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索的五四爱国运动。广义的是指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这么一段历史。通常大家讲五四运动，指的是广义上的概念。一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下的五四运动其实包括一脉相承而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五四运动以后，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里开始逐步成为主流。目前很多纪念“五
四”的文章没有注意到这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下面，我就从历史事件的联系、脉络角度，讲讲这两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一）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一阶段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虽然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但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强有力的批判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五四运动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反思。吴玉章讲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提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叫“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五四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补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早期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用白话文写的第一篇成功的有影响力的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框束缚下解放出来，更有助于文字的表达明白易懂，有助于文化能够为更多的平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新文化运动像思想界的狂风暴雨一样，起到很大的扫荡作用。
我们前面讲到，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出路。那个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中国当时翻译作《玩偶之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
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不少人兴奋地赞扬为“女性的自觉”。但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吗？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先生敏锐地做了一次《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之类。”的确，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样黑暗，离开社会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起来。但在这一阶段，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样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还并不清楚。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0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日趋壮大和工人所受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加强了。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变成现实，给正在苦苦思索探求中国社会该怎样改造、应该建立怎样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不平常的革命，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开始把希望转向社会主义。现在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是早产儿。但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和人们思想走到这一步，如果人们急切地关注的热点不是正聚焦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十月革命决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人们心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夺取的特权交给日本。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奇耻大辱。原本很多人都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写文章讲，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最后，巴黎和会作出使中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决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以强凌弱的面目，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对帝
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不仅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且也使他们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惊醒了。这对推动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社会主义上来。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这个历史性转变：“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吴玉章则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驱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重大选择。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仅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所以，这以前和以后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另外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如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刚才讲的这两点可以充分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