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如海的积水潭历经沧桑，先人们在这里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什刹海研究会出版的书刊对此多有记述。据《什刹海志》文物古迹（上下两篇）记载，该区域范围内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40处之多，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4处，市级13处，区级20处，西城区区级文物暂保单位3处，此外还有诸多王公府邸、寺庙、名人故居、胡同四合院等文物古迹有待文物主管部门进一步鉴定确认。这些文物古迹见证着什刹海及其水域的演变与发展，见证着北京城址的发展历史，有着极为厚重的人文历史积淀。这些文物古迹，乃是传世的珍宝，弥足珍贵。从某种意义上说，什刹海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极为珍贵的古老水系水面及文物古迹的密集程度上。国内还没有哪座城市拥有这样的区域，它有着如此众多而密集的文物古迹群和古老的水面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区域。它既有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也有处于将要毁损消失状态的文物古迹。保存完好的固然价值连城，将要毁损消失的同样珍贵无比，因为它们给人们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记录，提供了无数的研究课题，也提供了区域复兴的可能性，亟待抢救。
杨成武将军曾为什刹海题词，用的是“古都明珠”四个字。人们不难看出，这位居住在什刹海畔的老将军、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什刹海深刻的理解及认识。
千年历史，大浪淘沙。合浦珍珠，藏遗有据。传世之宝，魂兮归来。
一、恭亲王府重放异彩纪实
恭亲王府邸及花园位于今什刹海前海西街17号和柳荫街14号。关于其历史沿革，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清史专家单士元援引清史、清宫档案、清人笔记加以考证，1937年曾撰《恭王府沿革考》，论定“恭王府初为乾隆朝大学士和珅第，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获罪，宅第入官，嘉庆遂以赐其弟永璘，是为庆王府。咸丰间，又以赐其弟奕，是为恭亲王府。”奕逝世，其孙溥伟袭爵，成为新的府主。民国时期，溥伟将府邸押给西什库天主教堂。至20世纪30年代，原押款加上逐年利息，累计近20万银圆，溥伟无力偿还。1932年，罗马教廷以108条黄金代偿欠款，王府产权遂归辅仁大学。1938年，辅仁大学开始在此处设女部，招收女学生。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管了辅仁大学，改为国立辅仁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将其大部分院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从此至1966年期间，恭王府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使用。1967年后府邸及花园部分先后由中国音乐学院及其附属中学、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安部宿舍、北京空调机厂等单位使用。在这段较长的时期，拆除了王府大门及部分院落，盖了两栋四层教学楼，管理无序，破坏严重。使用和主管单位各自为政，其环境出现一片杂乱现象，局部游廊及部分房屋倒塌，但主体格局和建筑基本保存完整。
恭亲王府坐北朝南，府邸占地2.3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现存940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以严格的轴线贯穿多进四合院。花园名“萃锦园”，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原建筑面积4580平方米，山地8000平方米，湖池2000平方米，园内建筑也分东中西三路，中路与府邸中轴线贯通，东西路轴线也与府邸相呼应。
恭王府初为和珅第。和珅在乾隆年间，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吏部尚书，擅权纳贿，贪赃枉法，网络亲信，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大权臣。嘉庆四年（1799年）宣布其罪行二十款，赐死抄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议论。
至咸丰朝该府最后成为恭亲王府，府主奕。
奕（1833—1898年）道光之六子，咸丰之弟，清末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身处满清王朝正遭受内忧外患的年代，是一个内心世界比较复杂的人物，一生数度沉浮。在清末内政、外交、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他曾经叱咤风云，位极人臣；他有过“著以亲王世袭罔替”的殊荣，也有被打入冷宫在家赋闲的遭遇；他热心洋务，企图“中兴”清王朝，力挽颓势；他与慈禧既有合谋，又有钩心斗角。总之，奕在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是头脑比较清醒开明的一位亲王。
至清亡，“此府之主人为和珅、永璘、奕三系，简册可稽。”至今保存完好的恭王府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乃至宣统七朝皇帝，记录了统治阶层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形成内斗，直至封建王朝灭亡，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治制度的轨迹。
恭王府的建筑艺术及其府主的演变历史，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鲜活载体，演绎了半部清朝史。其建筑艺术亦集中国古代建筑、园林设计之萃，广泛引起建筑、园林、文物、考古、历史各界的关注和珍视，在红学界也受到格外关注。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为探讨恭王府花园的渊源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入的讨论。1961年10月24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以及红学家周汝昌、李希凡等人陪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视察恭王府及其花园。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好这座王府和园林，将来对外开放。周总理病重期间，召谷牧副总理嘱托三件事，均是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保护修缮和开放恭王府及花园。周总理对中华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和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谷牧和诸多领导同志。1982年，国务院将恭王府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修缮委员会，由谷牧副总理任主任。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修缮委员会坚持六年之久，恭王府花园终于1988年对外开放，迎来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贵宾观光游览，成为北京旅游热点，宣传了中华传统文化赢得了中外各国人士赞誉，为北京争得荣誉。然而可惜的是府邸仍被公安部和文化部隶属的某些文化单位当作办公场所和宿舍使用，致使府邸破坏严重，日益杂乱。2001年初的春节前夕，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同志呈已离休的谷牧同志一函，其中附什刹海研究会对恭王府的调查材料，恭请谷老再度过问恭王府修缮事宜。谷老阅后表示一定要管，要修复，对外开放，完成周总理嘱托的任务。春节后的3月18日，谷牧约周南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一同视察恭王府。谷牧严正提出修复恭王府府邸对外开放的要求，当即表示恭王府不全面对外开放，“我没法向总理交代”。他说，“不管归谁管，占用恭王府单位搬迁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保护文物是不能讲条件的。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十几年还没有搬完，这样说不过去……恭王府的问题看样子没人管不行，我要管！管到底！”他问汪光焘：“你能不能完成任务？”汪光焘表示一定想办法完成谷牧同志交给的任务。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推动，北京市西城区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此后各项工作逐步开展，终于将占用府邸的单位全部迁出。经拆除已建教学楼和违章建筑，复建、修缮、恢复原建筑格局与风貌，恭王府终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实现了整体对外开放。
恭王府的修复和开放，涉及若干单位搬迁安置，的确是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文化部隶属的几个文化单位占用的时间长而且陆续扩大使用面积，是老大难问题中的最大难点。对此，谷牧同志曾批评道：“文化部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去，你们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自周恩来总理临终嘱托谷牧副总理要保护好恭王府将来对外开放算起，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谷牧同志终于完成了总理临终嘱托的任务，实现了人民的愿望。其忠可嘉、其情感人，源于他们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由衷的热爱以及保护历史文物的高度责任心。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推动下，恭王府才得以全面、完整地保护和开放，才得以展现于世界、享誉于世界，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醇亲王府（摄政王府）的历史渊源
