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我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消解文学理论的大合唱，说什么文学理论是“幻觉的蛊惑”，是脱离实际经验的“高空作业”，它试图以几个抽象的概念把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一网打尽，以致“无限大的理论就是无限空的理论”，从而提出要“告别理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来谋求新的存在”，亦即所谓“文学理论批评化”的主张。
这里反映了对于理论的性质和效用的一种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众所周知，人类的各种知识本来就有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两个层次的分别，前者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后者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这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的。但由于古希腊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把现象与本质加以二分，这样，就造成了后世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别的分歧甚至对立：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人的感觉，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它的合理性是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路线，但是没有看到一切感觉经验都是个别的、偶然的，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单凭观察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它只能是知识的基础和来源而不能直接提升为普遍的知识，亦即真理。所以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唯理论则刚好相反，它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认识论中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形式、提出综合和演绎的重要性，但由于它把观念看作是“天赋”的、自明的，并对思维的独立性作了片面地强调，认为人们只要凭着理性直观和逻辑推演就能获知识，从而导致脱离经验，把先验的原理“作为思维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是常常可怕的虚构”，使之陷入封闭而走向唯心主义。这两派之间，由于经验论比较接近常识，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自19世纪以来，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等。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缺少理论思维传统、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国家，加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都是生动、直观、丰富多姿、变动不居的东西，这使得我国的文学理论天生就亲近经验而疏离观念，倾向于直觉、感悟而不擅长分析、推理。正如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都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来取长补短、完善自身一样，这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问题在于，在今天，我们有些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还是完全站在经验论的立场，视理论以说明和描述文学现象为己任，不仅看不到理性派哲学对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的研究在推进理论学科的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这方面后来为黑格尔所继承并推向高峰），而且不加分析地把一切理论分析和推演都说成是“逻辑主义的胡说八道”来任意加以贬损，这正好暴露了他们自身理论修养的欠缺，表明他们对理论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前康德的亦即18世纪的水平。
按照上述的认识，我认为今天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就应该力求把两个层面统一起来，这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共同承担的任务。因为文学理论作为理性层面上的知识，尽管它离不开逻辑的推演，但归根到底源于文学实践，通过对文学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评判提升而来；那种完全没有创作或阅读经验，不是基于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和体会的“蜘蛛织网式”的纯思辨的理论必然是隔靴抓痒、干枯乏味，缺乏生命活力的。而文学批评尽管是立足于对文学现象的剖析和说明，但又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否则就像王国维所说的无异于“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所以那种完全没有理论支撑的批评必然是肤浅浮面，甚至失去批评所应具有的评判能力。当然，由于各自的性质和任务的不同，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所侧重。由于理论层面上的知识是人类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结晶，是以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它的核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来说，它只能是作为认识经验现象思想依据来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求得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就这一点而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在实现经验派与理性派的统一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
批判哲学无疑是在德国理性派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特别是莱布尼茨“统觉”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擅长的是综合和演绎。但是又不同于它之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性派哲学，而力图把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哲学结合起来。它虽然与经验派哲学一样都是把经验当作是知识的唯一的基础，但不赞同像经验派那样把经验的知识看作就是真理；而认为要使经验成为真理，还需要有先天的知性概念为依据来对它加以整合。“因为经验本身是一种需要理智的知识，而理智的规则是必须假定为在对象向我呈现以前先天地在我心中的，它先天地表现在概念里，所以经验的一切对象都必须是依照概念的，必定与概念符合一致。”所以卡西尔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只有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这表明认识不只是主观符合客观，而且还必须客观符合主观。由于人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主观条件的不同，所以各人所获得的认识也不一样。这就是康德在认识论方面所发起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既克服了经验主义所不可避免导致的感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倾向，又使得理性主义所宣扬的“天赋观念”克服其封闭性而与经验的知识得以结合，而把理论从纯粹是描述的、说明的或纯粹是逻辑的、思辨的变为反思的、批判的，使人们对于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作以下说明：
