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橡树》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篇用了象征的表达，以橡树和木棉两种高大、壮美的乔木象征男性美和女性美，以它们邻近生长、并肩站立关系来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表达了抒情主人公的爱情理想，诗中以热烈而凝重的笔调从正面赞美讴歌伟大的爱情：“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一种人的自觉的醒悟，表明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尊而又自强的女性，强调婚姻恋爱中独立人格的价值。
诗歌的头 6行，分两个段落，用了同样的两个假设句式，将全篇带入到意象的象征中：“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这两节的表意十分明朗，用的是明喻的形式，把凌霄花和痴情的鸟儿比作恋爱中的女子，用高枝和绿荫比喻恋爱的男方。两节以相同的假设句式领起诗节，并在其他句子的句式和长度上保持大体一致，从而获得了非常优美的形式感，同时增强了诗的情感力度。这前两节奠定了诗歌以下的情感基调：女主人公虽然柔情满怀，但仍然自尊节制，充满了尊贵感。这部分同时也在语句表达上为下面的叙述高屋建瓴，营造了一泻而下的气势。下面诗行的叙述中，再没有用这样的假设句式，而是利用语意自身的连贯造成意象的纷至沓来。
作为你恋爱的对象，“我”不是源泉，也不是险峰，为你带来清凉，衬托你的威仪。也非日光、春雨，围绕你左右，在前面诗行的一路否定中，早已使读者产生悬念的问题终于有了回答：“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以这一郑重的宣告为界，诗歌由一连串的否定转向正面的阐述。如果这几行以上的否定的表述是否定一些诗人不赞同的爱情，那么剩下的部分则是阐述诗人理想中的爱情。作为和橡树并立的一株木棉，他们根紧握在地下，叶在空中相触碰，根显然是指恋爱男女的内心，叶则指他们相依相偎的身体，是外部形态，心与心的相连，自然地表现为身体的相亲相爱。叶与叶的碰触也是他们交流的方式：“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风吹过，树叶摇曳，是恋人独特呢喃低语，只有他们才能懂。诗人充分联想，依照木棉和橡树的自然形态，赋予他们人的情态，十分贴切自然。
下面 22行到 27行描绘男女在生活中的不同角色，“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阳刚阴柔，男女各有不同的感性特征，男人的刚强勇猛，充满了力量，女人的娇艳绚烂，饱含柔情。无论有什么差别，男女都同甘共苦，共人生的灿烂与阴翳，诗人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壮丽的画卷：“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仍然用了象征的手法，用寒潮、风雷、霹雳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险，用雾霭流岚、虹霓象征生活的绚丽，面对人生的艰险和绚丽，男女主人公都要共同承担。经过否定的爱情和肯定的爱情的描述对比后，最后一段诗人对爱情的本质作出了诗意的总结：“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真正的爱情要坚贞，要像树一样，根与根相连，爱是最朴实的，就像树根下的泥土。如果只是爱你“伟岸的身躯”，这样的爱谈何长久呢？女性更要爱坚守自己的位置、坚守“足下的土地”，要有自己的天空和世界，健全自己的人格。对“人”的尊重和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是青年男女所要实现的自我价值。
《致橡树》热情而坦诚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和爱的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
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于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爱情的品格，这就是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这是新时代的人格观念对传统的超越和进步。
文学进入新时期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社会逐渐趋向于稳定。在对“文革”的反思回顾中，男性作家长久地沉浸在对于“文革”的批判情结中，如北岛，而女性作家的反思更多的是以“文革”的不合理论证着生存场景的合理，如舒婷的《致橡树》。社会的稳定为女性构造了一个稳定的生存场景，这种生存场景投射到文本中形成了象征着稳定的意象群，《致橡树》中的意象就表达了这种稳定感。从“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到有着“铜枝铁干”的树干，再到“相触在云里”的叶，全诗构筑了一个稳定的空间。在舒婷写出《致橡树》表达出劫后余生，对于当下生存场景的归附时，北岛的《回答》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对现存社会状态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不同诗人的不同表达，这在舒婷和北岛的对比中可见一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舒婷的诗作为朦胧诗更为明朗一些的原因。
本诗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复苏是和“人”的觉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的觉醒呈现于女性诗中的具体内容之一。如同整个新诗潮的起点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确立一样，女性诗人的女性意识的复苏也是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开始的。徐敬亚曾这样评论舒婷：“她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融，虽然最终使她在落差缓解之后，渐近消凉，但她在一片隔阂静寂之中发出过的中国女性最静美的气息，曾强渡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舒婷的诗，正是“文革”后人性觉醒的象征，她的诗作为这种觉醒精神的传声筒滋润着“文革”后的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