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时，它又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推动作用。中国的教育，产生很早，《尚书·尧典》里，就有“作教刑”“敬敷五教”的记载。《尚书·禹贡》里也讲：“三百里揆文教”“朔南暨声教”。正应了《礼记·大传》中：“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话。当然，那时候的教，还只是官师合一，即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主要起教化作用。到了西周，开始有了专门进行文化教育的学校。春秋时代产生的私学，使得教育日趋繁荣。汉代的学校，变成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基地。唐代各级学校健全，以及教学科目的繁多，使得学校教育日臻成熟。
一、周秦时期的教育
周的行政教育西周以至春秋前期，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仍是教育的主体。当时，朝廷设有负责教育的官员。首先，是由大宰负责制定“教典”，即教育法典。具体的工作，由地官司徒负责。司徒有大司徒一人和小司徒二人。专门负责教育的属官，主要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鼓人、舞师、师氏、保氏及遂人、遂大夫等。乡师，是远郊六乡的教育行政长官，“掌其所治六乡教而听之治”，还要负责考绩。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才，察其道艺”。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间声，教为鼓而辨其声用”。舞师，掌教兵舞、教羽舞（祭山川时用）、教皇舞（求雨时用）、野舞（民间舞）。师氏、保氏，是专职教员（详下学校教育）。遂人、遂大夫教稼穑，等等。可见几乎无所不教。不仅教，而且还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及检查办法。以上行政教育，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的行政教育，对象是大众百姓。在各诸侯国，也应当有相应的教育。
周的学校教育西周及春秋的学校教育，也由司徒负责。《周礼·地官》中的师氏、保氏，就是专职的学校教员，师氏负责“以三德教国子”。国子，指贵族子弟。所谓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思想）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还要“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可见师氏所教主要是思想道德及为人处世方面的内容，说明当时对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视。保氏负责“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及六仪。所谓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驭（驾车），都是实用性的知识。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汉字的形体结构，属于文字学。教之六书，就是教学生如何从根本上去识字，这是文字教育的最好办法。九数，当是九种算术的方法，属专业知识。所谓“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祀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完全是贵族日常生活的容仪。可见教学的内容已相当全面。
关于学校的称名，有小学、大学之分，设在不同的地方，总名辟雍或泮宫。这是天子和诸侯一级的学校。另外地方也有学校。《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这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学校。家，指大夫之家。五百家一党，六县为遂。《左传》里记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说明乡里有校。可见当时学校的名称有塾、有庠、有序、有校、有学，而学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教育体系。
小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入小学的条件，“皆以齿”。就是说凡是贵族的子弟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均可入学受教。大学，除作为小学的继续教育，还用来培训各级官员。而且国王要亲自“视学”，进行检查。
关于大学教育，学制一共九年，分两个阶段，前七年为小成，后二年为大成。九年之中，除第一年主要培养读经书的能力外，以后每两年考核一次，并各有侧重。第三年主要考核敬业，第五年主要考核博习，第七年主要考核论学，第九年主要考核能否知类旁通，每次考核都兼及品行修养。可见重点还是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远者怀之”作为最终目标，说明当时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由此可以知道，由保氏教六艺、六仪的学校，是为小学。
周代的私举西周至春秋前期，上自周王室的小学、大学，下至乡校党庠，都属官办，所以称为学在官府，“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书，有书斯有学”，“天下以周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到了春秋中期，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学在官府已经不能维持，甚至以前深藏在官廷秘室之中的图书典籍，也散落民间，官学崩溃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成为必然趋势。于是乎出现了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阶层、商人及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最早兴办私学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孔丘。章太炎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是正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可见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到战国时代，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等等，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团体。他们的活动，既扩大了私学的影响，也传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及学术发展。
