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迁台后，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曾尝试过多次政治改革。但就改革的内容、规模、深度而言，应以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此次改革被海内外人士看成是蒋经国“向历史交代”最重要的部分。这次改革的时间起点为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抱病亲自主持会议，并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词。由于身体虚弱，致词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代为宣读。蒋经国口头要求全体会议代表“集中意志，精诚团结，为达成本党革命任务的最后成功，继续奋斗”。
会议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的中心议题案。该案明确指出：台湾在取得“光明进步”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九个方面：社会治安的再加强，政治风气的再整饬，非常时期措施的再调适，民主宪政的再策进，地方自治的再充实，经济时期措施的再推进，精神生活品质的再提升，反制中共统战诡谋的再强化，国际关系的再开展。
在此次大会中，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委人选作了调整。以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分别替换了原中常委委员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进入中常会的四位新人，除李焕外，其余三人均在50岁以下。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学历，而且都是现职部长，赞成蒋经国的改革路线。李焕是蒋经国的门生及嫡系，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陈履安是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之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吴伯雄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施启扬获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吴、施二人又是国民党一手提拔起来的台籍“青年才俊”。这一更换，体现了蒋经国对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常会“年轻化”、“本土化”、“党政一体化”的思路。他对调整后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表示：
今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责任格外重大，在全会闭幕之后，所有决议都要中央常务委员会来规划、执行，这样才不会辜负大家的付托和期望。所以，希望常务委员能够了解任务的重大，切实负起责任，贯彻全会的各项决议，实实在在做好党的工作，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来带动全面的革新。
为了贯彻蒋经国“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的指示，国民党中常会于4月9日通过决议，选出12名中常委委员组成小组，负责此项规划，分工策行。“十二人小组”成员是：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由严家淦任召集人。“十二人小组“成立后，蒋经国说：“今天推定12位常委负责三中全会各项决议案之研究规划，分工策行，是非常迫切的工作。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我们要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今后，为了使工作更为落实，我们要加强彼此协调，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不可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不要为自己着想，而要为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着想。”
然而，在这个小组中，也有反对改革的元老级人物，如86岁高龄的司法院长黄少谷。所以，小组刚成立时，内部往往会有两种意见，互不相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时任“十二人小组”的副召集人李登辉后来回忆说：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虽然国民党开三中全会声称要推动政治改革，并成立十二人小组，但都只是敷衍给蒋经国看，并不是真正进行改革；蒋经国那时是真有改革的意思。
“十二人小组”的工作状态使蒋经国颇为生气，不得不亲自过问，主动提示，大力催办，明示“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进行”。同时，蒋经国又分别约见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党政军高级干部，向他们说明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放眼向前看”，这才逐渐化解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从而加快了工作的进程。“十二人小组”也就成为“政治革新”的策动机关，每一项革新计划，都是先由“十二人小组”提出具体方案，呈中常会讨论通过后，再付诸实施。
在蒋经国的督促下，“十二人小组”对“政治革新”内容作了深入研究。至5月，“十二人小组”正式提出了六大议题：“一、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二、地方自治法制化。三、国家安全法令。四、民间社团组织制度。五、社会风气与治安。六、党的中心任务。”
在这六大议题中的第三、四两点就是针对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而言。后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也纳入了改革的内容。
在“党外势力”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后，蒋经国于1986年10月7日约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以及记者戈林菲、艾金克等人，首次向外界透露他将“向历史交代”的核心内容以及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问：可否请阁下证实您准备解除戒严令的报道？
答：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使政治团体制度化与合法化。我们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小组”，来研究终止紧急命令及可能组成政治团体的提议。
问：据说新的“国家安全法”将取代通称的戒严令的紧急命令，两者有何具体差异？
答：过去，在实施紧急命令的时候，非军人触犯某些罪行，将受军法审判。在紧急命令取消之后，非军人不再受军事法庭管辖，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也会取消。在戒严令之下，某些犯罪将受严厉的处罚，而这些犯罪的性质规定的不够明确。研订中的“国家安全法”中，将就这些犯罪作较明确的规定，同时刑罚会比较宽大。
问：新的立法对于组织新党会有什么规定？
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订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宣布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我是从报纸知道“组党”的消息。
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马英九也参加了会见，并负责蒋经国的英文传译。后来他回忆当时情景说：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
10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十二人小组”提交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和《动员戡乱时期民间社团组织》两项政治革新案，要求“行政院”尽速研拟相关法规草案，并于完成立法程序后公布施行。这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正式启动了。在此次中常会上，蒋经国作了即席讲话，他声称：
这两项革新措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贯彻三中全会决议改革党务的重要议题。此项议题，曾经过很多研讨，容纳了党务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与中央常务委员，及学者专家的多方意见，应属切实可行。
我们的一切措施与作为，都是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前瞻性的眼光，求进步的做法，并以向国家负责、向历史交代的态度，往前迈进。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种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的讲话，给国民党高层以极大的震动，尤其是他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成为当时台湾政坛上的一句名言。宋楚瑜后来回忆说：“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
毫无疑问，蒋经国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也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地抗争的原因，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疾病缠身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