醇亲王府府主始为道光皇帝第七子奕（1840—1891年），其府原址（南府）在北京旧城西南角之太平湖东里。奕因其福晋为慈禧胞妹而受隆遇。
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太平湖东里为光绪皇帝出生地，经慈禧太后下谕，另外赏赐奕府第。光绪二十年（1894年），醇亲王府迁至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北府）。
关于醇亲王府的沿革，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溥任先生曾撰《后海北岸的醇王府》一文。文章素朴翔实，摘录如下：
我祖父醇贤亲王奕系清道光帝位下第七子，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廿一日。于咸丰九年三月封醇郡王，赐邸在宣内太平湖（原为荣亲王府旧邸）。同治十一年九月晋封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帝载淳病卒，无子，将我二伯父载湉入继咸丰帝为嗣子，继承帝位，年号“光绪”。光绪十四年因太平湖醇王府为光绪帝（潜龙邸）出生地，乃另赐新邸在什刹后海北河沿，并发内帑重修。光绪十六年我祖父病卒，由我父亲载沣继承王位。光绪二十年全家移居什刹后海。
什刹后海府邸在康熙年代为大学士明珠第。其长子纳兰性德为清代名词家，著有《通志堂集》等书。至乾隆年代，其后裔因开罪权相和珅，被罗织成罪，其宅第被和珅据为别墅。在和珅被罪后，由嘉庆帝赐予成亲王永瑆为府邸（注：学术界另一种意见是，该宅第被没收后并未被和珅占据，而是交内务府，改建为王府，成为成亲王永瑆的宅第）。
醇亲王府系就原成亲王府的规模加以添改修缮而成。府邸分为正院、住宅、花园及马圈四部分。另外在府后建有醇贤亲王祠堂一所，在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内务部用北皇城根的关帝庙交换改建为“武庙”，祀关羽和岳飞。府东建有家庙一所名曰“龙华寺”，我曾在该处办理私立竞业小学，1956年私校接管时将校址捐献国家。府址占地共约八十余亩，纳兰性德在《渌水亭宴集》诗序中曾写：“予家象近，魁三天临尺五，墙依绣堞，云影周遭。门俯银塘，烟波滉漾。蛟潭雾尽，晴分太液池光，鹤渚秋清，翠写景山峰色。”盖纪实也。
正院部分：前院以覆盖绿琉璃瓦的“宫门”五间为主，四周有群房二十余间。中院以“银安殿”五间为主，东西各建配楼五间。后院又分为前后院，以“神殿”为主，后有楼房系“遗念殿”及“佛堂”。正院东部建有排房四进，系饭房、司房及工匠人等住用。北部系家祠及后楼，东北角有门道一座可通鼓楼西大街。
住宅部分以“宝翰堂”、“九思堂”、“思谦堂”三个院落为主体，配合东跨院的“任真堂”、“树滋堂”、“信果堂”等院组成。宝翰堂又名大书房，北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五间，系当年载沣的外客厅及书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时曾到醇王府访问，即在宝翰堂内进行会晤。住宅正院名九思堂，正门名“钟灵所”匾额，系康熙御笔。九思堂原在太平湖旧府中，在迁府时将原匾额移来此院。院为正方形，甚为宽敞，东有牡丹池，西有藤萝架。后院思谦堂为居住之所。东跨院的任真堂为我家兄弟姐妹读书之所，外屋供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后院即树滋堂，我二兄溥杰曾在此居住。
花园由于位于住宅西部，所以称为“西花园”。花园正门三间，但终年封锁，经常由一个随墙门往来。进园后首先看到两座土石假山为屏障，循山口过小桥见竹林一片，中有方亭一座。依长廊而行有一六方亭，篆书额曰“恩波亭”。此亭两面临水，因奉旨许引玉泉水进园，故命亭为“恩波”。水由西引入，绕园一周，由东端流出园外。循长廊而前可直达南楼上。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据园林学家鉴定为二百余年前的古木。近查《通志堂集》中有“夜合花”一诗：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随影筠箔乱，香杂水沉生。对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
“据此可确定为当年纳兰性德所手植。”
醇亲王府亦被称为摄政王府，是因为溥仪被慈禧选中继承皇位，载沣随即被封为摄政王。这里成为又一个“潜龙邸”，意味着即使是皇帝的生身父，也不能再在这里居住。在中南海内，新的摄政王府兴建而未竣工时，清朝就灭亡了。因此载沣一家并未离开后海北岸的王府。
府主载沣（1883—1951年）字伯函，醇贤亲王奕第五子，光绪皇帝弟，奕过世后袭爵。慈禧为笼络控制载沣，将其心腹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给载沣为福晋（王妃）。光绪崩，奉懿旨定载沣长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结束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十月载沣辞职回邸。1951年底去世，享年68岁。
载沣作为光绪之弟、宣统之父，25岁作了监国摄政王，成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之时，清廷内部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激烈争辩、各不相让。载沣没有阻挠宣统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和平地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
在1917年张勋复辟的前夜，宗社党人、前清遗老遗少曾喧嚣鼓噪一时，以为溥仪重新当上了皇帝。此时作为皇帝生父的载沣府邸聚集了一大批劝请载沣出山的政客与说客。载沣异常冷静，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复辟活动，明确指出这是一场闹剧，逆流而动，速败无疑。
孙中山第二次进京曾到醇亲王府拜访载沣，载沣热情接待。孙中山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孙中山说：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极其难能可贵，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孙中山赠载沣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写着：“醇亲王惠存，孙文赠。”这张照片，载沣一直珍藏到去世。载沣于次日在东城那桐花园盛宴款待中山先生，提出孙中山五族共和、五权宪法、再造中华是历史之壮举，毫无丧权失国的私怨与汉满民族芥蒂的狭隘心态。
溥仪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在东北成立满洲国，沦为不齿之汉奸后，曾多次敦请其父载沣出山。载沣曾携其四子溥任去了长春，劝说溥仪放弃满洲国，不要当汉奸；看事无效，果断逃离，可谓民族大义，泾渭分明。综上所述，表明载沣是一位重大节、明事理、顺潮流的爱国者，值得纪念。
1949年载沣将醇亲王府全部房屋售予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府邸分三路，新中国成立后正院为卫生部，2001年改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使用，北京市文保单位。西花园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故居，宋庆龄自1963年入住，直至1991年辞世。后定为宋庆龄故居，被列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得醇亲王府花园这所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充分合理利用。
1982年醇亲王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北京除已开放的恭王府之外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部分修缮一新，作为宋庆龄故居对外开放。府邸格局基本完整，这座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仍被几个单位和个人占用，有损文物保护和利用之大局。希望有关单位学习恭王府腾退修缮、保护利用的精神和经验，早日整体腾退迁出府邸，使摄政王府像恭亲王府一样向人民大众开放。将府邸用于展示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展示辛亥革命活动，展示宋庆龄追求真理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奋斗的革命品质和业绩，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可能胜于恭王府。
三、阿拉善王府——北京城保存最完好的蒙古王府
阿拉善王府位于毡子胡同7号，因府主更替的原因，又称罗王府、塔王府、札王府。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终清一代，素有“满蒙一家”之说。北京城内，除了有诸多的满族王公大臣的府第，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王府。阿拉善王府即是存续时间最长、保存也最为完好的蒙古王府。据考证，该府是清代内蒙古阿拉善和硕特旗（下简称“阿拉善旗”或“阿旗”）扎萨克和硕亲王在北京的府邸。
该府府主始于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的后裔阿宝。阿宝之父和罗理是阿旗第一任扎萨克（王爷），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受封多罗贝勒。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宝尚和硕格格（郡主），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此时仅为驸马府），拨银5000两建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宝始袭札萨克多罗贝勒。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阿宝率兵会同西安将军往巴里坤，攻准噶尔军，诸战皆捷。雍正元年（1723年），阿宝由贝勒晋封为多罗郡王。即俗称的罗王，府第亦升为郡王府。
乾隆四年（1739年）阿宝卒，第二子罗卜藏多尔济袭贝勒，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尚郡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军功晋封多罗郡王，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晋和硕亲王，府第升为亲王府，始称罗王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世袭罔替。次年罗卜藏多尔济去世。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其子旺沁班巴尔袭爵，此后，玛哈巴拉、囊都布苏隆、贡桑珠尔默特、多罗特色楞、塔旺布鲁克扎勒依次世袭。第八代塔旺布鲁克札勒于清末宣统二年（1919年）袭爵，俗称塔王。塔王字云樵，辛亥革命后任过参议院议员、特授翊卫使、西蒙宣抚使等职，1922年至1923年任蒙藏院总裁。1931年塔王病逝。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任命，其长子达理札雅承袭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职，时称达王。