私学的教学内容，各家有侧重，但总体说来，都包括思想修养、政治学说、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内容，较西周的官学，更为丰富实用。
孔子的教育孔子，是早期私学的代表。他创立儒家学派，整理先王旧典《周易》《书》《诗》《礼》《乐》，又作《春秋》，作为教材，传播儒家思想及文化知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孔子的教育，首先是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据说他当时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这些人在孔子死后，大多又继承孔子的事业从事教育，如子夏居西河、子张居陈国、澹台灭明居楚国“教授”，等等，最终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其次，有明确系统的教育思想。如他主张“有教无类”，所以只要送上拜师礼认他为师，他都愿意教育；主张分科教育，把学生分为德行、言词、政事、文学四科；讲究实事求是，要求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认为学习要有兴趣，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张博学，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则可以无畔矣。”又主张“多闻阙疑”，不轻易下结论。还讲虚心，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提倡“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另外，他还讲求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
孔子的教学方法，更是灵活多样，主要有：1.因材施教。2.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被欺罔），思而不学则殆”。3.注重温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4.让学生独立思考。“不愤（心想明白而未明白）不启（开导），不悱（口想说而说不了）不发（启发）”。5.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6.循序渐进。
稷下学宫稷，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稷下，指稷门外。齐桓公为了招揽天下贤士，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学论辩，设立了稷下学宫。到了战国，齐威王鼓励学者们大胆进谏，给予赏赐。于是各地学者纷至沓来，最多时达数百千人，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宣王挑选各派学士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这些学者，除了著书论辩之外，主要是聚徒讲学。所以，稷下学宫成了战国晚期重要的教育基地。郭沫若说：当时稷下学宫“行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以之，闻文则服。温柔教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些不懈，是谓学则。”
秦的教育有关秦的教育的资料很少，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很难对秦的教育作出系统论述，只能据若干零星材料，略加推测。
据云梦秦简《内史杂》记载，秦有“学室”之设，“非史子眥（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所谓“史子”，秦简整理小组译为“史的儿子”。所谓“学室”，整理小组注谓“一种学校”。据前引《内史杂》律文可知，只有“史子”才能在“学室”学习。大家知道，古代的“史”，一般都指史官而言，正如《说文》所言：“史，记事者也。”不过其职掌，并不仅仅限于编史。盖古代，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办，一切官书典志也都出自史官之手；从广义上讲，大凡卜筮、天文、历法、地理、医术等，几乎无不属于史官的业务范围。这样，“史”事实上便成了从事文字工作官吏的统称。由于“史”之所职系起草文书一类机要性工作，因此“史”不仅“父子畴官，世世相传”，而且“史子”从小要接受特定的教育，以便将来更好地继承“史”的职务。秦简中出现的“学室”，正是这样一种培养“史”的专门学校。它构成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学室”内“史子”学习的内容，目前尚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记载，不过从一些间接材料，似可窥知大概。《说文·自叙》引汉《尉律》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亦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就是所谓的汉试学僮之法。有学者研究，指出此汉法系沿袭秦制而来，汉之“学僮”即秦“学室”中学习之“史子”。据此可知，秦“学室”内“史子”所学习的一是识字，即需“讽书九千字以上”；二是学写各式字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秦书八体”。将来“史子”经考试后，合格者便被进用为“吏”。
秦统一后，推行绝对主义政策，禁游宦，禁私学，焚书坑儒，朝廷虽设博士，但并不教书，仅备顾问而巳。加之帝国短祚，只有十五年便告灭亡，所以有关这一时期的教育，迄今只能笼统知道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无法说出更多的内容。
二、汉代的教育
太学西汉立国之初，百事草创，未遑庠序之事。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秩序的巩固，教育的问题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其由兴办太学开始，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及发达的私学教育。太学，是汉代最高学府，由中央政府开办，由属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兴太学”。“博士”一词，本是取博学多艺、学通行修，晓古文尔雅之士的含义。用这样的人做太学教授，无疑是很适宜的。西汉的博士，主要是通过皇帝直接征召或由官员举荐。东汉的博士，则要通过考核、“策问”等形式而选拔。一般说来，博士除过精通经典以外，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求为人敦厚、善良、谦逊、节俭，而且身体健康。博士按经设立，—般一经一名，一经有不同传记学派的一派一名，所以人数始终不多。东汉最多时也不过十四五人，只有王莽执政时立古文经博士，每经设过五名。博士的首领，西汉叫仆射，东汉叫祭酒。
