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被蒙古灭国后，作为政治实体的西夏王国已不复存在了。成吉思汗虽然想用铁与火的手段把西夏消灭干净，把党项人斩尽杀绝，但仍有大批的西夏遗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据专家考证，当西夏政权灭亡之际，为逃避被杀害的厄运，党项人主要有以下四个去向：一部分党项上层人物达官贵人，向蒙古军投降。这些人后来为元朝效力，与“色目人”享受同等待遇，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之上。一部分人投奔了金朝，被安置在当时金朝统治的河南、河北一带。当然，这些人后来也成了元朝的臣民。第三个去向是四川康定木雅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重新迁徙到其祖先曾经生活居住过的地方。第四个去向则是留居于西夏故地。为避杀身之祸而隐姓埋名，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不再穿戴本民族的服饰，不再留本民族的发式，甚至于不再承认自己是西夏党项人。
在元朝政府里为将为臣的西夏人中，籍贯在今宁夏的有元代名臣高智耀、杨朵儿只、元代名将来阿八赤等。本文主要讲讲高智耀为儒士请命的事。
高智耀（约1206年~1271年），字显达，西夏中兴府人。高氏世代在西夏为官。高智耀的曾祖父高逸，为西夏大都督府令，夏应天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三次征伐西夏时，他任西夏副元帅，不幸战败被俘，不屈而死。高智耀的祖父高良惠，官至右丞相。在蒙古军围困中兴府时，他率百官和将士日夜坚守城池，积劳成疾，累死在城头。可以说，高氏一门世代忠良。高智耀本人登西夏国进士第，是位饱学儒士。他曾任西夏签判官职，西夏灭亡后，隐居贺兰山中。
元太宗窝阔台任蒙古大汗时，曾访求西夏世家子孙有才能的人，众人都举荐高智耀。窝阔台召见他，准备起用他，但他婉言拒绝，辞归不仕。窝阔台次子阔端镇守西夏故地时，征儒生为站户（元代专供驿站役使之户称站户），就是说，阔端将西夏故地的读书人都贬为驿站的隶卒，并强令他们服劳役。高智耀得知此事后，就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凉府（今甘肃武威）藩邸进见阔端，请求按西夏惯例，免除儒生的徭役。阔端听从了他的建议，免除了西夏故地儒生的徭役，并想奏请窝阔台大汗委任高智耀官职，但他又谢绝了。
宪宗蒙哥即大汗位后，高智耀针对蒙古贵族歧视汉族文化，不重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现象，便又进见蒙哥汗。他进谏说“：儒生所学的是尧、舜、禹、汤、文、武治国之道，自古以来，用之则国治，不用则国不治。因此，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应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学习，掌握治国之道，以资国家所用。”蒙哥问“：儒家比起巫、医怎样？”他回答说“；儒家以纲常治天下，巫、医方技怎么能比得上呢！”蒙哥称赞说“：好啊！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讲过。”于是下诏免除了国内一切儒户的徭役。
元世祖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已听说了高智耀的贤能，继大汗位后，便召见了他，他又极力阐述儒家思想对治理国家的意义。经过反复辩论，忽必烈被说服，高智耀也因此当上了专管全国儒户的官员。忽必烈令人铸造了一块印符授予他，下令凡是免除徭役的儒户，都要从高智耀那里获取公文，作为凭据。当时蒙古军队攻取淮、蜀时，将那里的儒士连同其他人，一并俘获并贬为驱户（农奴）。高智耀上奏说：“以儒士为驱户，自古未有先例。陛下既然用古人之道治理国家，就应该取消把儒士没为驱户的办法，以使尊儒之风遍及天下。”忽必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拜他为翰林学士，让他走访所有郡县查明那些被没为驱户的儒士。高智耀受命后，便巡行各地，一一区别，释放沦为驱户的儒士有三四千人。当时，有些蒙古贵族大臣指责高智耀释放的儒士太多了，并向朝廷告了他的状。忽必烈一时听信，召高智耀责问。高智耀回答说：“儒士犹如黄金，金的成色有深有浅，不能因为成色浅就说他不是黄金；儒士的才艺有大有小，不能因为他的才艺小就说他不是儒士。”忽必烈听后很高兴，对他更加宠信。后来，高智耀出任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至元七年（1270年），在奉诏查禁僧徒冒占民田时，由于高智耀本人事佛敬僧，在处置违法僧人时不得力而遭弹劾。
蒙古汗国中统年间，忽必烈附会汉法，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如建立中书省、重用汉人官员、定都开平和中都（后来的大都，今北京）等。尽管忽必烈在许多方面都十分重视保持蒙古之成法，但还是遭到守旧的蒙古贵族的反对。至元六年（1269年），西北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和术赤系结成反忽必烈联盟，立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习俗，并遣使入朝责问忽必烈遵循汉法的原因。忽必烈不敢怠慢，立即召见高智耀，命他赴西北藩王处解释。高智耀行至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多伦附近）时患病，谁知一病不起，不久病逝。忽必烈闻讯后，很震惊，也极为哀伤。朝廷追赠高智耀为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为宁国公，谥文忠。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征讨西夏和金国时，蒙古汗国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而金国和西夏已进入封建社会时期。“马上得天下”，但不“马上治天下”的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为了巩固统治，他采用汉法，任用汉儒，并以儒家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对儒家理学知之甚少，也不了解“以儒术治国”的道理，而在此时，一位不愿为官的西夏遣民高智耀却挺身而出，积极进言，宣传儒家思想，为大量被沦为官奴的天下儒士请命，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儒士，而且还是一位西夏儒士。由此可见当时西夏儒学教育的昌盛及其影响之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