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祖籍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世代官宦。其父诸葛珪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豫章太守。孔明早孤，赖叔父抚育成人。十四岁那年随叔父至豫章，逃离战火纷飞的故乡，自此故乡就成了梦境与回忆。不久又随叔父辗转流徙置于荆州，投奔刘表。此间，全国军阀混战，唯荆州境平民安，各类人流入荆州者达十余万家，其中有不少鸿儒硕学，盖数以千计。因刘表在荆州开学馆，求儒士，定经注，俨然一片“稷下”气象，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重镇，为后来的魏晋学术培养了人才，打下了基础，自然也给社会输送了许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人才。诸葛亮在荆州，深被其泽。各种思潮，各色人等，齐集荆州，不仅活跃了思想，尤其是给正在成长中的诸葛亮等才俊提供了全面的素质教育。他十七岁时，叔父去世，因家庭生活，他定居隆中，边耕边读，经过十年苦读，他不仅学识大进，而且“卧龙”之名远扬，在刘备“三顾”之后就成了他的股肱之臣，直至离世。
诸葛亮亲眼见到了战火对苍生带来的灾难，又受到诸子各家思想的浸染，自己又从小历经苦难，确立了独特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也带有深刻的时代共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出世与入世：真隐与诚仕。中国文人，其生命的旅程始终缠绕着一个核心课题：出处。是出世，逍遥自在，还是入世，步入仕途。面对这个问题，诸葛亮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既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也是一位真诚的仕者。这两者表面上是矛盾的，真正的隐士似乎是绝对不出仕的，而想做官的人也是不会真隐的。但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基本解决了此一难题，加之道家的逍遥游的境界，可仕可隐，就成为如诸葛亮这样的达士所取的人生目标。
可以说，诸葛亮的隐是真隐。虽然他在隐之前，已经做好了建功立业的各种准备，所谓“身怀利器而待时”，但是他应该也做好了长期隐居的思想准备。他的《出师表》述其早年志向时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生于乱世的人，有待机而飞之念，完全可以理解；有终身隐逸之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隐居期间，并没有利用社会关系去上层活动，更没有交接权贵祈求富贵，而是在垄亩静静躬耕达十年之久，若再隐一两个十年，人生也就差不多了。他在《诫子书》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明志”“致远”既可理解为儒家的“不朽”，也可以是道家的畅神适意。对青年诸葛亮来说，两种人生之旅都是有可能的，他绝不可能如急于功名的人那样，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出仕。所以，刘备的思贤若不是真诚委心，他是不可能随之出山的。刘备“三顾”，他才肯相见，不是一般的自高身份，而是试验刘备的诚心而已。因为对诸葛亮来说，一旦同意出仕，他将委命于此。事实上，他对刘备的信任，以“鞠躬尽瘁”报之，完全是不顾个人得失，因此他的出仕也是真诚的，尽心竭力的。
二、机心与木讷：精明与自然。所谓“机心”就是在观察、分析和判断事物时所显示的深入与准确，并且能以权变与机巧作出灵活反应的心理能力。诸葛亮显然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他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兵学，不仅有理论，也有数十年带兵打仗的经历。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余明侠先生引述了这段话以后说：“诸葛亮亲手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之书及《六韬》兵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籍的造诣甚深，因而十分重视。”诸葛亮在后世的主要形象就是“足智多谋”，可见他的“机心”是很突出的。其本传说刘表的长子刘琦因其父亲爱少子，自觉身处危险而向诸葛亮求自安之策，但是他“辄拒塞，未与处画”，这可以看做“木讷”，或曰“默”。当刘琦与他在高楼饮宴，让人抽去梯子，并听到刘琦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末？”他不能不说了，但是这明显是人家私事而自己又是寄寓在刘表辖区，机变能力很强的诸葛亮就说了一个计策：“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立刻明白了，后来果然得脱险地。这件事情中，诸葛亮的表现可谓机心与木讷并见。他早就有了安琦良策，机心自有；但是一直没有说，以免给自己带来危险，显示木讷。刘琦的安排他事先不知，但到了此时此境，他能立即作出恰当回应，机心突出；言到意至而并未明说，而是借了一个春秋时期晋文公与其兄弟的类例来说，也好似未说，正如木讷。诸葛亮的一生中这样的表现很多。例如刘备在关羽被杀后，怒气冲冲地发动夷陵之战，结果肯定失败，历史上有许多人的意见，或赞成或反对，但就是没有诸葛亮的意见。这不太可能散佚的，应该是他确实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因为他有想法而不能说，这样不说也是机心与木讷的共同体。历史上有名的空城计与不赞成魏延先攻取长安之计对照着看，诸葛亮的这个两面性就很清楚了。诸葛亮平时少言寡语，自己家务也很少关心。在他的文集中，除了关心孩子的品德修养等以外，对家庭生活竟无片言只语，这种表现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刘氏，也是体现“忠心”的根本措施，因为诸葛亮在与刘备的关系方面，既是不可或缺的，又不及关与张那么亲密与久远，不如此就容易引起别人疑虑。带有自然色彩的木讷之中显示其“精明”。机心是他精明和智慧的必然结果，而木讷又是精明与自然的结合。只有机心和聪明，缺乏应有的木讷，那么在充满聪明人与愚蠢者的世界，他就会受到妒忌与排挤，或者自己隐显失度而遭殃，孔融不乏聪明，但是最终以悲剧告终就是实例。他依靠这种特别的智慧与显隐适度，使他在竞争激烈、关系复杂的政治圈里没有人能危害他，甚至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他的这种特征，很具老子的“大智若愚”的色彩。