太学生的人数，西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宣帝时又增至二百人。元帝时不限名额。后因用度不足，定为一千人。成帝时，又增至三千人。东汉博士弟子称“诸生”。桓帝时有诸生三万人。公元2世纪的高等教育达到如此规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太学生的来源，西汉博士弟子一是由太常在京畿地区直接选拔，一是由郡国县邑从各辖地选拔推荐。凡年满十八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均可入选，不论贫富，贫者由政府发给上京入学的经费。另外公卿大夫的子弟可以破格录取，直接入选。东汉诸生由于名额多，所以没有考上明经的人及公卿子弟，都可以入太学补诸生。另外汉代太学还设童子科，即从十二岁至十六岁少年中挑选能通经的保送太学学习。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保送生制度。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一般是每个博士专讲一经，各以家法教授。学生专选一经，学完一经可另修他经。另外还有《论语》《孝经》，是公共必修课。教学方法，除讲授、自学以外，还注重师生共同讨论与辩难。
汉代太学没有肄业时间的规定，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西汉太学一年一考，及格的按成绩高低授予一定官职。东汉太学两年一考，通两经者授文学掌故，通三经者授太子舍人，通五经者为郎中，不及格者可留校学习。
地方学校汉代的地方学校，最早由蜀郡（四川）兴起。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太守，他看到蜀地文化落后，“有蛮夷之风”，于是选“开敏有材”的郡县少吏十余人送太学进修。几年后学成归蜀。文翁在成都办起了学官，由这些人负责教学，招收郡县的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好的授郡县官吏。为了提高文化人的社会地位，文翁每次出行，都让学官的高材生陪同，使蜀地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武帝听到此事，“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汉代地方学校普遍设立起来。到平帝时，王莽请立学校之制，凡郡国的学校叫学，县道邑的学校叫校。学、校设经师一人。乡里的学校叫庠，聚（村落）的学校叫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学、校相当于中等学校，庠、序相当于初等学校。东汉一代，由于朝廷的重视，地方官也往往注重学校的设立与教学。各地普遍都有学校，以至“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盛况空前。
私学汉代的私学，可分为初等的书馆和高等的“精舍”“精庐”两种。书馆，由书师自办，主要教识字，读《孝经》、《论语》。西汉初用的识字课本，是秦代传下来的《苍颉篇》，由李斯作的《苍颉》、赵高作的《爰历》、胡毋敬作的《博学》合编而成，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了《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又仿《凡将篇》作了《急就篇》。成帝时，李长又作了《元尚篇》。平帝时，扬雄续《苍颉》作《训纂篇》，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东汉和帝时，贾鲂又续《训纂》作《谤熹篇》。后人将《苍颉》《训纂》《谤熹》合编，称为《三苍》。这类字书，都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用字归类排列。每句三字或七字，而且押韵，所以易读易记，而且实用。学完字书，就转而读《孝经》《论语》。读完《孝经》《论语》经过考试，就可以就业当小吏。
精庐、精舍，是经师大儒自己开设的学堂。汉代经师大儒满天下，这些人大都聚徒教授，而且人数众多。直接听讲的称“及门弟子”，另外还有所谓“著录弟子”，即是在经师门下挂个名不必到堂听讲的弟子。如此众多的学生，不可能由经师一人亲自授课，所以往往还有经师的高弟“以次相传”。如马融门徒四余百人，“升堂进者”即直接入堂听讲的，只有五十余人。连郑玄在门下，也“三年不得见，乃使事业弟子传授于玄”。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被“召见于楼上，因从质诸疑义”。这类私学的教育，不仅学生众多，而且有的已相当正规。如马融的讲堂，四周“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可能是在课间演奏乐舞。至今陕西扶风县有绛帐镇，据说就是马融当年讲学的地方。
三、唐代的教育
学校设置唐代的教育，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突出的表现，一是学校增加，二是科目增多，三是教育制度完善。
隋代以前，一直到汉代，国家教育都是由太常兼管。周人的司徒，也只是兼管教育。隋文帝设“国子监”，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设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的首领称“祭酒”，是专职的中央教育行政官员。唐代沿袭了这一制度，中央也设国子监，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但学校设置则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中央一级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学校，有六学一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
国子学，也称国学，是专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开设的学校，学生名额三百人。太学，限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入学，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是招收勋官官员的子弟及平民的俊异子弟的学校，名额一千三百人。广文馆，相当于进士进修班，名额七十人。律学，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及平民的子弟。书学、算学：招收有专长的学生。六学一馆，均属高等教育性质。
中央一级不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学校有两馆三学。两馆指弘文馆和崇文馆，是皇室贵族高等学校，专门招收皇帝的近亲、皇太后近亲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入学。崇文馆归东宫掌管，弘文馆由门下省管理。“三学”指“崇玄学”“医学”及“小学”。崇玄学，属道教学校，归礼部领导。“医学”，由太医署领导。“小学”，属初等教育的贵胄学校，由秘书省领导。
另外中央政府的业务部门也兴办专业学校。如司天台，培养天文、历算人才；太仆寺，培养兽医人才；太卜署，培养卜筮人才；东观校书郎，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等。这些相当于高等专门教育，是业务部门附设学校的开端。
