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组党失败后，台湾的组党运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1970年代，“党外势力”逐步得到发展，他们一面树起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大旗，一面积极地参与“中央民意代表”与地方公职候选人的选举，利用合法手段参与政治活动。到1970年代末，“党外势力”已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逐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组党运动。
按照规定，1978年将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为了扩大声势，“党外势力”于1978年10月6日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助选团的宗旨是“希望各候选人共同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众为目的”。助选团的任务是：
为各党外人士提供统一政见、统一竞选标语和歌曲，作全台党外候选人宣传资料的交换中心，并及时提供中外记者和通讯社，安排助选团巡回助讲时间和地点。有违法或突发事件时，做全台湾性的支援或纠正中心，有系统地为各地候选人筹划监票工作，发行选讯，并在各选区设立联络办事处。
助选团由黄信介担任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总干事兼发言人，陈菊担任总部秘书。助选团分为资料组、策划组、美工组、摄影组，设有四个选区办事处。助选团成立后，积极串联全台党外候选人，发动凌厉的文宣攻势。10月31日，助选团又提出了“彻底遵守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尊重人格尊严、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大赦政治犯”等12项政治建设的目标。
然而，正当“党外势力”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时，12月16日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即将建交，并与台湾当局断交。这一消息对蒋经国和台湾当局予以沉重的打击。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延期选举宣布后，立即遭到了“党外势力”的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张德铭、黄天福、吕秀莲、林义雄、陈菊、施德明等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了《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
美国宣布决定与中共建交后，政府突然决定延期办理选举，造成全民心理上无限的震撼，我们体会政府的苦衷，但美国与中共建交，对“中华民国”的生存与活动，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任何不当的应变的措施或主张，都是不正常心理所造成的，我们担心这些将可能产生摧毁性的结果。
世界局势的艰险，以及外交关系的挫折，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困境，我们如果能够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一定能突破一切困难，开创共同的机运。
权衡情势，惟有从速恢复选举活动，才是“处变不惊，壮敬自强”最有力的表现。维持正常的政治活动才能突破困局。
我们并且相信，从速恢复选举活动，足以表示政府实行宪政对抗暴政的信心，我们期待政府勇敢地抗拒军事统治的诱惑与压力，惟有在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下，始足以表示全体上下一致推行宪政的决心。
“台美”断交后，很多传言对“党外势力”不利。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党外人士国是会议”，商讨对策。因场地被国民党情治人员占领，不得不转至助选团总部集会。在集会中，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党外人士国是声明”。他们声称：“我们是一群献身于政治改革、爱国、爱乡的党外人士。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多年来的努力一再被歧视、诋毁和丑化。但在国内惨遭如此重大打击之下，为了凝聚一切救国的力量，我们觉得有责任把我们的立场和主张作庄严的宣示。”他们在声明中再次重申了12项共同政见。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党外势力”俨然成为台湾的“第四党”。
1980年5月14日，蒋经国为了缓解内外环境的压力，维持台湾社会的稳定，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公职候选人员选举罢免法”，接着又于6月11日宣布恢复办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因“台美”断交而中止两年的选举，最终得以恢复。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虽然因骨干分子被抓，组织遭受打击，但公开审判的过程，经由媒体的披露和转述，“党外势力”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获得社会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在审讯期间勇敢的表现，反而赢得了更多民众的同情，加上“林宅血案”的发生，民众反而转向支持“党外势力”。所有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辩护律师、大批的党外新生代，迅速集聚起来了，参与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是姚嘉文的妻子。在“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她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
