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自公元196年至220年，历时二十五年。这是历史学上的“建安”时代。“但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常从黄巾起义（184）算起，到魏明帝景初末年（239）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文人活动和独特性质的历史时期。
建安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从大一统的汉代到长期分裂战乱的时期，建安是天下统一时代的结束和天下分裂的开始时期。与这紧密关联的，是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学术时期的结束，道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兴起，形成新的思想解放，各家争议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为以后玄学的发展和佛学的立足、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儒家经学的衰落，同时导致人们信仰的失落，尤其是东汉末年信奉儒家伦理的党人集体拯救汉朝的失败，并且惨遭杀害，士人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新人格的探索，而这个过程本身促进了士人从群体自觉转向个体的自觉，开始了个性张扬的新时代。此际的名士，其标准与人格范型都明显有东汉名士的历史遗传，同时产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对后代名士具有很大的影响。
建安名士，人数很多，由于各人的历史渊源不同，人生轨迹不同，遭际相异，加之身处历史过渡时期，因此他们的人格模式与行为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建安”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名士有孔融、边让、祢衡、诸葛亮、荀彧、曹植、王粲、刘桢等等。
东汉王朝实际上是从黄巾起义开始已经名存实亡了。在东汉后期，朝廷中枢已经长期在宦官与外戚的轮流专权中绵延着，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子殚精竭虑，奋不顾身地拯救这个风雨飘摇中的朝廷。而社会上到处存在的流民在不断的暴动中壮大了声势，终于由张角领导的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摧垮了这个一统的局面，开始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在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196）全国形成了许多割据区域，袁绍、曹操、韩遂、马腾、公孙瓒、刘备、袁术、刘表、刘璋、孙策等等，都是各据一方。割据之后就是更残酷的兼并战争，至建安十三年左右，基本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是一个以战争消除战争的过程。几十年的战乱，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也给文人的心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荡。此期文人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表述。如“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之一）曹操也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这样的诗句在三曹、七子等建安作家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人觉得是难得的机会，天下大乱也是群雄竞起，可以建功立业的时期；一部分人在旧有传统不存，新的秩序未建的时期，努力探求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且寻求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当然许多人面对这样的乱局，只求保身全性，努力寻找一方太平的地方隐居起来。
如果这只是比较明显的表现，那么经学的衰落给读书人带来的影响和震颤则更为剧烈和深刻。经学这种中国特有的将学术政治化的社会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影响都很大。儒学的经学化，不仅将统治思想定格在儒家伦理基础之上，其影响之广可以说达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时刻，人们行为的每一个细节。其影响之深达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基与灵魂深处。一方面，“学者们”在认真地做法律与行政规定的“学问”，另一方面，这是不可以有自己独创的学术研究，是可以此谋生甚至富贵的名利之途。当然，由皇权统一规定的学术活动，也在很大范围内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世界，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宗教的作用，人们（包括学者）对儒学充满着敬畏之情，牺牲精神，东汉末年的党人，其行为的底蕴恐怕就在于此，因此有舍生之勇，就义之豪。但是，这一切都已成为灰色的过去。儒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汉王朝寿终正寝了，党人的鲜血白流了，生命白送了。这种历史现象，不会不使人深刻反省。学术之路该向何处？儒家伦理道德的信仰已经倒塌，信仰的支柱在哪里？到处的白骨，周围生命的朝存暮逝，军阀割据的时局，自己的存身之处在哪里？
