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将其侵略势力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北连内蒙，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地域，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经济的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建立。
石嘴山设洋行，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最后撤走是在民国15年（1926年），前后40多年。当时，天津是帝国主义在北方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英商雇佣了一个名叫“葛秃子”的人，只身潜入西北。他到石嘴山后，住在许存荣开的旅店里。一天，他看到当地居民将好端端的羊毛与土掺和在一起，甚是奇怪，便问其所以。居民回答说“：沤粪上庄稼。”葛又问“：为什么不用羊毛卖钱呢？”居民说“：羊毛除了做毛毡，别无他用，也无销路，只有沤粪。”葛秃子回到旅店后，仔细一想，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他想低价收购羊毛，但苦于没有本钱，于是便请旅店掌柜许存荣为他出面担保，赊购居民手中的羊毛，条件是给许存荣以优厚的报酬。不到一个月，就收毛2万公斤，作价每50公斤羊毛换银2两，下一年付款。葛秃子雇了两只船，装上羊毛，由黄河顺流而下，到包头上岸，再由陆路转运天津。经英商倒手后，以每50公斤羊毛换20两白银出手，获利巨大，葛秃子由此发了一笔横财。
葛秃子有了资本，便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设洋行，收购羊毛。光绪六年，他携带现银第二次前往西北。在途径内蒙蒲肐臂湾时，从旅店主人口中得知，此处有一个名叫张三的人，经常在后套一带拦路劫财，路上不很安宁。葛秃子既想发财，又不愿路上出事，便请店主人派人给张三送礼，愿出1000两“买路钱”。店主人一看葛秃子很识相，当然乐于牵线，遂派伙计王万银给张三送信。张三收下“买路钱”后，又和葛秃子见了面，并交了朋友，还亲自“保镖”送葛秃子到石嘴山。葛秃子让张三留下当帮手。葛秃子回到石嘴山后，首先偿还去年赊购羊毛的欠款，取得当地毛户的信任。接着租房开业，在石嘴山挂牌成立“高林洋行”，开始用现款收购羊毛、羊皮。后来听说青海西宁的羊毛比宁夏的还好，葛秃子与张三商议，将内蒙蒲肐臂湾旅店的伙计王万银约来，由葛秃子买枪买马，张三和王万银保镖，又到西宁收购皮毛。葛秃子一行从西宁回来后，即将所收皮毛运往天津。葛秃子第三次到石嘴山时，还带来一批广东人，扩大组织和收购范围，开始在牧区设立外庄（即商号）。
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获利丰厚，引起外商的注意。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资本和规模气派都超过了葛秃子。仁记洋行一面用钱收买张三和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展开了与高林洋行的竞争，此后又有8家洋行先后在石嘴山设立。它们是：英商新泰兴洋行、英商天长仁洋行、英商平和洋行、英商聚立洋行、英商隆茂洋行、英商明义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德商兴隆洋行。包括高林、仁记在内的10家洋行中，资本比较雄厚的有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共6家，时称“六大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在天津英租界，常住石嘴山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具体负责洋行业务。各行在临近牧区的城镇设“庄”，负责联络收购。在产毛区设“外庄”，专司放款、订毛、收毛之责。
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它的资本都是由外国洋行提供的。石嘴山资本最雄厚的六大洋行，通过中国买办，利用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与封建官府和豪绅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从六大洋行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地设立的“外庄”地址和范围看，几乎囊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每到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从牧民手中收购皮毛。他们每年收购的羊毛约为1000万公斤，羊皮约为百万张。羊毛有宁（夏）毛、青（海）毛之分。宁毛因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价格低，早期每50公斤羊毛换3~5两银子，晚期增至7~1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每50公斤为25~30两银子，最高达35两。青毛因一年剪1次，纤维较长，故价格较宁毛高，平均每50公斤羊毛换15~2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每50公斤为30~40两银子，最高达到50两以上，洋行最少也有1倍以上的利润。以40年时间来计算，帝国主义从我国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4亿公斤、羊皮约4000万张，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
洋行进行盘剥和掠夺，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根本不了解内地羊毛、皮革的市场价格，洋行便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皮毛价格，大肆掠夺牧民财富。二是谎骗讹诈。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压质压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牧民将羊毛运到石嘴山后，洋行故意不开盘，有行无市。牧民无处销售，又不能运回，洋行便乘机杀价，或指示下面人，酌情给点米、面、布、茶、糖等物换取羊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跟牧民签订所谓“贷银订毛”合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最困难时期，洋行以压价预购的方式贷款给牧民，条件是牧民必须在秋季将羊毛交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数，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拴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
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皮毛生意，同时也严重地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并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