由于周清玉以悲情出场，一下子打动了公众的感情，加之社会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弟弟黄天福等都以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仍能维持20%的选票，说明民间对“党外势力”政治主张有相当的认同。1980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后，“党外势力”更加积极地投入各类选举之中，并开始筹组各种类似政党的组织。
1981年底，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即省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三项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此次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以资深“立委”费希平和1980年当选的“民意代表”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组成了“党外推荐团”，提出“制衡”的竞争口号，并且统一用绿色系统，书写有“党外”字样的绿底白字竞选旗帜，同时采用推荐的制度来提名候选人。这已显示“党外势力”已初步具有政党的雏形。
选举前，党外“立委”费希平等人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然而，“行政院长”孙运璇在答复“立法委员”时声称：“我国是民主宪政国家，现在有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实际运作上，已有多党政治的形态。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规定，戒严时期停止结社，暂停现有政党之外另组新党。”
“开放党禁”的要求被拒后，党外推荐团发表竞选声明：“我们党外人士参加选举之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制衡的力量，使民主政治更进步”，并号召党外候选人在竞选中遵守以下两个原则：（一）为了端正选风，不管国民党候选人是否有贿选之情事，党外人士绝对不买票，让选民去作理智之选举。（二）选罢法虽然有许多条文欠缺公正性，党外人士也必须遵守。我们不为越轨之行动，我们不作人身之攻击。
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一共有3人当选为县市长，11人当选为省市议员，8人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其中，陈水扁、谢长廷本以“高雄事件军法大审辩护律师”的身份进行登记，参与台北市议员选举，但台北市选委会以无“高雄事件”为由加以拒绝，最终他们以“美丽岛辩护律师”的身份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此次，地方选举结果再次表明“党外势力”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国民党面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1982年，“党外势力”不仅在舆论上要求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而且开始公开鼓吹组党。对此，内政部长林洋港在立法院表示：“如果有任何组织新党的事发生，主管机关自应依法予以制止。”然而，对于台湾当局的警告，“党外势力”立即发表宣言，予以驳斥。党外“监察委员”尤清在《博观》杂志上发表《凭什么制止组党？》的社论，并首次公开提出了12条“组党构想”。
然而，“党外势力”的言论立即遭到当局的封杀，鼓吹组党的《钟鼓楼》、《进步》、《博观》等杂志相继被当局以“内容严重，混淆视听”为由查扣。
9月，“党外势力”一面大肆鼓吹组党的同时，内部也逐渐发生分歧，以康宁祥为首的党外人士组织“党外中央后援会”（后援会），以党外杂志的负责人及新生代“统”、“独”各派人马为主组织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编联会）。以“党外新生代”为主体的编联会，主张以“组党”为目标，对康宁祥等人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折冲中的妥协立场表示强烈不满。由于“党外势力”内部的分歧，使得“党外势力”在1983年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中处于不利局面，由原先的9席降为6席，康宁祥、张德铭和黄煌雄均告落选。
此次选举失利警告了“党外势力”，不团结就很难形成力量。为了整合、团结党外人士，党外“立委”和“民意代表”费希平、尤清、周清玉、康宁祥、黄天福、许荣淑、方素敏、余陈月瑛、江鹏坚、谢长廷等人，于1984年1月8日在台大校友会馆集会，讨论筹备“党外后援会”。然而，经多次讨论的结果，却于5月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
由于“党外势力”的事实存在，尤其是它的得票率和舆论地位与日俱增，使得“党外势力”逐步演变成了半合法化的“政党”。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非常震动，不愿意看到“党外势力”有常设性机构，故有取缔之意。1984年11月21日，国民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后来由于“江南案”、“十信案”的影响，国民党才放缓了对“党外势力”施压的步伐。
1985年11月，台湾将举行四年一度的地方公职候选人选举。选举再度为“党外势力”带来动员群众的机会，也提供了党外精英组党的契机。为了团结“党外势力”，一致进行年底的县市长级省市议员选举，“党外势力”于9月28日将“党外公政会”和“编联会”联合起来，组成“党外选举后援会”。后援会统一候选人的政见，并打出共同口号“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并设计了共同的旗帜。后来这面旗帜成为民进党的党旗。由于“后援会”有了共同的政见、口号、旗帜，标志着“党外势力”离“政党”更进一步了。
11月16日，选举结果揭晓，“党外势力”的选举成绩斐然，省议员当选11席，台北市议员当选11席，高雄市议员当选3席。而尤清和陈水扁分别在台北县和台南县县长选举中掀起了一股“旋风”，并分别高票当选。选举的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党外势力”的信心。