达理札雅20岁时（1925年）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载涛贝勒次女金允诚女士结婚。他们的婚礼隆重而民族特色浓厚，在北平轰动一时。1932年，达理札雅在阿拉善旗贵族和旗民的敦请下，决心离开已生活二十多年的罗王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札萨克，回旗执政。回旗后，达理扎雅鼎力革新，处理历史积案，赢得了全旗各界的爱戴。1949年9月23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代表阿旗通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至此，阿旗和平解放，阿拉善旗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达理扎雅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做出了贡献。达理扎雅曾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68年达理扎雅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悠久、保存最为完好的阿拉善王府由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此后，苏联专家曾居此，房屋产权交由公安部管理。苏联专家撤走后，改作公安部家属宿舍，简称大观园宿舍。遗憾的是在国家公安部管理过程中的“大观园”悄然走向消失阶段，如此珍贵的遗产，急待抢救。
阿拉善王府与恭王府比邻。阿拉善王府居东，俗称东府；恭王府居西，俗称西府。两府之间原有窄巷，称府夹道（后拆除西侧院墙，夹道不存）。因恭王府与阿拉善王府的地理位置、建筑艺术与府夹道的存在，与《红楼梦》中荣、宁二府有相似之处，故成为红学界主张恭王府即大观园一派的佐证之一，流传影响甚广。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清代王府的建筑根据府主的身份、品级，在院落进数、殿堂形制、装饰构件、色彩等诸多方面都有定制。据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鲍润霞建筑师考证，阿拉善王府在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室内装修以及装饰细节方面，都与清代传统的王府建筑有所区别，认为就现存几座传统建筑的形制来看，已非乾隆时期罗王所兴建的原有建筑，相信是经过几代府主多年修缮改建，陆续形成了现有的中西合璧的风格。该府由东西两个大的院落构成，西院有佛楼、前厅、垂花门等（原佛楼位置上现是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二层小楼），东院保存较好，为四进院落，无论从中西建筑元素的结合还是单体建筑的尺度与对应关系，无论是装饰细节还是人在其中的舒适感、变化感，均可以称为建筑师绞尽脑汁的中西建筑艺术相结合的杰作。她认为，阿拉善王府的建筑艺术从它的建筑形制和建筑材料上看，应该距今不足百年，建筑上广泛运用了拱券等西方建筑符号，只是20世纪初在北京商业建筑和高级居住建筑上广泛出现的装饰形式。由此推断，阿拉善王府现存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塔王时期兴建的。由于已经到了民国时期，不必再拘泥于《大清会典》的种种条例。该府建筑虽不像中国传统王府建筑那样琉璃铺顶、雕梁画栋，但充分发挥了各种建筑材料的特点并巧妙结合，可谓精心之作。
阿拉善王府是目前北京市所存不多的清代蒙古王府，代表着一段北京和中国的历史。若能在现有基础上尽可能地恢复清末旧貌，则可留下那段历史的一个珍贵标本，这对增进民族团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特殊意义。
四、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故居——醇亲王府花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年）的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庭院，悬挂着黑底金字匾额的朱漆大门，面对着碧波荡漾的后海。走进故居，幽静的园内假山叠翠，花木成荫。清澈的湖水，曲折环绕。这里原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西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原计划为宋庆龄同志在北京专门修建一座住宅，但她却以国事百废待兴，一再逊谢。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借此王府花园，葺旧更新。省时省工地辟成这样一座幽静、安适的庭园。宋庆龄于1963年迁居于此，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了近20年。直至1981年5月29日溘然长逝。
园内原有古建筑为：前厅“濠梁乐趣”、后厅“畅襟斋”、侧厅“听鹂轩”、东厅“观花室”。超手回廊南接“南楼”，北通东厅，东接王府宅院，回廊中间建有“恩波亭”。南湖对面的假山，错落有致，筑有“扇亭”和“听雨屋”。前厅和后厅，现在作为宋庆龄生平事迹的展室，陈列着许多极其珍贵的照片、书信及实物。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历经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终生为祖国的复兴而奋斗。这里的一切，再现了这位极不平凡的伟大女性的品德、情操和永不休止的追求，也记录了自20世纪开始她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
进入展厅，迎面是一帧她与孙中山先生的巨幅合影。这是1915年，她不顾家庭、亲友的反对，毅然与流亡中的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结婚的照片。从此，宋庆龄为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事业，为了自己“求中国自由平等”的理想，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至死不渝。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包围了总统府。她斩钉截铁地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坚持留下吸引敌人火力，让孙中山先生先离险境。展柜里陈列的一对袖珍手枪，是她与孙中山当年随身携带的防身武器，还有孙中山先生用过的手杖、金壳手表、就任大总统时戴过的礼帽等。在峥嵘岁月中，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1927年，国共分裂，反革命屠杀和革命低潮接踵而来。宋庆龄奋起捍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发表了震动当时政坛的檄文——《孙宋庆龄对时局之宣言》，严正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她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和监视，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营救了许多被当局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为营救“七君子”，她发表了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并毅然与何香凝等赶赴苏州高等法院，当面责问院长：“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起来，因为我们都是救国会的负责人。”不久，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宋庆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声望和影响，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致力于战时医药、资金和物资救助，给处在极端苦难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以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援。展厅里陈放的一台X光机，就是当时宋庆龄费尽心血，从香港辗转运到延安的。这是解放区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台X光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崇高的威望为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事业团结了不少国际友人。白求恩、斯诺、柯棣华、马海德等，都是由宋庆龄介绍才进入解放区，从此成为中国人民永不分手的挚友。
她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而且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她多次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参加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并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视察，出国访问等。展厅里还陈列着她下工厂时穿戴的衣帽，国际友人送的礼品。宋庆龄为发展妇女儿童的文教福利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她把获得的“斯大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十万卢布和她写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献给了儿童文教福利事业。
