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昱（320-372）字道万，是晋元帝中宗司马睿之少子，太和六年即位，即晋简文帝。初（322）封琅琊王，徙封会稽王。咸和九年（334）迁右将军，加侍中。咸康六年（340）进抚军将军，领秘书监。永和元年（345）封为抚军大将军，二年（346）因穆帝年幼，诏总理朝政。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录尚书事，时称“相王”。废帝海西公为桓温所废，奉立昱为帝（371），二年因病崩，终年五十三。
司马昱生于帝室之家，早慧，与名士过从甚密，善于清谈，长于品评，风神玄远，是皇室中最典型的名士皇帝。他文才突出，虽然文集仅五卷（已佚），但是文雅闲静，深为士林钦敬，《文心雕龙·时序》曰：“简文帝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他还是个虔诚事佛之人，经常在宫廷讲论佛法，请和尚、尼姑出入宫闱。他在玄学盛行时期成长，在桓氏左右朝政之际摄政，实在也是勉为其难，幸有谢安等人辅佐，加之名士风度为时所称，故能镇住飘摇的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司马昱做皇帝之前就是誉满士林的清谈名士，他之被继其从孙废帝海西公司马奕，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在名士中的影响与声誉。他作为名士皇帝，人格特征自然有别于一般的皇帝，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第一，玄远淡雅。历代皇帝中儒雅者不少，附庸风雅者更多，但是天子的地位与职责使得他们与文士的儒雅悬隔。在朝臣面前，他必须威严整肃；在大量的奏折面前，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日理万机；在天灾人祸发生时，他只能至少装得心系子民，赈灾救人；在内忧外患中，他又寝食难安，时刻系念社稷甚至自己的宝座与生命。总之，不管是好皇帝还是庸天子、残暴之君，很少有飘逸玄远的。司马昱就是历史上极其鲜见的这样的皇帝。司马昱的风度娴雅柔顺，光彩斐然：“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司马昱）来，轩轩如朝霞举。”（《世说新语·容止》）这样说不知有无夸张，但是司马昱的光彩照人自是不必多加解释。这样的风度正是名士所标榜且不遗余力地追求的。他是清谈高手，玄言能将。
他淡乎世事，漠然处事。“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世说新语·德行》）在此可见其异于常人，淡乎世事者四：听凭所处之处尘土覆盖，不愿以人事改变自然之状；老鼠为人类大害，古今一也，所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乃流传甚久的俗语，但是见老鼠行迹，不打也罢了，反而以为佳事，对除鼠害者显露不愉快的神色，实在稀奇；不喜欢人们互相攻击残害，而这恰恰是社会常见，官场必不可少的现象，也是许多政治家喜欢甚至有意要创造的局面；对不满、很不喜欢之事，只是脸露意色，委婉疑问（无乃不可乎）而已，并无干涉之意。
他确实具有非常淡远的境界。当世名士许询以嵇康《琴赋》中语品评其曰：“‘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世说新语·赏誉》）“渊静而闲止”即道出了司马昱神韵。其出世之境，出于庄而胜于庄：“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庄子的濠上之想与濮水之致，那是临濠、濮而有，司马昱更高出他的师傅一筹，竟然在皇家园林里也能具有这种远离尘嚣的韵致，而且还有他的精妙理论：“会心处不必在远”！这种韵致只有陶渊明的“心远”才能仿佛。他具备了这样的高情远志，难怪万事难萦其心，百乱无动其境，处危而不知其危，面暴而不明其暴。
司马昱的雅致也是很惊人的。桓温是当时左右朝政的军阀，觊觎之心相当明显，实为朝廷大患。司马昱此时为抚军将军，辅佐幼主，总理朝政，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微妙而险象环生，但是他竟然能处危不乱，若无其事，仍然保持着非常淡雅的姿态：“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桓温）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以朝廷所命以及皇室之尊，自然应该是司马昱在前，但是他却能谦让至于在后，可能有畏惧之心，但是以淡然而不为人察的姿态现之，可见其“修养功夫”之深。桓温也附庸风雅地以古老的“赋诗言志”传统，用《诗经》的成句，表示对他的“尊敬”：“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帝也不甘示弱，还以同样的《诗经》成句来表示对桓的尊重：“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世说新语·言语》）在这次“较量”中，桓温本是底气十足，在朝廷也是跋扈惯了，因此假装“尊敬”也好，盛气凌人也罢，都是游刃有余，随意处之。可是司马昱却不同了，面对的是有可能颠覆东晋朝廷，抢夺社稷的强敌，自己又在总理朝政，实力上略逊一筹。但是他没有王坦之面见桓温时的恐惧与行为失次等言语举措，相反举止大方，言语儒雅，应对从容，实在也是非常难得！