面对现实的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士人反复探索，终于出现一种划时代的现象：士人的个体自觉。余英时先生论述道：“论汉晋之际士大夫与其思想之变迁者，固不可不注意士之群体自觉，而其尤重要者则为个体之自觉，以其与新思潮之兴起最直接相关故也。”真是不刊之论。士人的个体自觉正是新时代的征兆。这种个体自觉正是在群体自觉之后，必然性的发展。因为群体自觉的结果是虽然力量很大，也是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是最终目标没有达到反而群体性惨遭屠戮。从自然性规律来看，群体自觉所显示的声威与力量都是士人自身难以预料的，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脱离政权束缚之后的自身价值与实力，所以群体自觉的诱导，也使士人的个体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就是个体的自觉，也就是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这就是建安时代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人格的重建，也就是我们要论述的魏晋名士的鲜明人格的出现。
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多的。经学盛行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以遵守传统为优，不可能有崇尚创造力的社会氛围。但是从汉末开始，士林开始渐渐地尊崇个性，尊崇创造性。清议以议论的犀利和准确为标准，而不是简单地符合某种传统的信条为上；个人风度自然以独特为上品，而不是以某种纲常为准的；士林的勇敢以大胆和出众为赏，而不是以跟风从众为高。就以孔融为例，他年仅十余岁，去拜访名士李膺，门吏因其幼小而拒之门外，但是他巧妙地以自家（孔）与李膺家（李）似乎有老子与孔子的关系使门吏不敢不让他进去，而李膺家的客人们都因此称赞孔融的机智，而太中大夫陈炜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以为然，孔融却随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世说新语·言语》）讽刺意味非常浓重。这在儒家伦理非常严格的时代那是不敬长辈，但是孔融在此际却获得神童的美誉，得到普遍的赞赏。汉末对儿童的机智特别赞赏，对成年人的创意也是很重视的。这方面的过度表现就是出现许多独行怪僻的人和事，且以此为高。显而易见，汉末的人们已经对具有创造性的行为表示了更高的兴趣和肯定。
这时期的个性意识还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变化上。两汉期间，士人的自身价值主要体现于或者通经致仕，或者以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达到惊人的地步而被举荐出仕。这样的社会气氛，自然是鼓励人们消弭自己的个性特征为代价，以服从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为时代风尚。在两汉，士人的普遍价值取向是儒家的“三不朽”中的“立功”一项，因为“立德”已经不可能，立言为最次，只有立功为士人的最佳人生价值体现，可以光宗耀祖，可以扬名百世，可以给自己家族带来书香门第的传统乃至使自己家族名列显族之列。但是立功必须得到相应的机会，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有很好的家族与师友关系才行。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以经学名世已经不可能，以建功立业需要冒险投主，只有“立言”这样充分个性化的活动是士人们比较容易实现的。所以汉末、魏初，子书普遍比两汉（汉武帝至汉灵帝）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立言”的范围也比以前扩大了，从单纯的议论性文字扩大到文学创作。曹丕就是专门作了《典论》一书，以示对立言的看重，其中虽不免仍以子书为高，但是把习惯上的文学创作也列入“立言”的范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文学创作本身应该是个人化的活动，其社会影响也非如“立功”那样明显且可以衡量。这种比较非功利化的文学创作被列入“不朽”，开启了我国文人创作的方便法门，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价值。建安文学的繁荣应该说与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关系。与此相联系，书画创作也出现繁荣兴旺景象。两汉期间自然也有不少书法家，如被称为“草圣”的张芝，书法、音乐大师蔡邕等，但是此间的书画主要是服从于儒家的教化与经学发展的需要，甚至还有人从儒家的功利观出发批评当时人热衷缺乏实用价值的草书。建安时期，书法已经成为人们的欣赏美、创造美的重要活动。曹操经常在帐内挂上名家字画，与僚属赏评；钟繇、韦诞等等大师可以说痴迷于书道，我国的书画高峰实肇始于此。此外，围棋等竞技类活动，在两汉被蔑视为小道、丧志之道，在建安年间渐渐也在社会上普及，出现了许多以此著名的人物。这些与两汉不同，甚至有些地方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这是人们从儒家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了，重视个性很强的活动，提高创造性强的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并且大力从事这类活动，士人的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并得到明显增强，从而促进了“人”的自觉，因此“文学的自觉”归根到底是“人的自觉”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人的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方面的表现还大量存在于人们的家庭伦理之中。如荀粲：“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自熨。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对妻子如此体贴爱护完全超出儒家的伦常，而重色甚于重德，更是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此间人们父子直呼其名，夫妇相亲如友，都已经很广泛地出现于社会。
