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福克纳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应该写几句话来纪念他。
十几年前，我买了一本《 喧哗与骚动 》，认识了这个叼着烟斗的美国老头。
我首先读了该书译者李文俊先生长达两万字的前言。读完了前言，我感到读不读《 喧哗和骚动 》已经无所谓了。李先生在前言里说，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跳起来，在房子里转圈，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也去创造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为了尊重福克纳，我还是翻开了他的书，读到第四页的最末两行：“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看到这里，我把书合上了，好像福克纳老头拍着我的肩膀说：行了，小伙子，不用再读了！
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好运气甚至比天才更重要。
福克纳让他小说中的人物闻到了“耀眼的冷的气味”，冷不但有了气味而且还耀眼，一种对世界的奇妙感觉方式诞生了。然而仔细一想，又感到世界原本如此，我在多年前，在那些路上结满了白冰的早晨，不是也闻到过耀眼的冰的气味吗？未读福克纳之前，我已经写出了《 透明的红萝卜 》，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我正为这种打破常规的描写而忐忑不安时，仿佛听到福克纳鼓励我：小伙子，就这样干。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从此后，我忙于“建国”的工作，把福克纳暂时冷落了。但我与这个美国老头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我还用见到他的书就买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每隔上一段时间，我就翻翻福克纳的书。他在书里写了些什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至今我也没把他老人家的哪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过。我看他的书时，就像跟我们村子里的一个老大爷聊天一样，东一句西一句，天南地北，漫无边际。但我总是能从与他的交流中得到教益。
当我一度被眼前那些走红的小说闹得眼花缭乱时，福克纳对我说：伙计，要永远定出比你的能力更高的目标，不要只是为想超越你的同时代人或是前人而伤脑筋，要尽力超越你自己。
当我看到别人的成功发财心中酸溜溜时，福克纳对我说：伙计，好的作家从来也不去申请什么创作基金之类的东西，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如果他不是一流作家，那他就说：没有时间或经济自由，以此来自欺欺人。其实，好的艺术可以来自小偷、私酒贩子、或者马夫。仅是发现他们能够承受多少艰辛和贫困，就实在令人惧怕。我告诉你，什么也不能毁灭好的作家，惟一能够毁灭好的作家的事情就是死亡。好的作家没有时间去为成功和发财操心。
与福克纳老头相交日久，我也发现了他一些可爱的小毛病。譬如说话没准，喜欢吹牛。明明没当上空军，却到处说自己开着飞机上天打过空战，脑袋里还留下一块弹片。而且他还公开宣称，从不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譬如他曾经说过的一个作家为了创作，可以去抢劫自己的母亲。他跟海明威的关系也像两个小男孩似的，打起来很热闹，但没有什么质量。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有这些缺点我才能历久不衰地喜欢他。
前几年，我曾去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福克纳国际讨论会，结识了来自福克纳故乡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回国后寄给我一本有关福克纳生活的画册，其中有一幅福克纳穿着破胶鞋、披着破外套、蓬乱着头发，手拄着铁锹、站在一个牛栏前的照片。我多次注视着这幅照片，感到自己与福克纳息息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