故居的主楼，建于1962年，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外观仿古，与园内景致和谐一体。楼下是她生前的小餐厅和小客厅，一切陈设如旧。小客厅东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像前摆放着鲜花。她日常会见客人，总是坐在像左下首的位子上，表达她对孙中山先生永远的怀念和尊敬。二楼是卧室和书房。卧室内家具的样式极其普通且不成套。书桌边落地灯的绸灯罩，都是阿姨自己缝制的。西墙上一幅“安多利恒花”刺绣，是宋庆龄和阿姨共同制作的。她喜爱这种花，因为它象征着和平、吉祥和幸福。卧室里，还有一架黑色的“施特劳斯”牌钢琴，她生前常爱在这里弹奏贝多芬的乐曲。书房内有她喜爱的藏书近3000册，一台她日常工作用的英文打字机放在书桌上。卧室的外墙挂着一架旧钟，钟的声音非常清脆、悦耳。宋庆龄为了让工作人员也能听见它的声音，特意把它迁出室外。钟的指针停在8点18分上，1981年5月29日8时18分正是她悄然安息的时刻。如今它的声音也随着主人远去了，然而它的故事却永远使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备感温馨。
步出主楼，信步庭院当中，可见清碧的湖水将主楼和草坪紧紧环抱。后湖畔有一鸽子房。宋庆龄喜爱鸽子，常在工作之余亲自给它们喂食。草坪东有两架儿童秋千，是宋庆龄特意为来这里作客的小朋友们准备的。隔着南湖与主楼相对应的南楼一层现为纪念品部。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里陈列着国内外各界人士送给宋庆龄的部分珍贵礼品。在庭院的西南角你会看到世所罕见的两件宝物——“长寿石”和“老寿星”。“长寿石”是矗立在西湖南桥头上的一块三米多高的太湖石，形似鹤发老人，上面镌刻着四个楷书大字“岁岁平安”，寓意庭院的主人和客人越活越年轻。“老寿星”是放置在庭院西南侧的一株清代老石榴桩景，被誉为国宝盆景，至今已二百多岁了，却老当益壮。这两件宝物深受宋庆龄的喜爱，她生前经常与来访的宾客和朋友们在宝物前照相留念。
1982年5月29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故居对外开放。人们在这里缅怀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毕生的光辉业绩，追念她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永生，但她一生始终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了全部的心血。她崇高的品德、情操、光辉的业绩，世代为人们敬仰。
五、张之洞故居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武汉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等。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府邸在白米斜街11号。房子并非新建，张之洞入住后，由湖北善后总局拨款二万两白银，对宅院进行了修缮。旧宅原面积较大，坐北朝南，后临什刹海。大门外有青砖照壁，左右有八字门墙、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两边都有10米左右的门廊。门上有张之洞自书联：“白雪远山图开大米，斜阳新柳春满天街”，门额上嵌“白米斜街”四字。旧宅里最有特点的建筑是“望海楼”——临前海而建的三幢小楼。中楼前花厅2间，四面带廊。中楼7间，是一座高台建筑，台为城砖所砌。站在小楼上往西北望去是碧波荡漾的什刹海前海，往东北方向望去则是巍峨高大的钟鼓楼。东楼面阔5间，2层；西楼面阔6间，2层；宅院的东侧是连带的花园（现为白米斜街7号），曾有假山、凉亭、水池等。园中广植古柏高松，树下摆放石桌石椅，用卵石铺就图案别致的甬路。
1909年10月4日晚，在摄政王载沣亲临探望几个小时后，张之洞病逝。其家人“不恒居此”，到20世纪40年代，将此院出售给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冯先生自住后院，将前院出租。著名学者张岱年、徐旭生、张恒寿、李霁野、常维均等都曾居住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11号院一直作为机关宿舍使用，还曾做过石油部的幼儿园，现为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院子里的建筑大多还在，保存得还算完好，只不过格局已经被现在的居民打乱了。7号院就没有11号那么幸运了，曾经的屋宅、假山、游廊都被密密麻麻的红砖水泥民宅取代，沦为真正的大杂院。
张之洞故居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列入登记项目，归于“未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之列。同时，它还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此看来，张之洞故居暂时应该没有被拆除之忧。但是未定级的文物，由于没有标识，往往遭受有意、无意的破坏，院子内部的拆建、改建无法受到真正的监管。像张之洞故居这种情况，现存的老屋宅、窗棂、木雕等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拆毁。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定级，然后逐步迁离住户，恢复张之洞故居原样。即使对建筑本身的文物价值认识不一，至少也应先在故居门前挂上标牌，注明名称、时代、沿革等基本信息，明示社会，给它一个“护身符”，创造条件，适时腾退搬迁，修缮、开放。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张之洞是复杂的。他一生忠于清王朝，他曾反对“戊戌变法”，也曾镇压民众起义。他所做的努力，主要还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后人并不能因此否定他大胆变革，推动近代民族工业、交通业、教育业发展的功绩。一百年前，张之洞选择什刹海作为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居所。一百年后，这位心系国家社稷，力主改革。倡导发展工业、交通、教育的历史名人的故居，不该受到冷落。对于我们民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理应记住他、研究他，保护他曾居住过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
六、一代文豪老舍出生地和故居
老舍（1899—1966年），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父亲舒永寿为京师护军，1900年死于抵抗八国联军的巷战。老舍出生于今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小羊圈胡同，并在此生活了十四年，先后在正觉寺改良私塾、京师二小、京师十三小、公立三中、北京师范学校就读。他19岁师范毕业后到北京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从此在北京方家胡同、德外关厢华严寺、育幼胡同、翊教寺公寓、西山卧佛寺、西直门大街儿童图书馆、西四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北京教育会、烟通胡同等地居住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还曾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过书。1924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期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这些作品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文学长篇创作成果的一部分，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抗战期间，老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在“协会”总负责人这个岗位上，他为文艺界的大团结和文艺的普及奉献了全部精神和力量，受到爱国文艺家一致的推崇和尊敬。这期间他不管是写鼓词、相声、坠子，还是话剧如《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作品，都以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为宗旨，起到了积极抗战的宣传作用。创作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通过小羊圈胡同的居民团结抗日的情景，展现了一部真实的中国八年抗战史。《四世同堂》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丰碑。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51年因成功创作话剧《龙须沟》获得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老舍作品中共有二百四十多个真实的北京地名，这些地名大多集中在北京城的西北角。所谓西北角即指北京老城的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正好围着什刹海附近的“小羊圈”画了一个圈。《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和护国寺为主要地名；《四世同堂》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西直门外护城河为主要地名；《正红旗下》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等为主要地名。小羊圈是北京大杂院的真实写照。生活在这里的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下等艺人等社会底层民众，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生活经历，也使他喜爱上了流传于市井民巷里的曲艺、戏剧等传统艺术。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给他的文学创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是小羊圈哺育了老舍，成就了老舍。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舍生活的标记和图画，他把它们变成一个个故事、一本本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假如我是今天搬到这里，明天搬到那里，想必我不会积存下这么多幅宝贵的图画。我的一切在这里发生，我的性格在这里铸成。这儿有与我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老舍是我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大师之一。