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1950年6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
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般泛指1960年至1962年。虽然名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与中共经济建设思路有关。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5日，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便已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同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
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
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人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
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
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
“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
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
于是，毛泽东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
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着七千多人说，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
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了，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人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也正如毛泽东早在1949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陷入经济困境，使蒋介石兴高采烈。蒋介石这种幸灾乐祸之情，在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会上，由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副总裁陈诫作政治报告。
陈诚说，由于“三面红旗”，毛泽东“惨重的失败了”，“造成空前未有的严重饥荒”，“使大陆经济全面破产”，“激起了大陆人民的强烈反抗”，“政权随时可以崩溃瓦解”。
陈诚还把1958年“八二三”炮击金门以来，渐渐沉寂的炮声，称为国民党“台海炮战的辉煌胜利”，是“反攻复国斗争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蒋介石则号召，“向反攻复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并决定筹建“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1964年12月2日，蒋介石视察金门发动了“勿忘在莒”运动。莒，今日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兵大败齐国，齐国国土大部分丧失，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莒人不忘复仇，苦心经营五年，终于在齐国大将田单的率领下，打败燕军，反攻复国，获得大胜。蒋介石发动“勿忘在莒”运动，就是要台湾军民向莒人学习，反攻复国。
毛泽东呢？他喜欢中国古代寓言，他向来访的法国总理孚尔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据孚尔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毛泽东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喻为鹬和蚌。而那渔夫，毛泽东说是长着高鼻子的美国人。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寻找中国典故，他俩所选用的“勿忘在莒”和“鹬蚌相争”，正是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意图。
在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活动日趋活跃。不过，他只能派小股部队骚扰，派飞机侦察、撒传单、空投特务。论军力，蒋介石无法跟毛泽东相比。因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只能以失败告终：所派四十三股特务，即“国军游击队”，全部被歼，有去无回；蒋军飞机，被击下十多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被击下二十多架。就连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也一次次被击下……毛泽东笑谓李宗仁归来“误上贼船”进入1965年，海峡两岸的形势，仍如绷紧了的弦。
元旦刚过，1月2日，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便在中国东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1月10日，蒋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北地区上空被击落；
3月18日，蒋军一架美制RF-101型飞机在中国东南沿海上空被击落；
3月31日，美军一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华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4月3日、18日，两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在中国中南地区上空被击落；
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沉蒋军东江号巡逻舰，近百名国民党士兵葬身大海；
8月6日，激烈的海战又起。在福建南部诏安海湾，两艘国民党军舰运载一批特种部队准备登陆，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反击。两舰名叫漳州号、剑门号，均沉没海底，死伤达数百人。尤其是剑门号，排水量为八百九十吨。这次两舰覆没，台湾为之震惊……
就在两次海战之间，7月14日，香港《快报》刊出独家新闻，使台湾一片哗然：“李宗仁将返大陆！”
翌日，美联社自日内瓦发出电讯称：“香港报章推测中国前总统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间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
就在“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怀疑”之际，7月18日上午11时，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沽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受到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的热烈欢迎。
7月20日，当李宗仁夫妇飞往北京，周恩来提前二十分钟起飞，又在北京机场迎接他们的到来。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表示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一见李宗仁，出语惊人：“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一听，一时不知如何答复。
毛泽东哈哈大笑：“蒋介石口口声声叫我为‘匪’，还把中国大陆称为‘匪区’。你今天到‘匪区’来见‘匪’，岂不是误上贼船！”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宗仁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回归北京，其实是意料中的事。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深刻矛盾，使他理所当然倒向北京。
早在1950年7月，李宗仁向美国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谈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便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于蒋介石二十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士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
在1958年至1962年由李宗仁口授、唐德刚笔录的《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便这样论及毛泽东和蒋介石；
中共席卷大陆以来，政权已渐稳定。唯中共急于工业化和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侧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做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又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李宗仁还回忆起他跟毛泽东最初的交往：
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他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身材高大，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在会议席上，他虽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发表李宗仁对该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谈话。他这么谈及蒋介石：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
李宗仁接着又谈到了他自己；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经过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幕后穿梭，多次密访北京，由周恩来作了安排，这样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夫人前往瑞士治病的名义，飞往苏黎世小住，然后悄然前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由那里转往广州……
李宗仁的归来，在中国大陆刮起一阵“李宗仁旋风”。中共各方要人、国民党各地旧部，纷纷宴请李宗仁夫妇。其中最为有趣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怀抱里来！”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的相见，一时传为佳话。
李宗仁于1969年1月1日，死于直肠癌，终年七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