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把到手的东西让与人，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割舍不下。辛酉政变后，自热河还京，慈禧同政变有功老臣，患难与共，渐底承平，他们的许多话还是听得进去的，二度垂帘后，慈禧需要稳定。因此，她不敢变动原来的军机处大臣，但仍密切注视他们的一言一行，皇权是不会轻让于人的。
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在光绪即位、两宫二度垂帘之后，基本上没有变化。
光绪元年（1875）军机处由五人组成，即恭亲王奕、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宝、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
这个班子与辛酉政变后的班子比较，基本班底没有变动。辛酉政变后的军机处由六人组成，即奕、桂良、沈光霖、宝、曹毓瑛和文祥。其中桂良、沈兆霖在第二年，即同治元年相继故去，曹毓瑛在同治五年亦故去。这三人是自然减员。同治二年补了李棠阶，四年他又故去。同治五年补了汪元才，六年亦故去。五年补了胡家玉，因受贿，当年被免职。这些人当值军机的时间都不长。
同治四年理学大师李棠阶卒，而补进了同治帝的师傅、弘德殿行走、内阁学士李鸿藻。同治六年又补进了署礼部右侍郎沈桂芬为军机大臣。这样，从同治七年开始，奕、文祥、宝、沈桂芬、李鸿藻五人组成的军机处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事实上，即从辛酉政变后，这个班子的基本队伍就没有什么变化。除同治四年慈禧褫夺奕的议政王职外，其他的人事变动均属自然减员性质，没有大风波。这个班子是较有威望，较有能力，较有效率的。
但是，文祥之死给奕刺激很大。
光绪二年五月文祥病故。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咸丰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九年，转为军机大臣。直到病故，在军机处当值十九年。可谓三朝元老，资深重臣。他是咸丰帝逃往热河时留京的惟一的一位军机大臣，协助奕办理中外交涉事宜，“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他接触外事，思想开放，认为“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慈禧认为他“实为股肱心膂之臣”。对于他的死，慈禧和奕都是很悲痛的。说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是不为过的。
奕在国际国内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主要依赖文祥、宝等人。奕很贤明，也很有能力，但他毕竟是位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对外界情况知之有限。遇有重大的疑难问题，还是文祥、宝等人出主意。用宝的话说：“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他们“同寅协恭，艰难宏济”，共同渡过了难关。文祥之死，使奕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助手和高级的参谋。
文祥之后，宝就成了军机处的前辈了。宝，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来他曾给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宝政治经验丰富，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且比较开明，同奕的关系又极融洽。
据宝的弟子何刚德回忆，奕同宝经常互开玩笑。一日将散值，宝先出军机值房小解，恭王等了好一会，宝一回来，恭王便笑着问：“往何处撇宝去？”撇宝是北京人的玩笑话。宝来得也快：“哪里，是出恭。”出恭是小解的文雅说法。宝、恭二字，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是很雅的幽默。又有一次，恭王从太庙出来，指着太庙里石碑下的，对宝说：“汝看这个宝贝。”宝，号佩蘅，贝、佩二字，音很相近。像龟，俗称王八。这又是在开玩笑。宝反应迅速，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据传说龙生九子，正是九子之一；其二是道光帝恰好生有九个皇子，你正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指你。具有很高智慧的人才会有很强的幽默感。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文祥死后，宝“但持大端”。除奕外，就是宝了。然后是沈桂芬。
沈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三年任山西巡抚。因政绩突出，同治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升为户部左侍郎。后兼任署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九年，升兵部尚书。光绪三年，任命为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是军机处的主笔，个性很强，能力很强，是恭王的左右手。慈禧也很信任他。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人称李高阳。咸丰二年进士。科名比文祥、宝、沈桂芬都晚。
咸丰十一年，特诏充任大阿哥的师傅。同治三年，两宫太后任命他同大学士祁藻、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为同治帝的师傅。他教授认真，很得两宫好感。同治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母病逝，清制需停官回家守制，但慈禧懿旨认为“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从，诚不可或离左右”，命其守孝百日后，仍回任授读并在军机处办事。光绪六年，命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思想趋于保守，以理学大师自居。刘体仁说：“倭文端（仁）恶洋文，则命管理同文馆；李文正（鸿藻）恶洋务，则派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公终身不往，朝旨亦不催促。在政府诸士之意，但使知难而退可矣，不必强之上道，反为外交之梗也。”李鸿藻厌恶洋务，耻于同洋人打交道。但慈禧、奕偏任命他为总署大臣，却不催他上任，目的是使他“知难而退”，少发谬论而已。他同比较开明的主笔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沈桂芬感到“势孤”，于是把门人湖南巡抚王文韶拉进军机处。
王文韶，咸丰二年进士。同治十一年，任湖南巡抚。在湘九年，政绩显著。光绪四年，以署理兵部侍郎身份任军机大臣。六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曾奏详议筹边之策，分边防、筹饷、储才三大端。有人说他“赋性圆融，不敢为左右袒”。实际他很正直，不愿加入党派之争，不愿在沈、李之间偏袒任何一方。
文祥死后，由于沈、李之间的矛盾，这个班子，“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
慈禧对这个班子大体上是信任的。
辛酉政变后，自热河还京，慈禧同政变有功之臣，患难与共，渐底承平，所以对恭亲王奕不能“无畏惮意”，还是惧其三分的。对文祥、宝诸老臣，她也不能“颐指而器使之”，有许多话还是可以听进去的。
二度垂帘的慈禧需要的是稳定。政局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她没有变动原来的军机处。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慈禧的明智之举。虽然，她大体上信任这个班子，但是，她也在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皇权她是不会轻让于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