第二，品评精警。人物品评仍然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品评也与以往不完全相同。品评的范围更广。大凡人的相貌、才学、清谈能力、品行甚至南北学术风格等都在品评之列。与西晋比较，对人物外貌的品评不那么突出了，最重要的是才情与品行。清谈方式依然是手持麈尾，以口才为上。但是稍有变化的是，似乎麈尾没有以前那么非有不可了，也可能是偏安江左的客观条件所限吧；在驰骋口才的同时，也有先用笔各自写好，然后比较优劣的，这样同时清谈的不限于主客两人了。司马昱非常熟悉社会上各位名士的清谈特点，并予以准确的评价。《世说新语·文学》记录有一次支道林与殷浩在简文帝处清谈的情景：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殷浩）崤、函之固，君其慎焉！”他深知殷浩的玄谈长于才性方面的内容，因此提醒道林小心。“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支道林与殷浩的清谈详情，不得而知，但是大体过程与最终结果是非常清楚的。司马昱的提醒与预测完全正确，在清谈场上驰骋不败的支遁，在与殷浩交言才性问题时败下阵来了。对清谈人物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而其评价也是合乎实际。他评价以前的著名玄学家说：“何平叔（何晏）巧累于理，嵇叔夜（嵇康）俊伤其道。”（《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曰：“理本真率，巧则乖其致；道唯虚澹，俊则违其宗。”结合刘孝标的注，我们应该对司马昱的品评之语，道一声“精辟”！何晏可能过于讲究辞采等技巧，因此反而妨碍了玄理的通晓明白；嵇康“师心以遣论”（刘勰语），俊彦气盛，很富有感染力，但是于理不免有所损害，至少言激切则难免偏，语激烈而不免尖，跟心平气和的道理显然相去不近。
他还因玄学修养的渊深，使得他对事理与人物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例如，谢安连续拒绝朝廷征召，大家感叹“安石不出奈天下何”的时候，司马昱根据谢安平日生活中“畜伎”（蓄养艺人）的细节，认为：“安石必出。既与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世说新语·识鉴》）果然，不久谢安就走出东山，前往桓温处任职了。司马昱的判断，自然依凭他的细致观察与不凡的识鉴，因为喜欢娱乐的人，不可能忘怀世事，更不可能在朝廷与家族罹难蒙忧时候，完全置身事外的。
简文帝司马昱还喜欢品评名士，而且功力不浅。他评王述：“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新语·言语》）王述之才可以从王羲之很瞧不起他，不愿为其下而坚决辞官退隐中看见端倪；他之真率也可以从“王蓝田性急”的故事中得到阐释。司马昱的一句话，把王述的基本特点概括殆尽。他品王恬：“朗豫。”（同上）这个品评，与《文字志》的叙述一致：“恬识理明贵，为后进冠冕也。”他评殷浩：“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同上）殷浩为清谈翘楚，司马昱的品语抓住了殷浩语言并不特别讲究，但是思理井然，善于布局的特点。前面所引支道林与殷浩的较量，起先支道林还不错，但是后来不知不觉进入了殷浩布置的“圈套”，败下阵来。根据《世说新语》所载，司马昱几乎将当世的名士品评殆遍，而许多人都希望听到他对名士的品评之语。
第三，柔弱胜刚。面对日益显露篡位野心，并且已经有倾覆朝廷实力且加紧夺权步伐的桓温，司马昱先以重用殷浩来与之抗衡，失败后便只能退求其次，以柔制刚。《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桓温）。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以常理常情，皇帝召见大臣，大臣会战战兢兢，而皇上却面南威严。但是当时情形是，皇帝为桓所“拥立”，前已经被他废掉了一个皇帝，司马昱的心境可想而知。如何面对这个随时都可能废掉自己，换上新皇帝，也许直接把自己拉下来，夺取皇位的军阀？司马昱想出一个暗室相见的计策。这种方法，多少有些敲山震虎的味道，所以他的举动得到时人的赞许。桓温在废了海西公，拥立司马昱之后，还要以故杀太宰武陵王司马晞父子，反复上疏，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司马昱坚决不同意削弱宗室的主张。《世说新语·黜免》记录其事：“桓宣武（桓温）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桓温欲以骋志来显示自己在朝廷决策中的地位，因此必须达到目的而罢手。面对随意废立皇帝的权臣，司马昱没有能力与之硬拼，更没有给他定罪的魄力与胆量。当然，他真这样做或许还会有更糟糕的事端发生。他的两次答表，都是言软而力足。特别是对桓温专横跋扈的行为非常不满，但是又不能直接训斥，只是以晋室的安危存亡来回击他，击中其要害，这样的诏书，竟然使残暴专横的军阀桓温“手战流汗”，可以想见其威力之大了。也正是这样的“柔弱”战胜了强悍。
