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湖北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齐林之妻）、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人们观花灯、闹元宵而官府有可能戒备放松之时，趁机举行起义，为了加强联络。使起义进行顺利，为此派出许多名骨干。
到湖北各地串联，以便起义打响后，各地教众起来响应。不幸他们秘密进行的这些活动，被泄露出去，致使齐林、宋之清等100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做青莲庵的尼姑庙中。“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又秘密商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准备刀把火药。因为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所以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残酷，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搜查和辑拿邪教为名，进行敲榨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则诬以邪教治罪”。所以各地教首就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召集教徒奋起反抗。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进行了“夺犯殴差”的斗争，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等人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行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孝感、枣阳之战在四川、湖北一带活动的白莲教领袖齐林、宋之清等被捕遇难以后，王发生被发配到新疆。这时，清政府认为白莲教是拥有威胁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所以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地方官吏借机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特别是对于贫苦农民，“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也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得按信奉邪教论处。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同知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数千名无辜群众，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还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墙上，所谓“嫌疑”分子也要押送省城。每只小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有的被严刑考打，死于狱中，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了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
常言道“抽刀断水水更流”，清朝的残酷迫害，不仅使白莲教的广大教徒义愤填胸，而且也激起了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再加上清政府当时为了镇压湖南、贵州地区的苗民起义，更加紧了对起义邻省，特别是湖北的横征暴敛。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两县人民在张正谟、聂杰人等人领导下，首先起义——于1796年2月15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七），首先举起了白莲教起义的大旗。给了层层紧逼的清朝统治者一个针锋相对、措手不及的打击。接着其他地区接踵而起，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以及长乐（今五峰）都相继起义响应。由于长期的组织工作，白莲教徒遍布于各阶层之中，当阳县衙门里的衙役也早就同起义军有了联络，二月十五日，当阳县令还蒙在鼓里时，他听说邻近各县都已发生民变后，便立即升堂，命令县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没想到县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一听大怒，拍桌骂道：“你们反啦？”大家不慌不忙的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啊！”这个昏愦的县令到这时才算明白过来，站起来就想跑。
可是已经晚了。县役们一拥而上，将他拿住，押出县衙门，还勒令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最后把他杀死，起义群众胜利地占领了县城。紧接着在来凤、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等地都暴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埔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在湖北战场上，各支起义军此呼彼应，互相声援，频频出击，战果辉煌。张正谟等人起义的队伍一月之间发展到1万多人。
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湖北当阳的起义军曾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的战斗口号，表明了起义农民的斗争决心。
各支起义军还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了各级官吏。如湖北襄阳起义军以“万利”纪年。襄阳起义军中设大丞相、都督、知府、知县等文职及元帅、先锋、总兵等武职。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除纠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的军队之外，还先后从山西、直隶（河北）、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批清军，并且还动员了索伦兵等少数民族的军队。
清军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湖北。企图集中兵力，一举全歼襄阳起义军。襄阳战役从嘉庆元年四月开始，明亮、鄂辉、庆成等带领清军和刚获释放的在河南、湖北两省的“蒙古窃马谪犯”所组成的骑兵包围了襄阳起义军。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起义军曾几度猛攻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但由于守军顽抗，均未攻下。但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粉碎了清军的多次围攻。接着起义军兵分几路转战于河南、湖北交界地区。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也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路起义军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