从认识的观点来看，观念是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概括的成果，它以语言（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反过来又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思想依据，支配和指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什么、怎样看待，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取决于我们怎样看。最简单明了的例子莫过于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通过对威尔斯语的研究向我们所提供的事实：对于颜色，英语中有green（绿）、blue（蓝）、grey（灰）、brown（棕）之分；而在威尔斯语中，blue、grey是同一个词，都是gles，所以一般威尔斯人都辨别不出蓝、灰的颜色，只有在懂得英语的那些威尔斯人中，才具有辨别蓝与灰的能力。这事例就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认识事物的，要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即使掌握的材料最多，也不能认识世界、发现规律、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虽然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于古希腊时代，但是在理论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自然观上却低于古希腊时代。原因就在于当时被一种“僵化的自然观”所支配着，直到康德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提出“星云假说”之后，才打破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而使得科学的理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而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更何况人们对世界的反映有两种形式：除了事实意识之外还有价值意识。前者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意识，后者则是对于客观事物与人的主观需要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意识，所以这种反映又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认识，它是经由主体的评价和选择所形成的，因而必然打上人的主观理想、愿望、意向的印记。文学活动是一种审美价值创造的活动，文学作品是作家所创造的审美价值的载体，这就使得文学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研究者的审美评价。所以对于文学的观念，如同弗·斯雷格尔所说“只能规定文学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文学“在过去或现在在现实中是什么”。因而，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并以各自的需要出发来要求文学的今天，像丹纳所标榜的完全客观的、中立的，“既不禁止什么，也不宽恕什么，它只是鉴定和说明”，就像植物学家那样，纯客观“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橘树和桑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的文学理论是没有的；正如在伦理学中，所谓“普世价值”迄今为止还只不过是人们的理想和追求那样，在文学理论中，迄今为止也没有能为人人所能认同和接受的像自然科学那样“普适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种种学派之间所存在的分歧和争论了。因此，尽管我们要求我们的理论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但却从不希望把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学现象一网打尽，更反对以所谓“普适性”掩饰下来消解我们看待文学美丑的标准。如我们坚持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的，我们就不会承认什么“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会写出美的文学。要不，我们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又怎么会有指导意义和引导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在看待文学现象时是离不开一定文学观念为指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之中有的比较明确、自觉，有的不一定十分明确和自觉罢了。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既然观念不仅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有价值的成分，价值意识不是以“是”而是以“应当”来表述的。“应当”所表明的不是一种现实性而是一种可能性，它需要通过人们行动去争取、去实现的，所以它是一种实践的意识，是人们行动的目标和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是没有一定显示人的行动目标的观念，就不会有人的自觉的行动。所以萨丕尔在谈到语言的功能时不仅把它比作是“胶囊”，只有“有了它人的思维的内容才能得以包装”，而且认为它还是一道“车辙”，仿佛是行车的轨道，指引着人的行动按照它的指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试想：“假如‘自由’、‘理想’这些词不在我们心里作响，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准备为自由而死，为理想而奋斗吗？”这种支配和指引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观念要是到了人们所坚信和确信的程度，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念”。一切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行动，无不都是在一种高尚的信念推动下进行的。爱因斯坦在谈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时曾经写道：“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情感”，并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科学研究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文学活动？因为文学是人的“灵魂的事业”，它通过影响和作用于人的灵魂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它的使命的崇高性决定了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工作并要使自己在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人，就不可能没有这样一种高尚的信念和动机。从历史上来看，不仅是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而且凡是伟大的、杰出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几乎无一不是以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的战士！这就决定了“判断”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本性所在、灵魂所在和威力所在。如果我们由于反对以往那种扣帽子、打棍子、“政治裁判官式”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而把理论批评看作只是描述现状、说明现状，或在所谓“宽容”、“多元并存”的幌子下只是谈谈感想而不下判断的话，那只能说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职能的沦丧，是理论和批评工作者价值观念的迷失。由于理论和批评总是在意识层面上开展的，不像文学创作那样往往只凭情感驱使，这就使得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比作家有更明确的自觉意识和理性诉求，他的活动就更离不开一定观念的支撑。
