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名士恰巧遇上曹与马生死决斗的历史时期，因此他们的命运就必然地与这场搏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正始名士的出现，应该说他们历史性地承担了新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建构任务。自西汉武帝时开始的儒学一统的局面，在经过两汉学者皓首穷经的近三百年“经学”运动，已经呈现僵化态势。自东汉中后期如王充、马融等等具有“杂学”的思想家的改造甚至冲击，西汉初曾盛极一时的黄老之学，经过长期的潜伏又渐渐抬头，成为士林普遍的喜尚。在曹操将各地方士集中京城后，这些道家方术也逐步在社会上流产生着意想不到的影响。到魏晋之际，儒道兼综已经是许多学者自觉自然的思想趋向。马融与郑玄的经学明显已经有援道入儒的萌芽。再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看，东汉桓灵之时，已经开始尊崇老子。曹操虽然从统治效果考虑，杂取各家之术，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对儒家相对疏远，更重视法术刑名。曹丕与曹叡，重视儒学，但是不仅社会思潮难以简单地通过行政措施统御，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是纯粹的儒家信奉者，因此统治思想从一般的战乱临机变异，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论，到具有可以长期奉行的政治思想，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时的何晏、王弼等思想家似乎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
何晏他们虽然也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并对此有很高的兴趣，但是他们的主要爱好与贡献却是在思想理论方面。自曹爽秉政，曹丕父子的高压减去，思想界似乎得到了解放。他们在社会上活跃起来，著书立说，还开展了经常的广泛的讨论，即清谈。他们讨论的问题很多，例如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崇本息末等划时代的新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是对统治的根本思想而言的，虽然主在儒道融合，但明显有儒道并举的倾向，这与四百年汉代的传统相异，也与曹氏三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不同了。他们讨论老子与孔子（圣人）的关系，还讨论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认为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长于调控，与世俗小民任情而为不同。这样的议题与观点，完全把圣人拉下圣坛，由神复原到人，简直有革命性的意义，这在儒学一统的汉代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的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论述的问题与提出的观点上，尤其表现在所运用的思想方法上。如果说汉代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他们还是羞羞答答地借道释儒，使经学研究产生出许多具体的新义，那么何晏、王弼他们就是大胆地援道入儒，援儒入道，儒道并举，融合儒道，已经把传统的独一无二、神圣的经学与道学相提并论了。虽然汉代王充等人已经运用其杂学，阐述其独创的思想，但是他的儒学本位主义立场还是非常坚固的，所批评的只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观点。而何晏他们的革命，就是从兼综各家的立场，创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即不仅放弃了某家独尊或某家为主等先决态度，综采诸家以成一家之说，而且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能力，扬弃了以往那种以阐释具体问题为主的思想方法，在阐述自己思想时以一个完整而周密的理论体系形式出现，以体系统御具体阐释，以具体阐释体现思想体系，特别是王弼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理论体系的品位很高，以往的诸子著作是难以匹敌的。体现他们理论水平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自觉运用了一系列范畴，尤其是相对性范畴来论述自己的思想，如有与无、本与末、母与子、象与意、言与象、言与意等等，虽然这些范畴不少是在前人著作中已经出现过，但是何晏他们把这些范畴及其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中作出了严密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一个思虑精密的理论体系。前人的论述多以具体问题现之，因此一些范畴及其阐释大多具体，琐碎，甚至歧义频出。