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字季鹰，具体生卒年不详，《晋书》本传言其卒年五十七，大体与西晋相终始。他出身吴地世家，张姓是苏州著姓，其父张俨官东吴大鸿胪。他是由吴入晋的名士，又是由朝至野的典型，行为超凡脱俗，属于清狂放达一派。张翰本甚有才能，《文士传》记载：“翰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辞义清新。”（《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史载张翰有集二卷，但已经散佚，目前仅存诗六首，残赋两篇，以及个别残句。张翰还是个书法家，《法书要录》《墨池编》《书小史》等古代书法典籍都有张翰善草书，“攀附张（芝）、索（靖）”的说法。张翰的心路历程既有由官宦之家至弃官之隐，又有亡国之余的复杂心理。其人格表现则主要倾向于道，可从四方面来说。
“江东步兵”。张翰的传记不长，但多有“纵任不拘”，“任心自适”（《晋书》本传）之类的断语，时人号为“江东步兵”，将他拟作以放荡不羁著称于世的阮籍，可想其狂放之状。毁弃常礼，自是步兵风范。如挚友顾荣死，他前去吊，径取琴奏曲，离开时又不按礼执主人手，完全是七贤之状。《世说新语·任诞》言：“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子舍人。经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这件事比较典型。此事虽然不复杂，但仔细想想大有违于世者数。听到陌生人弹琴声清可人，多听则无怪，然而直接下船去人家船上听，就不是一般人所常为。才见面，一起谈说投机就久谈甚至共饮也可理解，但是直接呼对方为“卿”则是当时常人所无之事。一般十分亲密的关系才可以，而张翰与贺循才相见几分钟！听说贺将去洛阳，就表示自己也有事要北上，立即寄寓他船上共行。且不说张翰是否真的恰巧要去，还不熟悉就如此“贸然”同行，常人会吗？最后自己要出远门，竟然不与家人说一声就跟着“陌生人”走了，简直毫无“世人”意识、行为常识与习惯。言其狂，应该没有问题。晚唐诗人韩偓《格卑》诗里说：“东晋清狂数季鹰”，可见其名远扬。他的这种不拘不滞，师心使气之举，完全无视人世间的常规常礼，一凭性情而行。
“山林间人”。他曾对好友顾荣说：“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文士传》）传达出自己的心志在于任纵自然，不以世务为怀。所谓“山林间人”就是隐遁之士，不在官场商场活动的人。显然，张翰与那些“朝隐”之士还是不同的，连清谈都舍弃了，自然俸禄也不要了。齐王执政时辟为大司马东曹崑，却在秋风中思家乡，即唱《秋风歌》（又名《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自此再无求仕之举，唯以饮酒纵乐为事。他的隐志不仅不务当世之事，而且不顾身后之名，远出先儒的“三不朽”观念，更为彻底：“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文士传》）有人以为这类举止言语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与阮籍大异，是纯狂放，而不是有为有块垒之放（戴逵）。其实两者对世态的忧虑是一致的。他告顾荣：“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亦难。”（同上）所忧所虑不减步兵，只是张翰更彻底地摆脱了官场羁绊。戴逵是东晋人，言阮籍等处于魏晋之际者的处境，不会很碍事，但是说西晋末年的人，就不那么方便了。其实从当时形势的复杂与险恶看，西晋后期不减正始。后人不察，以为戴逵之论乃可称不刊，遂否定元康之故。
至性之人。张翰遗落世事，任心适意而为，但他对亲情与友情是相当执著的。其至孝，《文士传》曰：“性至孝，遭母艰，哀毁过礼。”（《世说新语·识鉴》注引）其挚情，见与顾荣交。他被齐王辟为东曹掾，感觉世态危机，就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文士传》）嗣后，顾荣也整天狂饮烂醉，得以脱身回到故乡。顾荣卒，他前去吊唁，“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对挚友可谓生前尽朋友之谊，卒后尽朋友之情。不顾常礼，哀恸过礼，尤其是为死者奏其生前喜欢的曲子，似与死者心神交融。对真情的执著与炽热，使人难以相信竟出自不计得失，不顾荣辱，身前身后什么都不萦心的名士！或许正是这片纯真的情感世界才是名士栖居之所？
知机之人。任何一种行为方式就其自身很难说是与非，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如果有，那也是形而上的，盲目的。对张翰他们的放诞任达，当时人颇能理解，认为是“知机”或曰“见机”：“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世说新语·识鉴》）他弃建功立业之“不朽”，而回家无所事事终身。东晋就有人批评，后代否定者更多。但是从前引可知，当时人都认为他是正确的！显然时代的隔阂导致后人不容易理解前人，自然也有不关自己痛痒往往言说轻易的因素。张翰本来才能突出，前引《文士传》“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造次立成”，可以证明。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乱剧一幕接着一幕。若积极参与其间，无功可言尚在其次，枉送性命，甚至获得千秋骂名倒是真。他在《赠张弋阳诗》中说：“时道玄旷，阶轨难寻。”他有过寻找通途的经历，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因此他只能“昆弟等志，托兹幽林。玄墨澄气，虚静和心。”“逍遥永日，何求何索。”“潜光重阴，抱悴如荣。”“人亦有分，或通或否。”他的《杂诗三首》说得更明白：“嘉卉亮有观，顾此难久耽。延颈无良途，顿足托幽深。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欢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他看到时势艰险，前途迷茫，只有遁迹幽林，虽然无奈却尚能保全性命于乱世。他的《杖赋》有残篇曰：“良工登于层峦，妙匠鉴于林阿。顾眄乎晞阳，投刃乎直理之柯。”其意也颇可玩味。
张翰的人格表现也得到了一些后人的理解甚至赞赏。如孟浩然《永嘉别张子容》：“日夜故园意，汀洲春草生。何时一杯酒，重与季鹰倾？”（《孟浩然集》卷四）拿季鹰来称呼自己的好朋友，可以在“故园”倾酒倾情。宋周密《三高亭记》曰：“季鹰、鲁望，萧然臞儒。使有为于当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见微，托屣天刑，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齐东野语》卷十六）这是对张翰的出处说得相当透彻的。宋朱临《三高赞》表达更明：“翘翘季鹰，江东步兵。抗心世务，俯首尘缨。顾时多艰，无日升平。秋风动地，鲈脍驰情。载惟羊酪，不似蓴羹。终焉故国，江水永清。”（《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八）对张翰因时势艰难而佯狂退隐作了准确阐释，也表达了对其清高气节的赞誉。苏轼也很赞赏张翰：“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东坡全集》卷六）清代毛奇龄还在其《登吴山兰若同张孝廉》说：“中天化雨迷香象，落日秋风对季鹰。我欲远寻蓬岛去，何年东望海云蒸。”（《海塘录》卷二十四）应该说，除了喜欢用一种标准衡量不同时代所有人以外者，一般具有一定的客观态度的研究者，都会从实际的历史状况去认识和评价前人的人格及其表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