1985年12月26日，公政会修改章程，为进一步扩大组织，改名为“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且非公职人员亦可加入党外公政会”。自1986年2月，公政会在各地筹设分会，形同设立地方党部。面对公政会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发动媒体对公政会进行围剿，并派相关人员加以劝阻，但遭到公政会的拒绝。公政会秘书长谢长廷在党外杂志发表声明，公政会不会在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屈服，设立分会的意义就是在于建立在野力量的制度化。
随着“党外”势力不断高涨，以及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开始推行以解除“戒严”等为主体内容的“政治革新”。1986年3月，蒋经国提出了“守宪、反共、反台独”的“组党三原则”，这为“党外势力”筹组新的政党开了一扇门，“党外”势力加快了组党步伐。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以许信良为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
我们为了争取组党的权力，决定于1986年5月1日在海外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台湾民主党”是一个突破“党禁的党”，成立之后，迁党回台，突破党禁。党外组党运动已经在台湾酝酿。“台湾民主党”只是任命临时干部、执行迁党回台任务，配合党外的行动。迁台以后，由党外人士充实组织，任命常设干部，成立各级党部。
该委员会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许信良之所以敢公开挑战台湾当局的党禁，他自己认为：“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没有能力对‘党外势力’再作一次全面的镇压。因为现在‘党外势力’的整体性、组织性已经比1979年时要好很多，‘党外势力’、党外群众，甚至整个台湾社会向国民党挑战的坚定意志比1979年强了很多。而现在国民党也已大不如1979年的国民党，在统治的实力上，它已衰弱太多了。”许信良等人在海外组党，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民主宪政和党内外关系发表讲话。他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同时，蒋经国还强调：“我们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
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萧天、梁肃戎与黄光平三人在自由派学者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的撮合下，与“党外势力”代表进行会谈，并达成三项共识：（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2）参加人士对于公政会与分会的成立咸表同意，至于“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磋商；（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的和谐而努力。
此次沟通的结果，对于“党外势力”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国民党当局原则上已经承认了公政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同意了公政会在各地设立分会。5月10日，公政会台北分会正式成立，至8月15日，全省各地已建立了14个公政会分会。
第一次沟通会后，“党外势力”更是欢欣鼓舞。5月19日，党外人士郑南榕在台北龙山寺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要求当局即刻解除戒严，并准备发动群众至“总统府”抗议。“党外势力”的游行抗议激化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也使蒋经国非常生气。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
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逮捕了郑南榕，而陈水扁则因受蓬莱岛案的牵连被判刑八个月，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也以毁谤罪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这些被判刑的“党外人士”陈水扁、李逸洋、林正杰等人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放弃上诉，采取街头运动的方式，举行盛大的坐监惜别会，在全台各地掀起了一阵“街头风潮”。
1986年9月28日，“党外势力”齐聚台北圆山大饭店，讨论“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事宜，准备建立“1986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在会上，谢长廷和尤清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讨论组党事宜，主张立即组党。他们认为，后援会只是过渡性质的组织，而“党外势力”的目标就是组党，现在正是组党的最好时机。因为蒋经国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连出席会议都需要乘坐轮椅，万一蒋经国突然有什么意外，台湾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党外势力”也许会错失组党良机。何况“党外势力”的处境已经非常险峻，不少党外人士被捕入狱。对于谢长廷等人的提议，与会的130余名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并推举费希平担任召集人。当日下午，会议讨论了党名、党章，通过了谢长廷的提案，以“民主进步党”作为党的名称。大会结束后，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人主持召开“民主进步党”成立记者会，由费希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民进党的成立，虽然公开冲击了台湾当局的党禁，但蒋经国却没有下令予以取缔，而是加快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