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虽然就职已近一个星期，上海的物价依然在涨。8月28日，蒋经国在日记中说：“已经涨至最高点，所以今后的问题要能够无条件的将物价压下去。”其实，也就是在当天，蒋经国领导的检查工作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蒋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检查上海市各公私仓库内存期超过三月的花纱布匹。在18家公司的仓库中，查获了储存三个月以上的棉纱3000余件，棉布5000余件，棉衣1900箱。蒋经国当即将这批货物封存。这是蒋经国到上海的第一炮。
蒋经国对公司仓库布匹、棉衣的查封，立即引起了部分商人的恐慌，也遭到了部分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可宣布无罪，其中有无弊端，很难讲”。“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之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民众的拥护。”因此，蒋经国坚决主张“对此类奸商应该严办”。9月9日，检查委员会决定将上述货物全部没收。
然而，蒋经国对这种打击力度很不满意，他决心拿“大老虎”开刀。因为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只有打击这些“大老虎”，才能控制上海的物价，确保“八一九防线”。事实上，这些“大老虎”已在“跃跃思动”，准备反击，“市场已不如往昔之平定”。
9月1日下午，蒋经国决定采取雷霆行动，打击一批“大老虎”，他向检查委员会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当晚，南京方面电令蒋经国，要求他“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严办大的投机商人”。南京方面的态度，坚定了蒋经国的决心。
9月2日，蒋经国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布置检查任务。会后，蒋经国亲自向上海市政府报告了大户奸商名单及其种种违犯经济法令的证据，建议立刻行动，逮捕这些奸商，予以严办。
9月3日，蒋经国召集各厂同业公会负责人说明政府经济管制的政策与决心，他说：“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币制改革成功，则中国尚有复兴之望，如不幸失败，则大家同归于尽。……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
就在蒋经国发表讲话的同时，上海市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宪兵及江湾、沪宁路、沪杭路警察分局一齐出动，对全市的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并逮捕了七个上海市商界巨头。他们分别是：上海市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杜维屏；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聪；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有名的黑市金纱大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耕，也是著名的“亨鼠”大王。
杜维屏的罪名是涉嫌泄露改革币制秘密，曾在币制改革前夕大量抛售股票，空投牟利投机。在证券市场奉令停业后，又从事黑市股票交易。杜维屏的父亲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而杜月笙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蒋经国不顾情面逮捕杜维屏，说明他有意向上海的大老虎们宣战。逮捕杜维屏的政治意义，远远甚于它的经济影响。而蒋介石对蒋经国在上海的强硬手段也持赞同态度。他在日记中说：“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荣鸿元与杜月笙之子等拿办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国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鉴察也。”他还致电杜月笙，声称：“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
荣鸿元不仅是国大代表，也是杜月笙的乘龙快婿，素有“棉纱大王”之称。他被捕的罪名是不愿照“八一九”限价出售棉纱，囤积棉纱。另外，他6月份曾大规模私套港汇。而其他人都科以囤积居奇、违反经济法令。
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就被逮捕的王春哲被判处死刑，他曾是孙科的经纪人。如果不是经济管制的特殊时期，他即使有罪，也不致处以极刑。这是以扰乱金融在上海被处死的第一人。9月24日，王春哲被执行枪决。这一大规模的雷霆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全上海乃至全国。当时有人赋诗，称赞蒋经国的打虎行动：
《今武松》
督导大员蒋经国，
不拍苍蝇捉老虎，
捉罢大虎捉小奸，
誓将奸商一网缚，
笑尔奸商擅作福，
而今但闻一家哭，
国泰民安天下乐！
此次行动，蒋经国认为“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大公报》发表社论，声称：“蒋督导员经国雷厉风行的打虎、打牛、打苍蝇，镇定物价尚在其次，所收心理影响及进而控制物资，贡献更大。”
在蒋经国的雷霆打击下，上海大小商人无不心惊胆战。他们在蒋经国的传讯下，纷纷前来接受训话，保证提供货物，安定市场。
在打击大奸商的同时，蒋经国也接二连三地召见中小商人，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政府的经济管制政策，确保“八一九”防线。他开导商人说：“现在希望各位拥护改革币制政策，最主要一点为恪守‘八一九’之限价买卖，不得任意提高物价。过去物价狂涨，犹如洪水泛滥，如不筑堤防范，必至淹没一切，故‘八一九’限价政策，为防止洪水泛滥。在‘八一九’限价之下，各位也许要忍受少许牺牲，个人吃亏，求大众生存，使大家有饭吃。此种牺牲，并非毫无代价。余知‘八一九’限价非十全十美之办法，惟在今日不失为救急之一法。”
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他们继续想方设法囤积货物和粮食，市面粮食日益紧张。蒋经国决心继续推行铁腕手段，打击奸商，确保物价稳定。他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一天的。”
9月7日，上海金管局一举破获地下钱庄15家。10日，破获私套港汇案，逮捕大区纱厂经理胡国粱等人，牵涉散户22家。17日，又查获大同等四银行非法交易，并勒令其停闭。同时严禁金钞及日用品出口，一旦查获，予以没收。24日，决定举办存货总登记限期五天，未遵登记者，查出即予以没收。
除了奸商受到严惩，一些官员也遭到了严厉制裁。经管期间，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以牟取巨额暴利，被蒋经国手下侦破，人赃俱获，结果被枪毙！接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尼和稽查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勒索被枪毙。
对于蒋经国雷厉风行的管制行动，反对者指责其为“强盗”。对此，蒋经国反驳说：
自从将奸商送入法庭将囤积物资充公以后，有一部分的人说这不是民主，并说蒋经国是强盗。……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上，拿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压倒少数人力量，这就是民主。至于谁是强盗，那倒是一个问题。比如举荣鸿元作例来说，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恐怕他自己也很难计算。听说他最近在虹桥路修大花园，盖大洋房，还有人说半个无锡都是荣家的。他们的财产洋房是建筑在人民骷髅上。这种行为难道有异于强盗吗？
政府现在决定没收囤积居奇的货物，是因为投机家将货物当作扰乱金融、操纵市场的工具，而非以供应市场为目的。我们所要没收的，不是所有的货物，而只是囤积的货物。对于正当工商业的财产，不但不加以丝毫的损害，并应加以保护，政府决定将所有没收的货物完全变卖，将所有的钱用来做救济事业。到底谁是强盗，大家一望即可明白知道。
打虎一个月，蒋经国不仅把上海的物价守在了“八一九”防线，金圆券的兑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不仅普通市民们，就是一些中小商人，因慑于蒋经国的赫赫威势，纷纷将自己的黄金、外币拿去兑换金圆券。期间，银行门前是人流如潮，争先恐后。上海市共兑换1105652两黄金，32800384元美金，再加上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共合于金圆券37200万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这在当时“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可以说是空前的奇迹。
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国内外的舆论都报以热烈的拥护，远在新疆的立委们首先致函蒋经国，表示“此次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知人善任，派充先生为上海区经济督导员，任职以来，对于‘打虎’工作，铁面无私，勇决执行，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渴望而认为不可多得者”。上海70余位大学教授联名致书蒋经国，称赞其：“以雷霆万钧之力，振本清源，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对玩法扰民投机祸国者以无情打击，使群奸慑伏，强权畏栗，民情忭舞，气象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