简静与强力胜人相比，虽然不那么显著明效，但是在实力不如的情形之下，有时也有奇效的。桓温虽然在朝野似乎没有可怕的敌手，但是他对表面柔弱的司马昱等人还是心存忌惮的。例如：“宣武（桓温）与简文、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此处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镇。尝与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桥，温密勅令无因鸣角鼓噪，部伍并惊驰，温阳骇异，晞大震，帝举止自若，音颜无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温服惮也。”桓温的下三烂手段，也是相当出人意表的，因此武陵王司马晞的表现也属正常，因为周围所有人，除了简文帝以外，全都如此。司马昱的柔，虽然有实力弱的原因，其实也有内在修养功夫的“硬朗”在。这种镇定自若，显示出深不可测的修为力量，桓温的拥立与忌惮，都说明什么人都不在眼里的桓温，对柔弱的司马昱真的有所忌讳。这就是他的名士威力。
第四，雍容迁延。与玄远淡雅相一致，司马昱还处处显示出雍容迁延，迟缓不速的风致。他言语总是慢条斯理，从不疾言厉色。他处事迁延不速。“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世说新语·政事》）在一般人看来，做事要讲究效率，所谓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效率。但是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欲速则不达，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成语。司马昱的处事迁延迟缓，一方面是他的名士风度决定的，快速自然会失去文人的彬彬姿态，不雅；另一方面，时处非常，桓温年事已高，想方设法要加快篡位的步伐，因此尤其要提高效率。但是他的效率高了，对东晋皇室来说就会更早地把江山送掉，自然效果更糟糕了。他的迁延时日，显然延缓了桓温夺权的速度，也会使桓温焦虑不堪，加速他的生命旅程，使他及早走完人生路，为东晋王朝赢得时间和机会。事实证明，他的行动迟缓确实对保住司马氏的社稷，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后来谢安也用此法，迁延不速，使得桓温想要在临死前得到“九锡”，从而完成夺权的关键步骤的梦想成为泡影。前后相续的迁延之策，充分地展示出了真名士的绚丽光彩！
第五，玄佛兼修。在玄学清谈方面，司马昱有其长处。《晋书》本纪言其：“清虚寡欲，尤善清言。”他特别喜欢玄谈，家中常有谈客，谈客也把他家当做谈场。王坦之、范启、范汪、王濛、许询、支道林、殷浩、刘惔、谢尚、孙盛等当世名士，都是他家座上清谈常客。《世说新语·赏誉》：“许掾（许询）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托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许询是清谈能手，而且玄言诗的领袖人物，其才情谈趣自然很妙。司马昱能与他共谈，可见修为不低；两人竟然共谈至凌晨，东晋已经少见；整个过程，因为互相欣赏，不知不觉感喟（咨嗟），渐渐促膝而谈，并且叉手，忘乎身外的世界。这种情景只能证明，司马昱对清谈玄理已经达到痴迷的地步。由于他的爱好与痴迷，司马昱在玄学方面很有造诣，连常年在外的桓温也知道，下都时问当时的名流刘惔：“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惔回答道：“极进。”（《世说新语·品藻》）这种名士们公认的“极进”，那是需要有真的清谈成绩的，我们可以相信司马昱在玄谈方面的进益不为一般了。
他还喜爱佛学，不仅请僧徒尼姑去宫廷讲论佛法，而且确实对佛学深有体悟。《世说新语·文学》云：“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佛经确实有这样的话，此处刘孝标注引释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此佛即前面所说的圣人。这席话，不仅说明司马昱相信通过修炼神明，可以达到成佛的目标，而且相信佛法对人确实有陶练之功，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吧。支道林还在他家与许询搭档演讲《维摩诘经》，众人听得如痴如醉。（《世说新语·文学》）也许是他长期奉佛的缘故吧，司马昱心地特别慈善。前引《世说新语·黜免》的事例足以证明他的“大慈大悲”。桓温不仅废了太宰司马晞父子，而且要将他们杀头，原因是谋反，欲杀司马昱，想取代他的辅政之位。无论以其罪之性质，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感情关系，司马昱杀司马晞父子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且能左右朝政的权臣桓温多次上表。但是，司马昱坚决不愿杀了兄长父子二人，其原因主要应该是同胞之情。他甚至连言杀都不忍，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余嘉锡先生对此发表议论说：“简文虽制于权臣，而能保全海西公及武陵王晞。其人盖长者而短于才。”他的仁爱慈祥，已经到了被别人说“痴”的地步：“王长史（王濛）求东阳，抚军（司马昱）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司马昱）痴，真痴。’”（《世说新语·方正》）王濛曾要求官东阳，没有答应也是常见之事，但是不巧他短命，39岁就死了。看到他的悲惨遭遇，司马昱非常同情，竟然面对一个临死的人，任命他去东阳任职，确实是有点可笑。但是这里可以看出司马昱的仁慈之心，因为自己曾经使这样一个人失望，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其事固然不足效，其情实在感人至深，其仁苍天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