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人民文化意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集各种文体于一身，除了小说还写散文、论文、京剧、话剧、戏曲、相声、电影，还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传向世界。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老舍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老舍先生的诸多故居中，对他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5号院”，即现在的小杨家胡同8号院。目前，这个狭长的小院，东西长，南北短，地势洼，拥挤、杂乱、破旧，一点老房的样式和当年老舍的生活遗迹都找不到了，就连作品中老舍多次提到的那颗枣树，也在几年前枯萎死掉了。据了解，这个小院已经没有老房子了，都是后来翻建或新建的，产权属于房管局。这里现住着6户人家，而这6户还有一半上着锁。院中老人只知道有老舍这个人，其他关于先生的情况就一概不知了。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已然物非人也非了。2009年，中国网文化栏目推出了“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活动”。在文学领域，包括冰心、巴金、金庸、张爱玲在内的前10名当中，老舍以高票当选中国60年华诞之际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第一人。说明了老舍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对于这么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令一个时代的人们谈起来如邻家大爷大叔一样的好作家，人们不该忘记！2003年11月，在远隔重洋的英国伦敦，中国文学巨匠老舍先生当年在英国时居住过的房屋，挂上了“英国遗产”的牌子，上行写有LAOSHE（老舍），下行写着Chinese Writer（中国作家），以及老舍居住的年代。作为老舍的祖国，作为老舍的故乡，对于老舍的出生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保护它。至少可以像英国遗产委员会一样给这里挂一块牌子，让那些知道老舍、热爱老舍作品的人寻觅到此可以看到，“这里是20世纪著名作家老舍的出生地”；让房子的新主人知道故居的来历和意义，能够爱护它，并为自己住在“名人故居”而感到荣耀。
七、“护国运动”首领蔡锷故居
蔡锷（1882—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军事家。
蔡锷天资聪颖，6岁得名士资助，入私塾读书，13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不满16岁的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爱国民主思想得以启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与11名同学应梁启超所召，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蔡锷等留日学生毅然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起义。不料起义失败，唐等人全部牺牲。蔡锷在悲愤中决定投笔从戎，再渡东瀛，入陆军成城学校，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更名为“锷”，意为“砥砺锋锷，重新做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因思想活跃，成绩突出，成为“留东四杰”之首。
光绪三十年（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在江西、湖南等军事学堂任教习，编纂了《曾胡治兵语录》及《军事计划》等书籍。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其教官之一就是时任陆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协统（旅长）的蔡锷。二人共事五年，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战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发动新军积极响应，成功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此间他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对蔡锷军权在握疑虑重重，便以来京调养为名，调蔡锷进京，实为笼络和监视。
1913年11月1日（农历十月初四），蔡锷携家眷刚一抵京，袁世凯便以高官厚禄加以拉拢和收买。他先将棉花胡同17号（今66号）的二进式宅院安排给蔡锷居住，又以祝寿为由，送给蔡锷上万元的贺礼，封蔡为“昭威将军”，后将陆军副总裁、参政、议员、教官等高级职务授予蔡锷。
起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曾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军队建设献计献策。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改革不但不予理睬，反而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打击民主共和力量，修改宪法，破坏内阁制。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民四条约》（传为《二十一条》，实际签订的是《民四条约》）。蔡锷被深深地刺痛了，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为蒙蔽袁世凯，蔡锷表面上假装对政治漠不关心，常与京城名妓小凤仙来往；暗中寻机多次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对策，并确立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香港、越南，于12月抵达昆明，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政府，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蔡锷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溃袁军优势部队。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8月，积劳成疾的蔡锷，因喉疾复发，不得不前往日本医治。11月8日，年仅34岁的蔡锷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遗体运回国后，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蔡锷是护国运动的领袖，他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护国战争中，他表现出崇高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孙中山先生赠挽联赞曰：“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高度评价了蔡锷献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蔡锷故居位于棉花胡同66号。这座院落院门朝西，由两进院组成，占地1208平方米，约20间房屋。一进院迎门一座十分考究的影壁，进二道院依稀可见当年抄手游廊的痕迹。蔡将军居住的里院由北房、南房、东房组成，院内方砖铺地。
据《北洋军阀史话》载，棉花胡同66号原为天津大盐商何仲璟（袁世凯的亲家）之私宅，后何仲璟全家搬往天津，便由何的亲戚代管。蔡锷于1913年11月来京，至1915年11月离京返滇，在这里居住两年。
现在，小院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建筑多有改变。几段不同年代对蔡锷故居的描述，足以见证小院的变迁。
1985年《近代京华史迹》载：棉花胡同66号院，分前后两个庭院，在两个庭院之间和后院四周，由镶嵌着各式花草图案的精致的中式红漆圆柱雕花回廊，把两院的房屋连成一体。由此可知，当时的四合院保存尚好，典雅别致。
1997年《西城名人故居》述：走进西向的如意门，迎面是一座清秀的砖砌影壁，由此绕行便是故居的外院。外院有北房、南房各3间及西房5间。内院与外院中间被一道走廊相隔。内院有北房、南房、东房各3间。可见，房屋的基本结构并无大的改动。
2003年出版的《什刹海志》记载：蔡锷故居“建筑基本保持旧貌，已改作民居”。2004年什刹海研究会建议列入文保单位。
2005年《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胡同氤氲·北京卷》谓：宅院为二进四合院，如意门内有砖砌影壁，前后院和房屋由抄手游廊相连。前后院中间的过门旁尚有一个六角小窗，似乎能看出当年的模样。房檐之下的红漆木柱颜色尚未褪尽。据此，小院的风采依旧可从细微之处体现。
如今走进棉花胡同66号院时，小院平添了几分萧瑟。前院西侧为院门和配房。走进门楼，从吊窗和棚顶可依稀看出原来风貌。院中加盖了多处房屋，使院落看起来十分拥挤杂乱。北侧一排西房，除靠近院门的一间有住户外，其余几间均改为小饭馆，门开在院外。院门正对的影壁，只有从侧面方能辨认，其正面和背面被私搭小房遮盖。外院一条狭窄的小道直通内院，内院相对宽敞，四四方方。过门仍在，但其旁的六角形花窗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处简易房。内院的老房位于北、东、南三面，房檐下的红色廊柱已不见，据说是居民翻修、外扩房屋时，圈入房内了。东房和南房门前加盖了简易房。唯有院内两株老槐树，依然伫立，守护着小院。
66号院现为中国气象局的宿舍，小院的居民十分热情，他们大都知道这里曾是蔡锷故居。据他们反映，文物部门和文化部门曾多次来此地进行考察和测量。但至今该院仍为居民大杂院，未被列入任何级别的保护院落，院门前也没有任何标牌或文字说明，仅作为市文物局登记在册的名人故居。随着岁月的磨砺和洗刷，小院的变化越来越大。
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无人阻挡，如果有关部门再不实施保护、修缮，小院的原来面貌及其历史价值将不复存在，留下遗憾想恢复恐怕也难上加难了。蔡锷在棉花胡同66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时正是他与袁世凯周旋，确立护国讨袁战略思想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传奇人生经历的重要时期。棉花胡同66号，见证了历史，目睹了风云变幻，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作为名人故居，实施院落的保护和修复，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非凡的意义。
八、五大宗教和谐共处什刹海
