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蒋经国已远在苏联，因此宋美龄从未见过蒋经国，蒋经国也未曾给蒋、宋的婚后生活增添任何不和谐的因素。在蒋经国滞留苏联期间，宋美龄甚至还主动劝蒋介石向苏联争取，早日让蒋经国回国。然而，当蒋经国真的从苏联返国时，宋美龄又开始为如何与蒋经国见面而踌躇。毕竟，蒋经国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如何去接纳蒋经国，而蒋经国能否接纳她这个继母，这都令宋美龄深感不安。对此，蒋介石深感烦恼。他在日记中说“家事烦恼，不胜抑郁”，甚至说“生命在国家与民族而不在子孙，国家即吾夫妇之子孙也”。
其实，对于儿子能否认妻子宋美龄为母，一直以来都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在遗嘱中写道：“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应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西安事变时，身陷绝境的蒋介石再次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留下遗嘱：
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去，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蒋介石一再强调要蒋经国和蒋纬国认宋美龄为母，恰恰说明他内心一直担心儿子不认宋美龄为母。然而，躲着不见总不是办法，蒋宋夫妇最终还是决定在杭州与蒋经国一家相见了。
其实，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担心是多余的。历经十余年的磨炼，此时的蒋经国已不再是当年性格拘谨、不善言辞的少年了。他在政治上亦相当成熟，加之已为人父，对亲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蒋介石、宋美龄的心思已能领会。
4月20日，蒋介石终于在杭州与蒋经国一家会面。父子见面，激动万千。蒋经国向父亲和宋美龄行三叩首之礼，芬娜与爱伦也一起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行礼。
当宋美龄看见蒋经国夫妇依照蒋家习俗，行叩头之礼，并称她为“母亲”时，更是异常高兴与激动，一切的担心都显得多余。其实，她为了此次会面也作了精心准备，不仅显示了她第一夫人的高雅风度，还表现出了家庭的亲情，尤其是对芬娜，宋美龄表现出了分外的关心和亲热。
蒋介石还询问了芬娜的情况。当得知芬娜在苏联时期曾与蒋经国共患难后，他非常高兴，并对儿子说：“语言不通可以慢慢学，关键要让她入乡随俗。另外，得起一个中国名字。”
蒋经国连连称是，说：“那就请父亲为她起一个名字吧！”
蒋介石稍作思索说：“既然如此，那就叫蒋芳娘吧。”回到溪口，蒋经国的母亲毛夫人认为“娘”字不合辈分，又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从此，芬娜也就有了中国名字“蒋方良”。
会面时，宋美龄非常体贴地对蒋介石说：“经国离家十多年了，一定很想家，不如让他早日回家去看看。”蒋介石对夫人的建议深表赞同，并让副官去安排。为了蒋经国能体面回乡，宋美龄送给他银元一万元，小汽车一辆，侍卫官两名。也算作是宋美龄对蒋经国夫妇的见面礼。
杭州认母，对蒋经国而言，无疑是一次考验，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宋美龄在蒋家的重要地位。此次会面，蒋经国夫妇给宋美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宋美龄也愉快地接纳了蒋经国夫妇。历史证明，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后来虽然有政见分歧，但彼此间能够互相尊重，母慈子孝，蒋方良对宋美龄也一直很恭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