正是由于观念在理论中有着如此重要地位，我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使我们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看待文学问题上有自己正确的思想指引。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我们文学理论来说，要使之在现实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就要在建立我们的文学观念上下工夫，以求为我们对于现状的反思和评判确立自己的思想依据。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的建设中不能盲目地追随西方，以移植西方流行的文学观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而必须立足于现实，在吸取我们民族和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按照我们时代和群众的需要来进行建构。从这一要求来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是有愧于时代的，这突出地表现为价值观念的迷误和思维能力的弱化。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在当今人们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对理论的实效性作片面的狭隘的理解，把理论当作是一种工具、法规，只是以直接说明现状为满足之外，与最近几年在我国流传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分不开的。它们所宣扬的所谓“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等口号，使得在我们这个本来就缺少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好不容易自“五四”以来引入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艰难地发展起来，至今仍然是步履蹒跚的我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更是雪上加霜，以致当今的文学理论几乎完全回避了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而日趋零散化、肤浅化、工具化、实用化、时尚化。这样，理论的根基也就完全坍塌了。
当然，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只有观念是不够的，因为在理论科学中，观念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的主观的设定，它只是为我们解决经验领域中的问题提供一个思想依据和理论前提；要使之为人们所接受，还需要我们对之开展具体、深入、有说服力的科学论证。一部真正有见解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我看来，它既要根据一定的文学观念通过阐释具体文学现象、解决具体文学问题来证明其观念自身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又要在论证的逐步展开过程中，使文学现象这一“感性的具体”上升为按一定观念所把握到的“理性的具体”和“理论的具体”，即黑格尔所说的以概念的形式“把一切规定都汇集在一起”，以求既不背弃现象又能深入本质。所以，它所揭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这就离不开理论的思维，唯此，我们才能发现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把散乱的经验的知识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意见”上升为“真理”，我们的理论才会具有学理性，而不至于流于对知识材料作简单的拼接和凑合。而这，正是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现在不少“论著”不是以一知半解地以兜售当今某些西方的文学观念、做西方的文论掮客为满足，就是以描述、说明文学现象为能事，很少有致力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的探讨和建构的。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文学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当今我国文学批评由于失去理论的支撑丧失了评判的能力，而对文学创作不再有引导的作用。正如有的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在我国文学批评界，正面临着价值立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日趋模糊、淡化的危险，“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愈来愈向个人化、私语化方面发展，批评界也有人提了‘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批评主张。在有些人看来，当今是处于开放多元的时代，理应奉行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站在这个立场上看，真理是多元的，价值是相对的，存在是合理的，一切言说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无所谓对错、善恶、美丑。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意义言说和价值评判，如果有谁要坚持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并进行价值评判，就会被指斥为观念保守、思想僵化，是话语霸权、文化专制，是帽子批评和棍子批评等，使人对价值评判视为畏途而退避三舍”。文学是作家创作的审美价值的载体，文学批评既然是针对文学现象发言的，又怎么有可能回避对之进行价值评判？这“无异于消解了文艺批评的根本精神，使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而造成文艺批评的这种价值迷失，除了社会现实的原因之外，我认为就是与理论界出现的这种消解理论的大合唱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文学理论研究完全放弃了对文学本质、文学观念等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从而致使文学批评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而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立场、眼光、原则和标准，反过来又直接损害了文学批评自身。事实表明文学批评的开始不是文学理论的终结，而恰恰应该是文学理论的加强，表明“文学理论批评化”此路不通！
这当然不是说反过来我们主张“文学批评理论化”。前面说过，各种知识都有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两个不同的层次，两者各有自己的职能而不能互相取代，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的。但鉴于目前理论界所刮起的一股消解理论之风，我觉得强调一下理论的价值以及它对批评的指导作用是有必要的。这不是说搞理论的人比从事批评工作的人要高出一等，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而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当然，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能尽如人意，还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一职责和使命。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作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从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入手。要是不能反思自身的不足而反过来以轻浮的态度不加分析、区别地肆意挖苦、嘲讽起理论来，那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浅薄和无能！
2008年“五一”前后，收入本文集时经修改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