什刹海地区曾有众多佛教寺庵、道教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以及祠堂、家庙等。见于记载的始建年代最早的是“隋（581—618年）之旧基”的汉寿亭侯庙（白马关帝庙）和“唐贞观”（627—649年）年间建的火德真君庙。建筑年代最晚的当是1946年建的德胜桥清真寺。
这里许多地名和寺观有关。什刹海名称的来源，也与寺庙有关。一说因什刹海（寺）而得名，一说因环湖寺庙众多，乃以“什”（十）称之。西海又名净业湖，因旁有净业寺而得名。有的街巷胡同以所在的寺观命名，如护国寺街、双寺胡同，正觉寺胡同、弘善寺胡同。后门桥最初因其桥北有大天寿万宁寺而名万宁桥。
《什刹海志》一书中收录了寺庵宫观与清真寺、教堂以及家族祠堂165处。据调查资料显示，其中基本保持原建格局的29处，部分建筑尚存的43处，仅见于文献和地图上记载的93处。这些庙宇中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12处，西城区文物暂保单位3处。在这些宗教场所中有三处急需研究保护利用。
一是银锭桥边寺庙群。
银锭桥周边有广福观、白云仙院、三财龙王庙、三元伏魔宫、海潮庵、天主教修女院、基督教堂等多处宗教场所，另有明代文庙（元代都水监遗址）。信仰尽管相异，各自活动，彼此之间却能和谐共处。历经沧桑，各宗教场所的功能消失了，但银锭桥边的基本格局尚存，银锭观山仍是旅游热点。至21世纪初，银锭桥边已成为酒吧集聚地，乱象丛生，引起褒贬不一的热议，什刹海研究会曾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规范酒吧，编制保护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的规划，展示银锭桥边古桥新颜，千万不可任昔日银锭桥边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特色消失，把民居、文物古迹改造为异味商业群。
二是闻名京城的护国寺与护国寺庙会。
护国寺与东城的隆福寺被老北京人称为东西二庙，闻名京城。那是因为护国寺庙会与隆福寺庙会的繁华兴盛为民所需。《京都竹枝词》云：“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间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可见当时庙会的盛况。护国寺庙会，农历逢七、逢八举办。它从兴起至新中国成立前，时兴时衰，约有300余年的历史。兴盛时期，每逢庙会，四方游客摩肩接踵。人们来此，一可以买些日杂用品，鞋面粗布扫帚之类；二可以品尝地道的风味小吃，灌肠、年糕、豆汁之类；三可以饱饱眼耳之福，看看杂耍撂跤变戏法儿、听听评书大鼓和相声。一些贵族、知识阶层有时也会光顾庙会，淘换文物字画、购买相中的首饰物件、寻觅孤本善本。这里有买有卖，各取所需。艺人卖艺，观众围观，既是生意，又是文化，还是娱乐。这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质朴无华，底蕴深厚。庙会和百姓紧密相连，这才使得庙会多少年流传下来。说护国寺是人民性文化区，理由是充足的。
根据寺内碑文记载，护国寺始建年代最早应为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初名大崇国寺（北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建，赐名大隆善寺。成化八年（1472年）增修，赐名大隆善护国寺。历经元、明、清三代数次重修、增修后，护国寺成为北京一座重要的喇嘛庙，促进了汉藏、汉蒙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汉藏关系的发展。
该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共有九进殿堂。第一进为单檐歇山的山门三间，石门额上书“大隆善护国寺”。其他各殿依次为：金刚殿、天王殿、延寿殿、崇寿殿、千佛殿、护法殿、功课殿、后楼菩萨殿。金刚殿现保存完好，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已单辟一院。另有一座西配殿保存尚好，后楼菩萨殿尚存，其他原有建筑均已不存。后来在此寺原址建了一些房舍，现为众多单位和居民杂处的大杂院。
护国寺内原有石碑多块，如崇寿殿前立有成化八年（1472年）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记》，千佛殿前立有元皇庆元年（1312年）赵孟撰并书的《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这些石碑含石门额在此处均已不见。（据知石门额在寺内挖出，现在西城区文委）
因寺而得名的护国寺街，西起新街口南大街，东至德胜门内大街，长约600米。历经沧桑，至今已面目皆非。护国寺街已形成特色小吃一条街，花岗岩地面，两侧建筑装修似仿清末、民国式样。人民剧场也修饰一新，遗憾的是高楼堵庙门，色调多彩与古都风貌不协调。护国寺内及东、西巷民居年久失修，多为破旧民居，环境脏乱，亟待改善。护国寺街临近市中心区域，是进入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大门之一。现状与文明生态、宜居城市的要求大相径庭。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保护历史文化出发，亟须搬迁庙内居民，降低人口密度，改善居住环境、改善交通设施，整治修缮护国寺，治理护国寺街周边环境，将护国寺地区融入什刹海保护区保护规划。把护国寺街打造成文化步行街，要有文化传承，不能断了文脉。现在的社会已不是历史上护国寺庙会兴旺的时期，变化是巨大的。建议根据国情、国力与民情，实事求是地，切实认真按照保护区规划要求进行保护与建设编制长期保护规划，将其作为市级文物挂牌保护。
护国寺与其庙会是护国寺地区保护利用的重点，急需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挂牌保护，首先采取只减不加的措施，由政府主导、协调安排，逐步迁出寺院内的居民和单位，恢复护国寺九层殿的格局和原貌，改作西城区乃至北京市文化服务设施，对外开放，为建设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服务。
三是急需保护利用的什刹海寺。
什刹海寺坐落在后海西北角糖房大院27号，其后墙临德内大街。什刹海寺又名什刹海庵、什刹海庙、十岔海。什刹海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顺治六年（1649年）和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重修。什刹海的名称一说即来源于什刹海寺。
什刹海寺坐西朝东，两进院落，有山门、正殿，左右有配殿及耳房约计40间。山门、配殿、耳房皆硬山箍头脊、简瓦顶。大殿五间硬山调大脊。砖木结构，占地2亩8分3厘。长18丈，东面宽8丈9尺，西面宽9丈6尺。21世纪初，庙宇基本保持原建格局，但庙内及周边私搭乱建严重。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自述，曾在嘉庆丙辰冬夜宿什刹海寺。他眼中的什刹海寺是，“方五十亩，室三十余间，比如号舍，木扉砖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广也。”他说什刹海寺“殿宇门径，与刘侗《帝京景物略》所说全非，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纪晓岚住在寺的后殿，“亦清洁，而封闭者多，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1776年）封者，知旷废已久。”作为朝廷重臣，纪晓岚在冰冷的屋子里“姑宿一夕”，也算是一段趣事。
周汝昌先生在《什刹海之谜》一文中对什刹海寺的描述是：门向东，对着稻田，方50亩，筑舍30多间，鳞次如号舍的样子。佛殿只占其一舍，不另立大殿，格局别致。
什刹海寺原供奉释迦牟尼，很有特色，从外观到内务，庄严、朴素、务实、求真，异于其他寺庙。明《帝京景物略》称什刹海寺“其供佛不以金像广博，丹碧宇嶒嶒也；以课颂礼拜号称，以钟磬无远声，参灯无远烟光，必肃心忱。警人见闻，发人佛心。”明神宗时重视佛教，寺庙得到的布施充足，主持什刹海寺20年的三藏师却规定庙中每天只是早晨喝一顿粥，中午吃一顿饭。有人说，米麦还很多，给这些游方僧人早晨也做顿饭吧。三藏师说“米多不饱，米少不散”。依然晨粥午饭。神宗死后，布施少了。“方僧他寺散略尽，而此十方给仍前也。”就是说，别的寺院游方僧众都走光了，而什刹海寺的游方僧人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定晨粥午饭。作者感叹道：“京师梵宇，莫什刹海若者。”
2002年什刹海研究会调查时，据院内老人介绍，庙内佛像在“文革”期间才毁掉，庙内原有一对石狮子，可能埋在地下。老北京人有“石狮子铁影壁”的传说。距此咫尺之遥的护国德胜庵前曾有一铁影壁，已移至北海公园。将来如修复什刹海寺，原寺内的石狮子可能会挖出来。什刹海寺建寺至今已四百余年，古今传颂，而格局尚存，实属珍贵遗产。据此当年什刹海研究会曾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现将建议整理简介如下：
什刹海寺位于德胜门与德胜桥之间，建于明代初期，至今四百余年。周边寺庙道观等文物古迹众多，蕴涵的历史故事丰富多彩，而且环境幽雅，前临后海、后背积水潭（西海）。寺东南昔日曾为稻田，风景优美，东紧邻醇亲王府及后海北岸，如能拆除寺周边违章建筑与简易楼，修复什刹海寺，作为研究什刹海文化之会所和广场，实为理想场所。寺西隔路咫尺之遥有西海净业寺、三官庙、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南向咫尺即德胜古桥，真武庙、永泉庵、关帝庙和民国期间建设的清真寺等皆和谐相处，至今除净业寺外，其余均基本保持原建筑格局。东南为后海，北向为俗称军门的德胜门，那里历史事件与传说故事甚多。登箭楼俯视南向饱览什刹海风光，北望为中关村德胜科技园区，这一带的历史文化价值将因什刹海寺的恢复得到明显的提升。
今日什刹海寺左右邻多为平房和简易楼以及小棚店，寺内已成大杂院。庙内有21户居民60余口人，院内多为乱建小平房。庙前即东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建起一片小平房，多为民居和小作坊。而后逐渐在小平房和“晓市”处改建成三座简易楼，统称45号院，共有住户118户。楼间私搭乱建严重，简易楼西南原为空地，也沿街建起小楼和平房，现为小店铺。这一批简易建筑和违章乱建房，杂乱无序，严重影响后海景观和交通。当地居民和居委会反映环境脏乱，居住拥挤，均望拆迁以改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总之，这种现状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修复什刹海寺的重大困难。但问题和困难只是阶段性的，责任才具有长期性。希望有关部门以弘扬祖国文化为己任，再现人文胜景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保护修缮利用什刹海寺的思考与建议：
首先，望有关部门能早日制定什刹海寺的保护、腾退、修缮规划，同时研制什刹海寺周边地域发展前景规划。