《清史稿》载“已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戕官西安将军恒瑞率兵2000剿之”。清帝颐琰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赴楚，进攻当阳起义军林之华部；督统永保，待卫舒亮、鄂辉进攻襄阳义军王聪儿、姚之富部；鄂都毕沅及惠龄进攻枝江义军聂杰人部。形势严峻，但襄阳起义军并没有被清军的来势汹汹所吓倒。这期间，清朝统治者认为只要把这支“最为猖獗”的起义军部队消灭掉，其他的农民义军就不攻自破，所以又立即从库内拨出白银200万两，专供湖北军需。又从湖南调来2万名苗兵，配合以上所派部队，对襄阳起义军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围剿”。
湖南襄阳起义军，配合各支起义军，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四月底，除惠龄击败枝江义军俘虏聂杰人外，其余起义军日益强大。永保认为白莲教诸首领均在襄阳义军之中。奏请增兵，颐琰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令各率兵2000，由永保统一指挥进攻襄阳义军。此时，襄阳义军由王聪儿、姚之富统帅，于五月，他们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出随州经钟祥，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离汉阳只有100来里的地方，“三楚震动”，吓得清朝政府赶快宣布武昌（湖北的省诚）“戒严”。六月，襄阳起义军又在孝感附近设下埋伏，清军中伏，当场击毙清军参将傅成朋。
襄阳战役进行了五个多月，这是这支部队在一个地区作战最长的一次，他们在同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以后，他们转战于湖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开始了长期的流动作战。
八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等带领5万起义军在钟样粉碎了清军的“四面夹攻”的诡计……突围北上。九月，在双沟分成两路，各约2万余人。一路向南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赴唐县；一路向西北由张汉潮率领经白河西上经吕堰驿赴邓州，但不久又折回，向东南与王聪儿汇合，十一月，齐王氏（王聪儿）又率领大军渡过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还把河南巡抚景安包围在魏家集（今湖北与河南交界处）。在起义军的调动下，半年多来清军东突西窜，疲于奔命，一举歼灭襄阳起义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襄阳起义军为摆脱湖北优势清军，进行战略转移，1797年初，起义军分三路乘虚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北路由王廷诏率领攻下河南叶县的保安驿后，围清军于裕州（河南方域）。西路由李全率领，攻下河南的信阳后，折向湖北再次进入河南，沿河南，湖北边境进入陕西，直下南山老林中的镇安。为了迅速同北路、西路两军会合，齐王氏、姚之富亲率中路大军，从河南的南阳出发，北进嵩县，旋即回军南下到达陕、楚边境，攻入湖北的郧西，再折入陕西，同北路、西路两支大军会师于镇安。
为了迅速同四川起义会合，襄阳起义军马不停蹄，从镇安经汉阴、石泉，迅速改道汉水北岸的紫阳白马石。义军在行军途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
在此以前，嘉庆皇帝曾一再命令清军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以便把起义军压在汉北聚而歼之。然而，赵义军轻装前进，如流水疾风，早在清军赶到汉水边的五天以前，就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夺得船只，全部渡过了汉水。清河南巡抚景安奉命截击，却龟缩城中不敢出战，湖北追兵逼留途中，不敢急进。清朝皇帝颐琰以永保作战不利，将其逮捕进京治罪。陕西清军奉命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企图阻止义军入川。其实，起义军早以全部渡过汉水，于嘉庆二年五月（1797年），襄阳起义军终于胜利结束了这纵横5个省区的千里长征，到达东乡，于四川起义军会师。
王聪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率领襄阳起义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穿州过县，长途行军五六千里，战胜了清军的追剿堵截，最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其主要原因是，起义军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们纷纷送粮食、骡马、盐菜给起义军，帮助起义军带路、摇船，有的甚至全家烧掉了茅屋参加了起义队伍，使起义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八旗兵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对所统帅的队伍不加训练，丧失了战争力。
其次，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
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一有战事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并也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当时流传”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这是对清军腐败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最辛辣的讽刺。而起义军则士气昂杨，作战勇敢，如烈火燃烧，所向披靡，连”妇人孺子、亦矫捷若飞。
回师襄阳之战起义军东乡会师以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经各路起义军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进行分编，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为襄阳黄号，包括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伍怀志、辛聪、辛文、庞洪胜、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各部，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称为襄阳白号，包括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凌高、辛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奇、杨开第等各部；张汉潮为首称襄阳蓝号，包括李潮、李槐、再学胜、胡明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庹向摇、符日明、刘朝选各部；尤绍周为首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福、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称巴山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称为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清、蒲天宝等各部。此外还有林亮功称云阳月蓝号，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