士人的自由性得到了很大发展，重视自我的精神感受，重视主体精神的自由。在伦理规范一统之下，在思想统一之下，人们或许也会因习惯成自然地安于这样的生活状态，甚至不思改变。但是，全社会整体的长期“统一”也会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人应该有的自由，包括思想与行为等方面的自由。由于经学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全方位地统治，汉代人的学术与思想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切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其他的思想或许在偏远的山野还有不尽的野火，而在稠人广众之中肯定已经没有市场了。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倒塌，经学这种完全靠政权扶持的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只能靠学术发展的惯性力和个别崇信者维持其残喘。在西汉初曾风行一时的道学沉寂了数百年之后又得到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名学、法家、兵学等杂学都因人的精神自由，选择自由而获得发展的机会。建安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不再是烂熟经术，而是各人有无新颖独到的思想。蔡邕因在民间看到了思想犀利、思辨性很强的《论衡》而一时谈锋锐利，辩才剧进，使学界惊讶。可见此时人们的喜尚已经产生了巨变，崇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圣人思想，而是具有活力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自然只有在思想获得解放之后才可能出现的。建安时期，各种思潮的涌现，思想的自由，为以后玄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荆州学派”可以说是玄学的先导，与王充《论衡》同时流行的各种杂家之书，都是当时士人喜好的思想材料，而其中打破儒家神圣统治的精神与胆识，给学人的精神解放影响更为重要。
由于长期的伦理与思想束缚的破除，士人在个性自觉中，努力地追求着个体的独特性与个别性。这种独立特行以求与世俗众人相异的表现，虽然可能与汉代察举以名声有关，但是性质是不同的。察举需要的名声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而建安时期士人的追求个别性与儒家的伦理无关。余英时先生论道：“士尚名节之风本汉代选举制度有以促成之，而独行亦其时选士之一科，但流变所及，则为士大夫之充分发挥其个性。虽虚伪矫情，或时所不免，而个体自觉，亦大著于兹。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性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其为人所认识之义也。”如赵壹不仅身材特高大，而其行为尤其惊世骇俗，结果“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后汉书》本传）再如郭泰、徐孺子、申屠蟠、黄宪、戴良、孔融、祢衡、刘桢等等，他们都是以行为与风度独特而称颂于士林。这些人的行为或许确有矫枉过正之嫌，故作惊世骇俗之举，但其实际意义确实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那种努力寻求自觉的独特性与个别性的行为，其精神就在于表明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即思想、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等，都具有其自己独有的特征，这种个性的显现与张扬，正是名士的重要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名士，总是以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及其表现出现在社会上，表明其自身独特的品性与价值。所以，建安时期出现的士人个体自觉，是名士出现的必要前提和根本条件，换言之，名士的大量涌现，正表明了中国士人普遍的个体自觉，那种将所有人捆绑在统治者指定的统一的皇权政体上的僵化体制的败亡。
这种追求，不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即追求个性化，追求个体的独特性已经成为士人普遍的行为与要求。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物品评的变化。两汉实行察举与征辟来选拔人才，这本身已经为士人追求“名”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政府是以统治阶级既定的标准来评价与选拔人才的，而汉末魏初的人物品评是以士林认可的标准来评定一个人的高下雅俗的，因此虽然借用了两汉选拔人才的方式，其内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约言之，统治阶级的标准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经学的熟悉程度，而社会士林的标准更多的是所谓“情”这个在两汉被儒家伦理严重压抑的因素。建安时期，老子的“自然”开始为士人们接受并成为行为的主要标准，顺性而为，任情而行，最充分地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与聪明才智，在人生中以自然状态生活，这与严格按照外定的规则规范行动，以统一的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世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策，览依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向别人打听对自己的评价，这多少与传统的“谦受益”不谐，而评论的又是两人高低，更非旧时“雅事”，但顾劭与庞士元却不顾这种腐儒陋习，不仅评，而且不卑不亢，科学客观，令被评者也心服口服。从其内容来看，两人的价值取向也是相差甚大，但各有胜长。前面所引的赵壹之事也足以说明充溢着个性化的行为与言语都会在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同甚至赞赏。
总之，建安时期，旧有的政体与规范的一统已经打碎，群体一致的格局已经消失，人们普遍追求个性化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士人的“个体自觉”已经开启了魏晋名士的新人格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