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岛的许多诗一样，《走向冬天》也是一首社会寓言诗，它描写的是一种悲壮的求索精神。在对荒谬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诗人不甘沉沦的心开始了新的寻觅，而前路迷茫，使得诗人的寻找充满了悲剧性色彩。诗中仍然使用富于象征内涵的意象，意象能指和意义所指之间的非同一性使诗歌的意义具有不确定的特征，保持着朦胧诗的审美特点，象征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诗充满了现代感。
朦胧诗之所以朦胧，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批诗人重新发现了诗歌意象的繁复性和多意性，并在诗歌写作中充分利用了这种繁复与多意，来形成诗歌表意的多样，这主要是通过形象思维的跳跃、逆转和矛盾性共存等手法，修正了以往诗歌的单意性和线性思维模式。其二，是诗人出于表达自我的需要。朦胧派诗人大多是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一代，他们的热情和青春在时代的风雨中被消磨、被伤害，目睹了动乱期间人性的泯灭和黑白的颠倒，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他们有明确的怀疑意识与自省意识，这种怀疑心理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从而更强化了诗歌涵义的暧昧。
另外朦胧诗的朦胧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时代的封闭和禁锢造成的。“文革”时期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的文化恐怖时期，大批的进步文化思想及其优秀成果都被当做“毒草”而加以无情地摧残和蹂躏，正如《走向冬天》所描绘的，人们生活于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环境中。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之所以能够重新涌动人本主义文学创作潜潮，使“五四”传统能够得以延续，首先是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潮诗歌就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其次，“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滋养了当时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进步文学书籍都已被列为“禁书”，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黄皮书”却在 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阅读”热潮，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仍然在私下里被广泛阅读，这股地下阅读的热潮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时的青年诗人从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学到了大量崭新的表现手法，一些国内诗人的优秀作品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阅读，直接推动了地下写作的活动，北岛的诗一开始也是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的。在这样一个重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并不能自由地说话，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就成为一种富于时代特征的表达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朦胧诗的阅读应该是一种寻找——我们受诗人的暗示和召唤走上寻找之途，目标随着错乱的意象飘忽不定，并不明确。但那隐晦的暗示一如诗人的眼睛，暗中引领我们在森林深处穿行。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充满意味，它在时刻的迷途、转向和顿悟中摸索前进，于矛盾和迷惑中寻得个人的理解。诗人北岛还有一首诗叫《迷途》，鸽哨声、森林、湖泊都成为迷途中的障碍，寻找到最后只是蓝色水面上自己深不可测的眼睛，这首诗恰似一篇阅读的寓言，提醒着我们诗歌阅读中的微妙之处。对于《走向冬天》，我们也应该寻找，寻找诗人真实的意思。一批早醒的觉醒者，义无反顾地前行，尽管前面有连绵不断的冰山，也要坚定不移地“走向冬天”，“走”就是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其中蕴含着实现自我的、自觉承担忧患的责任感。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正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也就是由深刻的思辨性所带来的冷静。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在某种程度上既突破了朦胧、振聋发聩，又富于诗意的哲理。北岛带着对现实的清醒意识，像“走向冬天”一样走向自己的批判对象，《走向冬天》也成为他“冷抒情”的典型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