德内大街已决定拓宽。什刹海寺的规划应与之同时进行。通过分期分批拆除简易楼和简易平房，将海亮出来，恢复寺庙与海水相映生辉的景观，并与鼓楼西大街西段景观连成一片，建成中外游人休闲览胜赏景广场和小型餐饮购物区。在广场适当位置可建地下停车场，规划应达到保护文物古迹，妥善拆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逐步净化美化什刹后海、西海环境，缓解停车难，有利于游人参观游览的目的。
第二，恢复什刹海寺，将原址建议辟为什刹海文化会所或什刹海文化中心。会所应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严禁商业化。该地段在研究弘扬什刹海文化的基础上，要融入时代要求，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个会所建议成为什刹海地区的文化研究中心、什刹海文化信息中心、信息资料库、社区文化建设与活动中心。
九、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保护刍议
元朝大都建都的中轴线同什刹海历史渊源的关联非常密切。大都城的总设计师刘秉忠在当年一片汪洋如海的积水潭（也称海子）的东岸选定了中轴线的起点，就地建起“中心台”作为地标，形成大都平面布局的几何中心。中轴线纵贯全城南北，成为大都都城的脊梁。七百余年来，中轴线已成为北京城市肌理的精髓，也是文化古都传统风貌的灵魂。
中轴线作为全城布局的中心、都城的脊梁、肌理的精髓、风貌的灵魂，可从它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究。元代按“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在中轴线左侧建太庙，右侧建社稷坛。明代，北京平面布局发生变化，形成“凸”字形内城和外城。中轴线纵贯内外两城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其核心紫禁城就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内城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依然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外城的天坛和先农坛也是东西对称排列的。紫禁城北侧的景山正好屹立在中轴线上，成为内城平面布局中心的标志。
侯仁之著书立说称中轴线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其一，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已有五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全球。
其二，新中国建国初期在紫禁城南扩建天安门广场，突出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赋予全城中轴线以崭新的意义。显示出在城市建设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文化传统上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含义。同时又将广场两翼的东西长安街加以扩展和延长，犹如一条东西横轴线与原自北而南的纵轴线交汇在天安门广场上。
其三，中轴线向北延伸，从原北端的钟鼓楼大大伸长至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从永定门南延至南苑大红门的路基联通，宛如一条巨龙纵贯南北，其气势壮观无与伦比！显示出北京走向国际性大都市的时代已经到来。
如上所述，中轴线与什刹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心台”（今日鼓楼地区）至地安门一带约1.01公里长的地段，是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高潮，是中轴线重要的传统风貌景观，又是当代城市主干线的繁华段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理好这一地段继承与发展、保护与更新的重要关系，可以说是彪炳千秋的大业。
为此，什刹海研究会在2004年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人文奥运”规划》（简称“一法三规”）等法规，从地理、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专题撰文提出了初步建议供研究参考：
第一，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实施保护和发展建设。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规定了钟鼓楼为传统中轴线保护的重要节点。按照该规划，地安门外大街东西两侧各500米为控制边界，地外大街为东城区、西城区的分界线。要把大街两侧共1000米宽的范围作为北京城市中轴线的保护和控制区域，通盘研究一体设计，不要因为东城西城两区的行政区划而分割整体设计。如果东西两区各唱各的戏各吹各的号，势必大煞风景。
第二，恢复古商业街的历史风貌。地安门至钟鼓楼与斜街一带，在元代商铺林立，百货云集，极为兴盛，遍布歌台酒楼，吸引无数士商百姓、文人墨客云集什刹海一带。明清两代沿袭元代格局，皇城后门以北的地安门外大街仍是古城的繁华胜地，店铺繁多，鳞次栉比，商业、娱乐业、服务业、饮食业应有尽有。及至20世纪40年代，地外大街及烟袋斜街仍是商铺林立、货品繁多，古玩字画、中西药物、金银首饰、糕点食物、干鲜果品、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时至今日，这块宝地仍是城北繁华的商业街，但是当前地外大街两侧早已失去古香古色的风韵。其建筑形态、高度、体量、色彩、装饰和业态等等，均存在着有待研究的问题，如地安门商场体量过大过高，天意市场蓝色玻璃幕墙的大方墩和地安门邮局等，它们的建筑形式、体量、色调、业态以及装饰材料均与古都风貌相悖，应按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类似地安门商场、天意市场和地安门邮局中轴线两侧各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均应通过整治调整业态达到恢复历史文化保护区风貌的目的。简而言之，地外大街的政策应是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一加一减”，增加的是有历史文化韵味的适应市场要求的老店铺老字号，减少的是上述这些与特色商业街相悖的业态与建筑。
第三，整治、修缮几个重要标志性建筑和地段。在紧傍什刹海东岸中轴线的保护工作中，借用“节点”一词来表述，需要对以下节点进行重点修缮、整治：地安门和钟鼓楼为一级节点，万宁桥（后门桥）、火神庙、白米斜街东口和烟袋斜街东口及其对面的地外大街店铺（文保单位）为二级节点。凡与节点标志性建筑风貌、色调、高度、体量、装饰与业态相悖者，均需按照保护古都风貌、保护传统中轴线景观要求，按照编制的保护地外大街（含钟鼓楼地区）规划进行改建、整治与修缮。首先是整治改造街容街貌，尤其是一级节点上的钟鼓楼、地安门地段，居于大街南北中段重要位置上、东西两侧的地百商场、天意市场等奇特高大的建筑物必须全面改造。
对各级节点的布置各有侧重和特点，一级节点的钟鼓楼地段要研究其空间对人体视觉的最佳范围。对地安门十字路口要进行重点整顿，对路口四角建筑高度、形制、色彩以及道路红线宽度等做严格限定，并尽可能考虑日后复建地安门的交通因素和空间因素。对二级节点上的后门桥两侧景观要同时整治，桥东桥西都要着重处理好后门桥与前海荷花市场、金丝套、火神庙等景观关系，着重解决不良建筑的高度和拥塞的建筑密度，总之要培植河岸的绿带，营造一个“突出桥体、亮出水面，闹中取静、凭眺悠适”的意境。同属二级节点上的白米斜街和烟袋斜街面向大街的入口处，具有同等重要性，要展示昔日鼓楼大街的景观环境，以求必需的缓冲，既丰富大街景观的节奏感，又强化大街景观的纵深。
第四，理顺体制，加强管理。做好传统中轴线的保护和管理，体制和法制是十分关键的两个方面，必须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切勿等闲视之。建议市政府组织一个市级一元化的整治机构，克服原本一体的历史地理宝地，由于分散多头管理而造成管理混乱弊端；改变市政管理条条垄断各自为政的低效无序状态。要坚决遏制在保护区内成片推光头的所谓改造、改建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政审批项目；制定更严格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执法奖惩办法；对“规划傍着钱改，法规随着权变”的腐败怪圈必须依法依规按程度查办，不能手软，不能把遗憾留给后来人。
第五，复建地安门。地安门既是中轴线上的重要古建筑，又是皇城整体保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如何践行复建地安门乃至是否复建，存在较大分歧，也有实际困难。此议仅作设想提出，有待方家拨正。
十、京杭大运河终点码头知何处
唐以前称运河为沟、渎、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开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后运河渐成统称。元代修浚利用一部分隋唐以来已有的运河和某些天然河道，在今山东临清、济宁间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进而形成南北大运河；元代在今北京、通州区之间开凿了通惠河，从而形成了一条从大都（今北京）出发，可以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直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后世称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终点码头在何处？邓拓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给出了答案，当代学者亦有详细论述，具体见本书《百家说海》篇。
十一、德胜门箭楼
德胜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而箭楼则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但德胜门的名字却是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就有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368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由健德门逃回上都。徐达把健德门改名德胜门，也叫得胜门。因元人撤退，大都城北部人烟稀少，为巩固城防，特缩小城的规模，放弃城北部分城区，在大都城北垣以南五里处另筑新垣，以为城之北垣。新修了城门，叫德胜门。因为这段历史，老北京有“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的说法。
明德胜门本是包括德胜门城楼、箭楼、瓮城、闸楼的一组建筑群，清沿明规制格局未变。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都是这样的一组交通防御设施建筑组合。德胜门的城楼、瓮城、闸楼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被拆，唯箭楼幸存。这个箭楼也是明代内外城保存下来的较为完好的建筑。
