当时在南京的陈布雷12月12日日记所载：“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这表明，南京方面，直至12日下午1时，尚不知西安风云突变。陈果夫只因西安至南京电报不通，感到诧异。
下午3时50分，南京方面这才收到国民党驻潼关部队的将领樊松甫发来的电报，告知蒋委员长“失踪”。这下子，南京方面才知西安动向异常。
直至下午5时20分，南京方面收到张、杨通电，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来，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像炸开了锅似的，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衮衮诸公，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则意见纷争。
就在保安毛泽东窑洞彻夜通明之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们也于12日夜11时聚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开至13日凌晨3时结束。接着，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加以讨论。
两个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
陈立夫则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
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
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
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13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14日上午了。
暂且按下潘、陈会谈不表，该叙一叙正在上海的宋美龄。
1936年10月22日中午12时，当蒋介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
五十诞辰那天，蒋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支蜡烛时，宋美龄也在一侧帮助丈夫吹。
12月4日，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由洛阳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因病去上海治疗。这样，当华清池弹雨纷飞之际，宋美龄不在场。
宋美龄发表过《西安事变回忆录》，其中写及“初闻”蒋介石被扣的情形：
余初阐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全球。骇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宋美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已是13日早晨。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已经结束，那四项决定已经作出。
然而，宋美龄见了那四项决定，大为不满。她这样忆及：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这样，南京又出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
13日午后，一架由宋美龄所派的专机，从南京机场起飞，朝西北飞去。机上坐着宋美龄指派的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