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哈河，人们看我的眼光奇怪而陌生。有好事人拉住我说话，一开口就是春燕，又装出不知原委的样子，东打听，西打听，眼神诡秘。我很反感，后来就很少再和别人说话，遇见人，就远远地低着头绕过去。我爹说我越长越抽抽，家里来人，连个话也没有。他无比气愤地又把那句老话抬出来：“白喝了一肚子墨水。”
我想去看春燕，可爹不让。老哈河的大人都视春燕如瘟疫，不让自家的孩子接触。太阳下山后，我站在大门口望着春燕家。等确信只剩她自己了，才偷着跳墙过去。我推开门。春燕在炕上躺着，没动。
“春燕！”我轻轻喊了一声。她坐起来，看见是我，要下地。我知道她的腿还不好，就拦着她，贴着炕边挨着她坐下。我想和她说点什么，可眼泪先扑簌簌落下来。她不哭，还安慰我，然后说，过些日子，她就走了。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出去打工。”我一惊。那时，“打工”在老哈河还仅仅是个传说。我们挤扁了身子贴在村支书家的窗口看电视时，隐约听到过这个词，那可只是发生在南方的事，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春燕的心情和玉兰一样，只想走得远一些。我心里难受死了，说：“如果考不上，我就和你一起走。”春燕苦笑了一下：“你肯定能考上。不像我，一条淤泥里的鱼，不挪地儿，只有死。你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就像老哈河的水，哗啦啦的，没人能挡得住。”我摇摇头，眼泪稀里哗啦地落下来。
说也怪，从春燕家回来，我不但不再伤感，心里反而觉得很踏实。因为不管考上考不上，我都会离开这个地方了。到那天，我会大声说，老哈河啊，你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很多年后，当我艰难而顽强地在别人的城市生活时，老哈河竟成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位。我夜以继日地想念它，想回去，尽管它依然死寂和贫穷。
接到卫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正和我妈、三丫儿一起割麦子。八月天的午后，麦地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和三丫儿努力跟在我妈后面。腰疼得好像要断，回头一看，才割了几丈远。朝前面一望，麦地没有尽头，这大一片地，啥时候才能割完啊！我绝望地想着，同时去看割在前面的我妈。她正用右胳膊夹住镰刀，弯腰薅起一把长得很高的麦子，接着，抬起左脚，将麦根朝下，冲着脚底使劲摔着，待麦根上的土纷纷落尽，再对半一分，用两手利索地拧着，然后抬起左胳膊迅速一夹，一个麦捆爻子就打好了。她把爻子放到地上，直起腰，目光正好与我对接。她冲我大声说：“你要是考上了，我一天也不用你干活！”
这些年，我妈一直都这样说，可每次下田依然大声冲我喊：“二丫儿，走啦！”我妈希望我考上的主要原因来自我们家族。我的婶子大娘头胎都生了儿子，只有我妈生了我大姐。更糟糕的是，接着，又生了我和我妹三丫儿。在那个传统家族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备受歧视。有一次家庭大战，我六叔就因此对她旁敲侧击。我妈突然拉过我，嘴唇颤抖着说：“哼，我们二丫儿顶十个小子，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会眼热的！”
我正想着这些，听见有人在喊。抬头一看，是“小先生”。他正往这边走，一边走一边喊：“二嫂，你家二丫儿考上卫校了！让去拿通知书呢。”我还没反应过来，三丫儿就扔下镰刀，跑到我身边，使劲抱住我，又蹦又跳。我们都仰着脸。我看见八月的天空蓝得像一块水晶。老哈河的上空，水鸟欢快地自由穿梭。
我去学校拿通知书时，遇见了王玉柱，他也考上了。第一眼，我们就感觉到彼此都在极力回避对方，好像我们一张口就会谈到文凯或者春燕，因此我们只是慌乱地打个招呼，就走开了。匆忙的一瞥里，我看见王玉柱的一张脸晒成了古铜色。走到大厂供销社门口，从老哈河方向下来的班车正停在那儿。我去给我爹买了一瓶索密痛，出来后，车还没走，我无意中抬头向车里望了一眼。
玉兰！我看见玉兰了！她正向外望着，一脸茫然。我一愣，赶紧跑过去，踮起脚，一跳一跳地从外面敲着车窗的玻璃喊：“玉兰！玉兰！”
玉兰猛地站起身，费力挤过密密匝匝的人，打开窗子，可她刚拉开一个小缝，车就启动了。她从车上看着我，使劲招手。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同时也看到了挤在车里的玉兰她爹、她叔和她家别的一些亲戚，特别是那个养蜂的四川人。我拼命挥手，追着车跑。班车在乡村土路上卷起一股烟尘。
一路上，我失魂落魄。在村东的麦地边，我遇见了去割地的春燕。她又黑又瘦，原来亮晶晶的眼睛现在一点神采都没有。我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她，她的眼神更加暗淡。远远地，过来几个人，我们就拐进路边的麦地，穿过它，一直来到了老哈河边。我们脱了鞋，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春燕看过了我的通知书，说：“等你走了，我就走。”说罢，红着眼圈儿，用镰刀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在石头上磕着。我也忍不住了。清澈的老哈河水荡着涟漪，将阳光打碎，再带着无数的碎光，流向春燕和我都不知道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