地方学校中归国子监直接领导的有各府的府学、各州的州学、各县的县学，相当于中等教育。乡、市有小学。不属国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各府州的医学、崇玄学，相当于中等专业学校，也归中央的太医署和礼部领导。
府、州、县学由当地长史管理，长史直属国子监管理。府州县学的学生，都有定额。设在京都的府学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的府学及上州的州学六十人，京县的县学五十人，上县的县学四十人，中县的县学三十五人，下县的县学二十人。当时全国共三百二十八个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以平均数计算，当时全国地方中等学校的学生当有八九万名。
学校的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仍是学习儒家经典，但经典较前代增多，并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尚书》《周易》《公羊传》《？梁传》为小经。大经、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另外还有《孝经》《论语》。国子学设博士五人，分经教授，各领学生六十人。又有助教五人，帮助教授分经教授；直讲四人，类似辅导员。太学设博士助教各六人。四门学博士、助教各六人，直讲四人。
律学，主要学习法律、法令，兼学格式、法例等。书学，主要学习文字、书法，内容包括《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及篆、隶、草三体书法，兼学时务策及《国语》。算学，主要学习数学，包括《五曹》《九章》《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记遗三等数》等古医学，分医学、针灸、按摩、咒禁四门。医学门又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五科，都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针灸门学习人体经脉孔穴之道及针术。按摩门学习按摩技术。咒禁门学习用咒禁之法驱除邪恶鬼魅。
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主要学书法。崇文馆也设学士，掌经籍图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考试标准较低，“以其资阴全高，试取粗通文义”。
崇玄学自玄宗注老子《道德经》以后创办，两京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后改称学士，教授《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经典。
府、州、县学主要学儒家经典，学生六十名以上设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五十名以下设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能通一经者可升入“四门学”，称“俊士”。
司天台的学校，设天文博士二人，教授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设历（历法）博士一人，教授历生五十五人。太仆寺的学校，设兽医博士四人，教授学生一百人。太卜署的学校，设卜正博士二人，卜筮助教二人，教卜筮生四十五人。门下省的校书郎，有令史、典书、拓书手、笔匠、楷书等，招收学生三十人，学习校理典籍，勘正错误及其他书籍技术。
学校的管理首先，唐代学校对学生入学的资格，有明确规定；人学年龄，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如太学一级，限制在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学习的年限，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医学都是九年，律学六年。地方学校没有年限，只要能通一经以上便可毕业。毕业以后，或者升人四门学当俊士，或者等候大比之年参加科举考试，个别也可以由州县长官委派适当的官职。
学校有严格的学业成绩考试制度，废除了以往毕业考试合格就授予官职的办法。学业考试分三科：旬考（或月考）、岁考、毕业考试。旬考每十天考一次，分背诵和讲解两种方式。岁考，即年终考试，口问大义十条，答对八条为上等，答对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参加毕业考试，必须是修业年限已满，所学课程考试及格的学生，而且俊士必须通三经，其余学生必须通二经。毕业考试国子监生由博士出题，国子学祭酒监考，考试及格后方可参加科举考试的省试。愿意继续学习的，四门学的毕业生可补入太学，太学毕业生可补入国子学。
学校有重读与退学制度，学生岁考不及格者必须重读，参加下一年岁考。岁考连续三次不及格者，可延长至在校学习的最高年限九年。九年仍不及格，令其退学。另外太学还规定，凡学生品行恶劣、不堪教育者和请假逾期不返校者均应退学。
学校每年放长假两次：五月一次，称“田假”；九月一次，称“授衣假”。每次一个月，学生可回家探亲。路途在二百里以外者酌情延长。逾期无故不归者令退学。除过两次长假外，学生一律要求在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每十天有短假一天，相当于星期日。
在校期间，太学一级学生的膳食，一律由政府负担，而且也不缴纳学费，但须行“束眧”礼，即向教师送拜师礼，一般是绢三匹。
留学生教育与私学唐代昌盛的学校教育及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吸收来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当时的新罗、百济、高丽、高昌、吐蕃、日本等，都向唐帝国派遣了留学生。其中尤以日本为最多，仅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5-748），日本就向中国派了五百五十名留学生。这些外国留学生，有的来学中国历史，有的来学儒家经典，有的来学法律，有的来学天文历术，有的来学算学，也有的来学文学诗词，有的甚至能够学到兼通。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皆其佼佼者。21世纪初，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为上述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据。发达的留学生教育，为传播中国文化及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私学的最大特点，与官学一样，也是科目增加，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教学。例如江都曹宪，主要用《昭明文选》做教材，属于文学。由于他的影响，同郡的魏模、公孙罗，江夏（今湖北武昌）的李善，句容的许淹等人，也研究《文选》，形成了江南“文选派”。又如绛州（今山西新绛）的尹知章，主要讲授《老子》《庄子》。也有讲史学的，也有讲书学、算学的，等等。这些都与当时的科举、制举相适应。所以，私学实际上是官学的辅助教育。另外，私学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流传至今的唐学术著作，大部分应该说都是私学名家的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