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特殊年代的社会选择，它的出现是伴随着中国70年代后期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1979年，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提倡“晚生、少生”转向“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此后，中国的独生子女新生代渐次形成。
1984年，全国育龄人口中，有2800多万名独生子女父母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1987年，领证的家庭增加到3200多万个；1989年上半年，全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父母达到3400多万个；1992年，全国累计有4216万对育龄夫妇自愿生育一个孩子，到目前为止，全国的独生子女达到5000多万人。
一对夫妇终生只生育、抚养一个孩子，应该说在孩子的教育时间、精力、金钱等方面的投入都更为充足，因此也应该能教育出更好的孩子来。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忧心忡忡的社会学家已经发出了这样的预警：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少儿教育正面临着一个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独生子女新生代因为其独特的成长过程可能预示着一个令家长和政府都大吃一惊的结果：不是成为生活的失败者，就是成为社会的反叛者。
这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了，但许多局部调查却让我们看到了令人忧虑的画图：
深圳特区90年代初一项调查表明，平均每7名特区独生子女就有1人具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行为问题。
对北京2294名小学生参加家务劳动的情况调查结果是：这些学生平均每天干家务的时间只有0.2小时，远远低于美国同龄孩子的人均1.2小时。某小学低年级班共有32名学生，其中有20名不会穿衣，有10名需要父母帮助洗脸、洗脚。
据上海的一项调查，70名4—6岁的独生子女有700%挑食，64%任性，43%不能与同伴友好相处。
天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独生子女中有41.3%任性，43.8%挑食，这些比例都高于非独生子女。许多省份的类似调查似乎都表明了这一点。独生子女有行为问题，如自私、任性、脆弱和攻击性、依赖性等方面的比例都高于非独生子女。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应该忧虑，也应该沉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独生子女就是“问题儿”吗？
显然不是！
诗人说：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而在独生子女早期，父母教育就是落在这一张张白纸上的最初的画笔。然而一个“独”字，却使父母之爱过分聚焦，从而变味变质了。因此可以说，有“问题儿童”，就必有“问题环境”及“问题家长”。目前，不少家长的教养水平、教子观念和教育方式才是“独生子女问题”的症结所在。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曾对一年级某班48名平均6岁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是：在父母的约束下，近1/4的儿童不能经常出去寻伙伴游玩，5%的儿童甚至从不独自外出游玩。这种将孩子封闭起来，避免与外界接触的做法，使得这些“独子”、“独女”尤如生活在封闭的蛋壳中。在这种家庭文化下成长的孩子，性格怪僻，自以为是、自私自利、感情脆弱，并且容易形成神经过敏、忧郁、害怕社交等一系列不良品质和心理。这样的孩子很难适应社会，更谈不上承受挫折。
与此相反，一些家长对子女从金钱上、物质上娇纵，对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来讲，艰苦奋斗的故事已经成了现代笑话。
1990年底，北京市统计局曾对部分有不同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小学生家长进行调查，结果是：小学生月人均消费支出为173.10元人民币；1991年，北京一个双职工之家每月的平均收入为450元，而孩子的开支却要占去一半；1992年8月一份针对360户居民的调查又得出相似的数据，家庭中用于中学生的消费支出占户均生活费支出的66.3%。校园高消费、攀比风愈刮愈烈，在金钱的诱惑驱使下，不少少年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1993年7月2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播出了一起独生子女犯罪案件。两名15岁少年绑架其同窗好友，将其骗出杀害后向被害人之父索取绑架费，其心灵之冷酷、手段之残忍，令人心悸、也令人深思。编导们最后提醒大家：5000万独生子女大军中的“害群之马”已经具备了危害社会的力量和可能。社会应该警惕了！
要说中国父母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那绝对是不客观的。从送孩子去“星期日学校”、“辅导班”、“兴趣班”到“请家教”、“陪读陪练”，不遗余力。然而，他们在满足于孩子长胖、考了高分的同时，却忘记教育还应该有更宽泛的含义，还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树立高尚道德、健全人格、耐受挫折、有爱心、有责任心、有利他的精神。所有这些教育的缺乏，对独生子女来讲都是终生难以弥补的。
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再有5年，10年，这一代独生子女将纷纷走上各种岗位，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将培养教育出怎样的少年，这是摆在每一位父母和教育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努力交好这一份答卷。
（张青方）