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其实，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湖北起义军战略性的错误。造成从此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分散终归失败。起义军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为流民无产者，流民本身的不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战斗作风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白莲教支派繁多，造成了组织的分散。他们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由于起义队伍发展壮大迅速，有一些社会渣滓也卷进了起义队伍。四川起义军中以王三槐为首的极少数人，就是混进起义军队的变节分子。早在嘉庆二年春夏之交，他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与敌人勾结。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会师以后，阻碍了他向清军投降的计划，因此，他非常不安，制造事端，反对联合，专闹分裂。说什么“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他坚持不肯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合伙”。他还以“官兵追得太紧，大家分路便于逃走”为借口，反对联合作战。加上川东多是山区，土壤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同时，也可能是湖北起义军怕遭到象在襄阳一带的包围，因而决定撤离四川。当时川陕边界地区的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王聪儿为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作战，留李全部与四川起义联合作战，自率主力向东转进。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四川奉节）白帝城附近分兵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经远安、当阳进取荆州（湖北江陵）；一路由王聪儿率领……亲自指挥，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进至白帝城。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了三昼夜。
当时，清朝统帅宣锦急令明亮、德楞泰兼程追击。德楞泰自水路直趋荆州，明亮由陆路直至宜昌，清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带索伦兵3000坛援明亮。清军又今乡勇、村民“沿江树栅筑堡自固”，阻截义军。王聪儿同士兵一起，手持盾牌，“燃炬夜攻，更番迭战”、杀得清军连喘息机会都没有，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七月，王聪儿率部进入湖北的巴东、归州（今秭归）一带，随即杀向兴山、保康、南漳、转而又折向东南，由宜城、钟祥直奔襄樊而来……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慌忙下令“江汉戒严”。由于敌人在荆襄一带预先设置了重兵，构筑了工事。王聪儿知道荆州带有重兵驻守，所以起义军毅然决定放弃攻占城市的计划，齐、王两路重新会合，依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向西迂回至房县、竹山地区，并在郧西境内大败清军，杀死了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多人，然后进入陕西。九月，李全率部也转移到陕西，同王聪儿会师于兴安（今安康）。十一月，“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三路义军的各支队伍又会合在一起，翻越险峻的大巴山，连营20余里，转战在川、陕边界。后来，再次进入四川境内。
几个月来，敌人被起义军飘忽不定的流动作战拖得疲惫不堪，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勒令各部清军云集汉南、川北，务必把襄阳起义军围歼于汉水之南。
三岔河之战嘉庆皇帝认为起义军流动作战，对清军极为不利，乃勒令各军集中于汉南、川北，企图围歼襄阳起义军于汉水以南。
王聪儿识破了清军的企图，就采取调虎离山计，于1798年初，她密令高均德带领一支人马出击东北方向以引诱敌人，清军果然中计跟在高均德后面穷追不舍。王聪儿乘机亲自率领主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有名的汉中大战，他们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南山老林出发，迅速插入宝鸡、岐山附近。而后兵分十队，步兵和骑兵相间，猛攻郡县（今眉县），先头部队由李全率领进攻盩厔（周至），真逼西安。起义军行动迅速，清军明亮、德楞泰等率部兼程阻击，陕西巡抚泰承恩则慌忙撤回西安加强防守。
不幸，李全率领的先头部队伍在焦家镇、圪子村同清军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出师不利，遭受了重大损失。王聪儿见清军已有准备。便当机立断，决定暂不取西安，而改由山阳不河铺一带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军紧迫于后，前面，赛冲阿等率清军在高坝店、漫川关等处阻击。而明亮、德楞泰等又由黄陇铺，宽平各处往回兜击，起义军已处在被包围的态势。这种情况下，王聪儿下令分兵三路抗击清军，排列在左、右两山和山下大路前抗击。起义军激战不利，准备向东北方向突围，又遭清军堵截。于是只好向西南的甘沟一带退却。在此又经一场苦战，突出重围，进入湖北。这时，德楞泰、明亮等率满汉清军和地主武装又由郧西的上津堡附近兜回，在郧阳（今郧县）县境内的岔河正好同王聪儿的部队相遇。清军通过侦察，得知王聪儿等起义军的主要首领都在卸花坡时，于是集中兵力，分八路包围卸花坡，简直把卸花坡围个水泄不通。
起义军处境十分不利，情况万分危急。面对德楞泰、明亮、赛冲阿、阿哈保等八路强敌的围攻，王聪儿率领起义军拼死抵抗，当弹药、箭矢用完后，他们就从山上滚下大石头，用以击杀清军。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真是寡不敌众，起义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清军蜂拥而上。这时王聪儿，姚之富跳下战马，率领身边10多名战士（多为女士）攀登上险峻的山峰至顶，毫不犹豫地相继跳下陡峭的悬崖，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1798年的3月6日，王聪儿年仅22岁。两年来，她率领襄阳起义军转战南北，机智勇敢，杀得清军闻风丧胆，最后矢志不屈，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可谓壮怀激烈、豪气如虹。王聪儿短暂而战斗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智慧和胆略及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王聪儿，中国妇女的英雄典范，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