三、严峻与疏阔：苛条与顺性。无须我们举出大量例子，几乎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法如山，制法严密。他深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对法家也是深有研究。这方面的史实很多。如本传所记：“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至于其所立兵法条例，至密至细，执行至谨至严。特别是斩爱将马谡一事，充分体现他的“一断之于法”的精神。因过而斩大将，在蜀国史上少有，而且是爱将；相关人员也受到严厉处罚，张休、李盛两名将军也被杀，陈寿之父为马谡参军，受髡刑；宿将赵云也被贬为镇军将军；丞相长史因马谡兵败逃亡，也免官。王平在此次表现突出，被提升为参军。诸葛亮在治军行政中始终如一地贯彻“法治”思想，制定法度严密，执行严厉，因此人人都明白必须依法行事，虽罚亦服。这种精神与行为的效果就是蜀国以一偏远弱小之地，竟然可与强大的魏国抗衡，远出于孙吴。
一般严峻者同时也琐碎，因为至密至细常常会让人主要精力放在细密的事情上。这样的情况在诸葛亮那里得到了合适的调节。因为他严密的同时也有疏阔。所谓疏阔，就是注重大略，抓住要领，忽略小节，提纲挈领。这种风度首先表现在他对天下形势的把握上。一番《隆中对》，阐明的并不是如何扩军、练兵、课税等等具体细致的操作措施，而是大谈目前的天下形势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刘备现在的急务。这显然是略其细节而举其大端。他的《诫子书》也很有特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比较一下刘备对刘禅的告诫：“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欢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区别不仅在于文字多寡，主要在刘备细密，连读什么书都一一列举，而诸葛亮仅以“静”“俭”“学”数端教子，要在修身、养德，其余则不足言。真是大要明确，小节不计。也许刘备的话更加感人，但是抓小丢大，言语琐碎，难得教子要领。所以诸葛亮能成就大业，因为他既有战略家的统摄眼光与能力，也有实践家的细致入微的严谨审慎。
四、神妖与凡人：杂术奇计与常人心怀。诸葛亮在后世被看做智慧的化身，特别聪明的代名词，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出神入化近乎“神妖”一般的人物。学术界当然清楚这是人们以夸张手法想象的结果。问题是，为什么会把诸葛亮神化成这样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人们“善良”的心愿而已，应该有现实的基础，即真的诸葛亮本人具有发展成这种形象的前提。诸葛亮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是当时人的共识。《三国志》本传说他“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其中的“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尤其特别，这是一般文人所不屑，也确实不务的，而诸葛亮却都力求精通究极，这就是他成“神”的关键。三国时期的马均在科技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注意，甚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还会看不起他的“不务正业”，诸葛亮精通此道就不同了，因为他“正业”务得很好，再务精其他就“神奇”了。从《诸葛亮集》中我们约略可知，他对政务、军务、经济等大务都很有造诣，这已经足以让人佩服了。他口才很好，出使不辱使命，辩论舌战群儒，文章气势磅礴。而他的《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贼骑来教》《作木牛流马法》《八阵图法》《算计》《二十八宿分野》等著作，在古代只有张衡等极个别的文人著作中能看到，一般文人著作中是没有这类著述的。张衡主要在天文与地学两个与一般人生活比较远的方面有其著作，并有实践，而且是他责任所在。诸葛亮是丞相，是军师，但是他同样具有这么多科技专业的知识，而且在战争与实际生活中有出色的运用，这不能不让当时人，以及后代的文人百姓感到惊奇，将他“发展”成神仙一般的具有特异技能。再说，诸葛亮的故乡齐地本是海滨道士产地，神仙方术战国时期就很流行，他小时候习其技术也在情理物理之中，但是搬到荆州、西蜀去，人们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况且还是文武全才！诸葛亮还能啸，这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的。可以说，历史上的诸葛亮本人就具备了文人所能有的各种知识与素质，还具备了一般文人所没有的自然科学的技术和能力，因此言其“神”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诸葛亮毕竟是真实的人物，因此也必定有“人”的现实性。这一点以往人们常常不很重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认识其“全人”所必须的。诸葛亮确实有世俗的一面。例如他与徐庶情感深笃，在徐庶去了曹营还经常询问其状况，可见他对友情的珍视；他哥哥诸葛瑾在东吴，他们公务上各效其主，但是对他思念与关怀也是时时在心；刘禅是个有名的庸弱无智者，在刘备兵败白帝城，临终时，诸葛亮对刘备夸奖说“欢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无非是让临死的刘备得到些安慰而已；还有给关羽的信件，言羽较张飞、赵云为优，其实也是为了满足关羽的虚荣心才说的。这些实例，就是具有浓厚世俗之情，活生生的诸葛亮，是超俗飘逸的诸葛亮的另一面。如果忽略这一面，那不仅不是全面的诸葛亮，而且他的神奇的一面也会逊色。世俗的一面，使得诸葛亮能够应付现实中种种复杂纷繁的事务与人际，而其“神奇”的一面才有施展的可能与条件，因为一个距离现实太远的人，不可能在现实中有其表演的舞台的。诸葛亮在世俗与超俗两方面都有其恰如其分的表现才能，因此既在现实中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与权威，又给自己创造了表现神奇的客观条件，成就了介于神妖与凡人之间的人格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