德胜门城楼建在城台上，城台比城墙稍高稍宽一些，但与城墙连成一条直线，城台正中辟为城楼门，即平常所称的“城门”。
瓮城又称“月城”，又俗称“城圈，”是环围在城门外面的小城，向外突出，高度和结构与大城一样，只是墙体稍薄些。瓮城的大小和形状，内城九门不尽相同。就德胜门瓮城来说，南北长约117米，东西宽约70米，仅小于正阳门瓮城而大于其他七门瓮城。德胜门瓮城前部为抹角，基部为直角。瓮城门辟在东墙上，门朝东。北京内城九门的瓮城门在城墙同侧的一般两两相对，如西直门的瓮城门与阜成门瓮城门相对，即前者向南，后者向北；东直门瓮城门向南，朝阳门瓮城门向北。内城南城墙上共辟三个门，正阳门居中，瓮城最大，东西各开一门。东边的门与崇文门瓮城门相对，西边的与宣武门瓮城门相对，只有德胜门瓮城门向东、而安定门瓮城门也向东。
各瓮城门上都建有闸楼，闸楼形似小箭楼。闸楼设有可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
箭楼与城楼正对，在瓮城最前部，是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内城箭楼都建有许多箭窗，德胜门箭楼正面箭窗自上而下共4排，每排12孔，两侧箭窗各四层，每层4孔，抱厦两侧各1孔，共82孔。内城九门箭楼只有正阳门箭楼正面箭窗每层为13孔，共86孔，其他均为82孔。内城城墙上，只有正阳门箭楼下辟门，那是仅供皇帝出入专用的，其他八门的箭楼下都不设门。
以德胜门来说，行人车马要出城，须先通过德胜门门洞，向东拐一个直角穿经闸楼门，这才算出了“德胜门。”进城时相反，先要过护城河上的桥向东绕半圈进闸楼门入瓮城再向南拐通过德胜门门洞这才进了城。瓮城中除有驻军用房以外，一般都有关帝庙。内城瓮城中只有德胜门和安定门，瓮城中建有真武庙。这就是紧靠德胜门箭楼下的院落建筑。正阳门地位最高，除建有一座关帝庙，还建有一座观音庙，长年香火旺盛。
这座见证了北京城建城史的德胜门古建筑群中幸存的箭楼，于200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明代钟鼓楼：晨钟暮鼓的古往今来
钟鼓楼是封建王朝时代的城市重要标志性公共建筑，其内悬钟鼓，作为向官民报时报警之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功能也随之变化。
北京钟鼓楼起于元代，鼓楼（元称齐政楼）位置相当今旧鼓楼大街南口。钟楼位置，相当于今旧鼓楼大街北口。现在钟鼓楼的位置是明初重建城垣时确定的，将鼓楼向东移，建于元大都全城中轴线的中心台，其北建钟楼。钟鼓楼功能未变，地位更显重要。钟鼓楼矗立于海子（什刹海）之旁，官商民汇集之处，自然非同凡响。
元朝的鼓楼，初建于至元九年（1272年），原名齐政楼，两次毁于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鼓楼（元中心台）位置重建，称鼓楼。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鼓楼遭雷击被毁后重修。明末又被毁再重修。此后，清嘉庆五年（1800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及至1941年均进行过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多次整修，至今保护状态良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鼓楼上的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仅留主鼓，两面有多处刀痕，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留下的罪证。1924年，鼓楼被改名为“明耻楼”，楼上陈列八国联军烧杀掠抢的图片、模型、实物，警示民众勿忘国耻。次年又恢复“齐政楼”之名，成立京兆通俗教育馆，传播文化知识，并在楼后侧分设儿童、成人体育馆。1936年改为北平第一民众教育馆，附设儿童游乐场。1949年2月经北京市军管会改名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1952年、1958年先后分别改为东四区、东城区文化馆。1984年由国家、市、区拨专款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在施工中发现一木制方盒（俗称镇物），内有五谷杂粮、五色丝线和金刚经一卷，现由北京市文物局保存。同年7月26日在同一地方另置一木盒，内装1984年测绘简况、修缮方案和大梁加固计算书各一份，以备后人查用。
鼓楼坐北朝南，通高46.7米，占地6865.5米，建筑面积2736.27米，以木结构为主，重檐歇山顶式楼阁建筑，由楼基与楼两部分组成，楼基高3.7米，东西宽53.6米，南北进深33.99米。
鼓楼作为古代报时中心，不同朝代采用不同方法。明初有书介绍，采用铜制刻漏，即以铜壶滴水计时；清代改用时辰香定更次。更鼓是报时的重要器具，主鼓1面，群鼓24面（代表二十四节气），放在二层楼内。现存主鼓高2.22米，腰径1.71米，直径1.40米，由整张牛皮蒙制而成。2001年鼓楼文保所委托西安先锋鼓业公司等单位按照清嘉庆时期的更鼓尺寸制作主鼓群鼓共25面。
报时，是元明清鼓楼与钟楼的功能，均以击鼓撞钟报时，将每夜分为五节，戌时为初更（定更），亥时二更，子时三更，丑时四更，寅时五更又称亮更。击鼓撞钟的方法是快（击）18响，慢18响，不紧不慢18响，共54响，再重复一遍，总计108响。1924年报时功能废止，但晨钟暮鼓并未成为绝响。1990年除夕再次撞响大钟表示对新春的祝福。2001年12月31日鼓楼之鼓再次奏响，重现鼓楼报时的盛况。
鼓楼多次遭火，又重建多次，经历了几百年沧桑，今天已完成了“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历史使命。作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终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党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十分重视，多次拨款维修。1957年10月28日与钟楼同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市政府批准成立钟鼓楼文物保护所，实行专职管理。1996年11月20日钟鼓楼同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楼位于鼓楼北约100米处，与鼓楼同为报时台，不过报时器具为钟。其建筑年代在元朝，至元九年（1272年）与鼓楼同时修建。按元代建筑形制为庑殿，三重檐的宽敞高大阁式建筑，后毁于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重修鼓楼的同时，于今址重建，后再次毁于火。现存钟楼是清乾隆十年（1745年）于明代钟楼基础上重建，两年后落成。南门正中矗立着《乾隆御制重建钟楼碑》，详细记载了当时修建钟楼时的情况。重建后的钟楼，全部采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
钟楼坐北朝南，通高47.9米，总占地面积5740平方米，建筑面积1477.9平方米。楼顶为重檐歇山式，覆黑琉璃瓦、绿剪边。底部为边长35.68米的正方形台基，高3.72米，四周呈坡道形。钟楼分上下两层：一层高15.74米，二层建在边长26.73米的正方形须弥座上，面阔3间，进深3间，四面各有一拱券门。楼内正中有一个八角形木框架，架上悬挂一口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特大铜钟。在钟的西侧悬有一根长约2米，直径约0.25米的撞钟木。1989年4月北京科技大学对大钟的主要尺寸、金属含量、重量及铸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大钟总高5.55米，总重约63吨，钟体底部直径3.40米，顶部直径2.52米，壁厚0.12—0.245米（上薄下厚），为铜锡合金（含铜84.01%，锡15.99%），钟钮高1.05米，为铜锡铅合金。大钟的铸造，先把钟钮铸好，再将钟钮四爪嵌入大钟组装范的顶部，然后浇筑为一体，叫作泥范法和分铸法。这是我国体形最大，重量最重的铜钟。此前，钟楼曾悬挂一口铁钟，因钟声不够洪亮，不久便被铜钟取代。铁钟现由北京大钟寺收藏。
钟楼1925年曾改为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北城少年活动站，1958年改由东城区文化馆使用。1986年国家出资全面整修钟楼，当年3月29日下午在钟楼楼脊取出“镇物”，即一个0.31米×0.245米×0.55米的木盒，内套0.3米×0.235米×0.45米的铝锌合金盒，盒内有宝石5块，金钱24枚（圆形方孔，正面有“天下太平”字标，背面刻有满文），还有金、银、铜、铁、锡小元宝5个，以及五色丝线、绢和五谷杂粮、五条绸带（上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字样）。“镇物”由东城区文物管理所保管。同年11月11日上午，钟楼正脊复位时，于原处放入一按原尺寸新制铜皮盒，内装钟楼修缮日期、修缮方案、修缮纪略各一份，以备后人翻修时查阅。
1987年钟楼正式对外开放。
1924年废除钟鼓楼报时之后，钟鼓楼之间的空地逐渐形成一个市场，称“鼓楼市场”，以经营北京风味小吃为主，兼设游艺、说唱、戏曲、杂技、卜算等等，还有花鸟鱼虫摆摊叫卖。1956年市场改为供应居民生活用品的商业网点。1984年市场整治。1988年秋季，整治后的鼓楼市场以专营京味小吃重新开业，持续经营了11年。1999年12月，为整顿、改善钟鼓楼周边环境，将小吃市场撤销，改建文化广场。2000年7月钟鼓楼文化广场落成，既美化了钟鼓楼的环境，又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场所。
《人民文学》原主编、作家刘心武所著长篇小说《钟鼓楼》，描述了鼓楼附近胡同里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善良本质，某些弱点以及其形成的社会根源。他的描写栩栩如生，使人民对钟鼓楼一带千万居民的生活有鲜活的理解。在他的笔下，什刹海显现出活生生的人间生活和世相百态。
《沧海遗珠》至此所述只是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古迹的沧海一粟，还有更多的“遗珠”等待我们去保护、挖掘、整理、利用。
作为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了全面保护和利用好什刹海的文物古迹，首先要提高认识，确立“保护也是发展”的观念；其次迫切需要编制一个保护什刹海文物古迹的专项规划。当然，要编制、落实这个规划，必然会涉及腾退、搬迁、人口疏解、合理利用、使用功能的改变等诸多难题，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慎重决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从为子孙后代负责、从北京建设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着眼，尽早编制并执行这个文物保护规划是非常迫切的，其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