何晏他们的论述以体系统御具体阐释，因此范畴的系统意义鲜明，而且思辨性很强，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思想方式相差很大，确实现出了完整体系的特征。因此，正始名士们无论思想水平还是思维品位，在我国的思想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贡献是巨大的。在此，有一点前人似乎忽略而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应该着重指出，正始名士对许多玄学问题的探讨非常认真，显示出一定的科学态度。汉代的经学多门户之见与门户之防。两汉由于经学与士人的仕途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通一经犹如掌握了通向高官厚禄大门的钥匙，各家秘而宝之。以致一经就有悬殊的几家之学，互相之间不通气息。正始名士们却是常常在公开场合当众互相攻难辩论，绝无秘而藏之的想法，而且各骋其才，以决胜负，一场接着一场，胜者为众人钦服。王弼年未弱冠，而玄学才能突出，不仅口才常常胜过何晏，尤长于阐释《老子》与《周易》，何晏非但没有妒忌，相反真心推服，以自己吏部之尊与学界领袖的身份向社会名流推介，使他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玄学翘楚。这种诚于学术的精神，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仅魏晋间大放异彩，而正始名士首开其风。
当然，作为名士，何晏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主要在于基本确立了魏晋名士的风范。如果说我国古代文人的主要趣向在于立功，即在仕途上有较大发展，通过修身、齐家的功夫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不朽之目的，同时也达到使自己的家、家族成为那种“累世经学”、几世三公等世俗殊荣。因此，何晏他们对理论思维的更大兴趣，在名士风范中首先树立了对思辨性问题的特别兴趣，而且乐此不疲，这在后代名士乐于清谈中多有表现，成为魏晋名士区别于其他时代文人的一个显著特征。
正始名士在确立魏晋名士风范方面还有不少新创。例如热衷玄谈。玄谈也叫清谈，是若干个人士聚在一起，大家提出一个论题，然后各抒己见，互相辩驳攻难，最终决出胜负的一种学术讨论形式。这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活动，其起源于汉末的清议，但是清议的主题主要是人物品题与当时社会热点话题，而清谈主要是针对玄学问题，因此成为玄学发展的重要方式。正始名士开展的清谈，一方面可以考验谈者的玄学修养、理论思维能力，同时也可以决出语言表达能力与临机应变的能力，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能力的竞赛活动。这个活动中，正始名士的几方面特征得到显示，如以才情为荣，一场辩论结束，总有胜负，胜者为大家推许，自觉荣耀，而没有物质或官位的激励，全然是才情竞赛。比较公正，胜负全在于各人的才学与能力高低，没有资历、年望、出身等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正始名士为后代名士所尊敬和仿效，动机的纯洁是其重要原因。
矫情。所谓矫情，就是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也就是后人所言的文士风度。正始名士讲究临危不乱，镇定自若。这方面夏侯玄当为杰出代表。钟毓审判他时提出，要他承认钟毓与他是朋友，他宁死不屈，体现了名士中的脊梁，亲疏有则，决不含糊。这种气度以后成为评价名士的重要标准，一直延续，谢安的矫情史上有名，王徽之与王献之的高下也从这决出。
爱好女性化的美。正始名士的外貌很讲究，尤其是何晏与夏侯玄，以玉人著称于世。何晏的肤色与粉无别，而且是有意识修饰而成的。经常敷粉，吃药，使自己的肤色宛如年轻靓丽的女子一般。夏侯玄的肤色当为天生丽质，加之身材高大，站着如玉山，行走是玉人，处于众人之中宛如将玉石杂于瓦砾间，鹤立鸡群，区别鲜明。这样的审美意识在汉末仅仅有李固等少数人所持，且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批评。但是在正始年间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标准，而且整个魏晋期间都以此为品评名士的重要尺度。
热爱生命以致涉险吃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名文中曾说：“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关于魏晋名士吃药的问题，历代讨论已多。这种极其危险又可能带来极大好处的事情，确实是从何晏开始普遍起来的。以前药理还不明，药物的配制还未成熟，就连皇帝也不一定能吃到，只有到了三国后期，五石散才有可能成为贵族的享受。何晏应该是第一个有记载的收到奇效的人。这种药毒性很大，稍不留心就会给服食者带来危及生命的损害。但是，服食成功又能收到驱病强身的奇效。何晏本来酒色过度，人称之为“鬼幽”，自从服食五石散以后，精神健旺，肤色转嫩，一时成为士林仿效的对象。自此，服食五石散也成为名士的时尚，一直有人涉险吃药，尽管为此成为残疾的很多，送命的也不少，但是那种让生命的密度增加许多倍的药物还是很有吸引力。
虽然，正始名士在司马氏的屠刀下很快消散了，但是他们的能言善辩，光洁亮丽，临危不乱，以及冒险吃药以让生命更加灿烂的神韵深深打动了后代士人，成为名士的标志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